【頻臨失衡的地球—生態與人類精神】 美國─阿爾·戈爾著(16)
《第三部分-獲取平衡》 第十五章 全球環境馬歇爾計畫
現在，人類文明已發展得錯綜複雜，各不相同，蔓延全球，以致很難想見我們怎樣才能作為一個整體協調一致地去應付全球環境危機。然而，情勢恰恰在迫使我們這樣去做。如果我們不能誠心誠意地把保護地球作為組織社會的新原則，人類文明是否還能繼續都將成為疑問。
情況已經一目了然。我們應該如何著手呢？怎樣才能建立起切實有效的相互聯繫，把生活在截然不同環境中的人民團結在一起呢？怎樣才能把截然對立的國家群體各自的力量凝聚在一起，持久不衰，在若干年內將這一新原則轉化為實實在在的變化——會影響到共同居住在這一星球上的人們生活的幾乎方方面面的變化？
我們希望拯救環境，但很難想像這種希望有現實的基礎。這不僅因為我們對這項工作的迫切性缺乏廣泛一致的共識，還因為直到現在我們還未曾在全球範圍內一起解決過任何在困難程度上哪怕是接近這項工作的難題。即然如此，我們必須想辦法開展這項共同的事業，因為我們所面臨的危機歸根結底是一個全球性的危機，只有在全球範圍內才能解決。僅僅顧及到這項工作的這個或那個方面，或僅在世界的這一個或那一個地區努力實施一些方案，最終都會遭受挫折和失敗，解決整個問題的決心也會被削弱。
現在所需要的全球行動在歷史上確實沒有先例，但歷史也確實為我們提供了至少一個團結協作的有力典範：馬歇爾計畫。在一次史無前例的傑出合作中，幾個相對富有的國家和幾個相對貧窮的國家在共同目標的推動下，聯合起來重新組建了世界一個區域的全部國家，改變了這一區域的生活方式。馬歇爾計畫展示了一個宏偉的規劃如何轉化為有效的行動，回憶一下這項計畫何以如此成功會很有益處。
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歐洲被徹底毀壞，根本無法想像能夠重新進行正常的經濟活動。不久，1947年初春，蘇聯拒絕了美國提出的幫助德國恢復工業的計畫。這使馬歇爾將軍和杜魯門總統等人確信，蘇聯人是想從德國以及其他所有歐洲國家的全面經濟災難中獲利。美國在經過數次商討和研究後，提出了馬歇爾計劃的原型，正式名稱為“歐洲復興計畫”。
人們通常認為馬歇爾計畫是一項有膽略的計畫，幫助西歐國家重建並壯大起來以防止共產主義的擴散。這種流行的看法在這一點上是正確的。但是，兩位哈佛大學的教授，歷史學家C.梅爾和S.霍夫曼強調的是這一計畫的戰略性。它主要著眼於歐洲無力將自己從其經濟、政治和社會蕭條中解救出來的結構性原因，集中解決障礙性問題，如受到破壞的基礎設施，被水淹沒的礦井，荒唐的貿易壁壘等。正是這些問題阻礙了每個國家挖掘其經濟潛力。“歐洲復興計畫”是一個相當長期的計畫，一項全面的努力，用以重新調整基本結構，而不只是一項應急計畫或現在所說的“發展”計畫。該計畫的設計有意識地去改變所受援國的原動力，幫助它們形成一個健康的經濟體制。A.哈裏曼出色地運行了這一計劃。
歷史學家們還注意到了馬歇爾計畫的區域性目標和旨在推動歐洲統一、形成集體行動的動機。實際上，該計畫一開始就努力促進一個更大的政治框架——一個統一的歐洲——的形成。為此，它堅持要求這一地區所有國家在每一個行動上都要協調統一。最近建立的統一歐洲議會以及為建立與歐洲經濟共同體平行的政治共同體所採取的引人注目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為馬歇爾計劃為此打下了基礎。
但是，最初開始具體實現統一歐洲的設想時，它看起來只是一個不太可能成真的計畫，實現的可能性比僅只幾年前柏林牆的倒塌還小得多。它的每一具體細節都不太可能實施，正像我們今天希冀在解決環境危機的問題上採取全球統一行動似乎不大可能一樣。不管可能與否，我們現在迫切需要一個類似馬歇爾計畫的方案，或許可稱為全球環境馬歇爾計畫。這一計畫的規模和複雜性會遠遠超過原來的馬歇爾計畫。我們現在需要的計畫應包括對發展中國家提供大規模的、長期的和目標明確的援助，為貧窮國家的持續經濟發展設計並轉讓它們所需要的新技術，一項全球性的控制人口規劃，以及工業國家對加快向保護環境的生活方式轉變做出有約束力的承諾。
儘管40年代後期的情況與今天的形勢有巨大的差異，馬歇爾計畫在我們開始與今天面臨的挑戰做鬥爭時仍有巨大的榜樣作用。例如，全球環境馬歇爾計畫必須像當初的馬歇爾計畫一樣著眼於戰略性目標，將重點放在能夠消除妨礙當前全球經濟健康發展的難題的行動和規劃上。我們今天的系統排除了幾乎整個非洲和很多的拉美國家，而新的全球經濟卻必須是一個完整系統，不能把一些地區整個撇下不管。舉例說來，在一個整體系統中，富裕國家不應該不斷地要求某些第三世界國家為舊的債務償付巨額的利息。這些國家的人民已經為此承擔了不堪忍受的重負，從而引發了不可控制的革命性衝突。馬歇爾計畫以盡可能寬闊的眼光看待歐洲的問題，制訂了戰略性措施來滿足人們的需要，推動了持續性的經濟發展。現在，我們必須在全球的範圍內做到這一點。
但是，戰略性的思維如果不能成為人們的共識則毫無用處，而在這一點上馬歇爾計畫也對我們具有啟發性。歷史學家告誡我們，如果不是接受援助的歐洲國家都具有一個共同的意識形態，或者至少傾向於一套類似的主張和價值觀的話，馬歇爾計畫當初就會失敗。戰後的歐洲選擇民主與資本主義的強烈願望使這一區域的經濟得以融合。與此相似，就整個世界在基本的政治和經濟原則上達成共識這一目標而言，我們已經比即便是三五年前都接近了很多。隨著西方政治和經濟原則在觀念上取得了愈來愈明顯的勝利，全球環境馬歇爾計畫也會變得愈加切實可行。我們可以說，世界上的大部分國家在近年中都做出了三項重要的決擇。第一，民主體制是這一星球上的人們應該選擇的政治體制；第二，經過調整的自由市場是應該選擇的經濟組織形式；第三，大多數的人們現已感覺到自己是一個真正的全球文明中的一分子。全球文明這一概念在本世紀中被提出過多次，但都夭折了，直到今天才最終在全世界深入人心。即使民主和資本主義遭到官方反對的那些國家看來也在緩慢地向我們的觀念方向發展，至少在現今還未當權的年輕一代的頭腦中是如此。
當初制訂馬歇爾計畫的另一個動機是人們深切地意識到軸心國專制制度結束後留下了危險的政治真空，若不積極推動民主與資本主義就可能會產生混亂。同樣，共產主義觀念失敗（馬歇爾計劃為此起了重要作用）的餘波留下了一個意識形態的真空。它導致兩種可能：或者我們制訂一個具有膽識的戰略，促使全世界都出現民主體制和經過調整的自由市場，形成一個真正的全球體系；或者目睹愈來愈多的戰亂，就如我們在柬埔寨、哥倫比亞、利比亞、黎巴嫩、薩伊和阿塞拜疆已經見到的那樣。
不過，馬歇爾計畫的成功有賴於戰後歐洲的一些特殊情況，而這些因素在今日世界的很多地方並不存在。例如，歐洲國家在二戰之前已形成了先進的經濟體制，擁有大量的技術工人、原材料和共同的現代化經驗。它們也無疑都具有區域合作的能力——儘管這一點在今天看來要更清楚一點，而當時德國與英國修好的前景看起來還遙遙無期。
相比之下，涉及全球環境馬歇爾計畫的各個國家差距顯然巨大無比。各種各樣的政治實體處於完全不同的經濟和政治發展階段，還出現了“後民族國家”實體，如庫爾德斯坦，巴爾幹，厄立特裏亞和喀什米爾。事實上，很多人現在以生態標準而不是政治標準來劃分自己。例如，“咸海地區”指所有遭受鹹海生態災害之苦的若干蘇聯共和國。“亞馬遜人”指生活在世界最大熱帶雨林地區的若干國家居民。在那裏，國境的劃分常常不可識別，也沒有意義。
世界各個國家和民族的差異使歐洲的成功模式大為複雜化。即便如此，馬歇爾計畫的經驗仍然可資借鑒：即在差異之中，為了促成向一個可持續社會的轉化，制訂計畫應照顧各個地區，並為它們制訂專門的戰略。例如，東歐的地區特點就與非洲撒哈拉以南的薩赫勒地區截然不同，中美洲所面臨的挑戰與東南亞次大陸也截然不同。
進步的阻力很多出於工業國家。實際上，全球環境馬歇爾計劃所面臨的最大障礙之一是要求先進的經濟國家必須實行根本性的轉變。馬歇爾計畫要求的轉變只限於接受該計畫援助的國家。該計畫的費用全部由美國支付。當然，美國在同一時期也經歷了極大的變化，但卻不是遵從外國的指令，也不是出於履行某條國際協議的義務。
新的計畫卻要求所有富裕國家撥款，把保護環境的技術轉給第三世界，幫助貧窮國家穩定人口，形成可持續經濟進步的新模式。為此，富裕國家自己也要轉變，而這種轉變在某些方面要比第三世界還要痛苦，這正是因為現有的權力模式將被打亂。因此，轉變會遭到強烈的反對。但我們能夠而且必須實行這一轉變——既在發達國家也在發展中國家。一旦著手，這一轉變可能只有在全球協議的框架下進行。這些協議要求所有國家步調一致。為了計劃的成功，這些協議必須是一項整體規劃的一部分。它要規劃出一個更加健康和平衡的全球文明模式，使第三世界融人整個世界之中。同樣重要的是，發達國家必須心甘情願地做出榜樣。否則，第三世界國家就不大可能考慮要求它們做出的改變，即使做出這種改變能夠得到相當大的援助。最後一點是，馬歇爾計畫在要求所有國家共同協作的同時也嚴格尊重各國的主權，所以，新的計畫同樣必須在強調世界不同地區和全球合作的同時，仔細認真地尊重各個民族國家的主權完整。
這一點值得特別強調。只要提到涉及世界範圍合作的計畫，就會馬上引起很多人，特別是保守主義者的注意。這些人一直把這類用語與提倡世界政府這一類超國家政權等同視之。實際上，有些贊同全球共同努力的人傾向於認為我們不可避免地要有某種超國家政權。但是，這種想法在政治上和實踐上都行不通。在政治上，問題顯而易見：它會引起強烈的反對，致使我們在討論計畫的基本目標時陷入僵局——特別是在美國，因為我們美國人特別強調保護個人自由。我們在某種世界政府中的代表即使擁有部分主權，也可能會危及到我們的權利。這種恐懼會將計畫扼殺在繈褓之中。實踐上的麻煩可以這樣來表述：世界政府應該是什麼樣子才能強迫每個國家採取保護環境的政策呢？行政管理就會是非常棘手的問題。至少，政府的缺乏效率常會隨著政權所在地與受其影響的個人之間地理距離的拉大而更加惡化。而且，考慮到將受這個全球政治實體管理的一些政府的混亂狀態，不管這個政治實體是什麼樣子，它都會產生始料不及的副作用和綜合症，會與計劃的基本目標發生衝突。建立世界政府的想法，正如D.派克談到一本她不喜歡的書時所說的，“不應被輕描淡寫地撇棄，應該再用力踩它一腳。”
但是，如果世界政府既不可行，也非我們所願，那麼我們怎樣才能共同努力拯救環境呢？只有一個辦法：我們必須簽訂國際協定，在全球範圍約束我們的行為。儘管這些協定既包括鼓勵，也包括對違約行為進行有法律效力的懲罰，但簽訂這些協定仍要以自願為基礎。
世界上最大的超國家組織——聯合國確實應該起作用，儘管我對它能起多大作用持懷疑態度。具體來講，聯合國為了幫助監督一個全球協定的實行，可以考慮成立一個管理理事會來解決與全球環境有關的問題，就像現今的安全理事會負責戰爭與和平問題一樣。隨著環境危機的全貌逐步展現，這樣一個論壇會越來越有用武之地，甚至會成為一個不可或缺的機構。
同樣，我們也應該每年都舉行一次環境最高級首腦會議，如同現在的經濟最高級首腦會議一樣，但後者很少有時間討論環境問題。籌備制訂全球環境馬歇爾計畫的會談畢竟只能在最高領導級別上開始。與經濟最高級首腦會談不同的是，參加環境會談的必須既有發達國家，也有發展中國家的首腦。
在我們提議的任何全球協議中，最困難的問題是富裕國家與貧窮國家的關係問題。兩個群體所承受的負擔和義務必須仔細加以平衡。例如，如果某個協定對貧窮國家的影響更大，就應同時有一個對富裕國家影響更大的協定來加以平衡。在有關全球環境問題的早期討論中，這種方式已自然而然地在形成。這方面的一個例子是把拯救熱帶雨林的談判與減少溫室效應的談判無形中聯繫在一起。熱帶雨林大都在貧窮國家，而燃油消耗造成溫室效應則在富裕國家尤難解決。如果這些談判能夠成功，其結果就會使雙方各有所得。
全球環境馬歇爾計畫的設計還必須認識到很多國家都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每一個協定不僅要考慮到所涉及國家富裕程度上的差異，還要考慮到它們所處的不同政治、文化和經濟發展階段。這種差異對全球計畫帶給它們好處的國家來說很重要，對要為此做出贊助的國家也很重要。例如，贊助國彼此之間的合作和協調一致可能會是一項最困難的挑戰。參加馬歇爾計畫的兩個贊助國，美國和英國在戰爭期間建立了一種非常出色的親密工作關係。這種關係成為兩國在戰後期間合作的楷模。當然，今日的美國絕不可能是全球復興計畫的唯一首要贊助國，也不能在重要問題上獨自做主或只與一個最親密的盟國一同做主。現在，經濟資助必須同時出自日本和歐洲，以及富有的盛產石油國家。
西方同盟遇到要花大錢的時候經常表現得滯緩無功。不過，在長期對抗共產主義的鬥爭中，它在軍事、經濟和政治合作方面積累了很成功的經驗，而世界可以以它為榜樣，就如在執行馬歇爾計劃時以美英的戰時合作為楷模一樣。恰巧，共產主義的崩潰使西方同盟喪失了共同的敵手，但這也使它能夠解放自己的資源。這會為它創造理想的機會來為共同合作選擇一個新的偉大目標。
在我們籌備全球環境馬歇爾計畫之前，即使超級大國——美國、日本和歐洲——之間的合作也仍面臨一系列的障礙。儘管日本擁有巨大的經濟實力，但它一直不願分擔世界的政治領導責任，至今對這一責任視而不見。此外，歐洲將花很多年時間來解決走向統一所產生的各種棘手問題。這一挑戰更由於東歐國家申請加入歐共體而愈為複雜。
結果，倡議、創造、促成和領導這項工作的責任便不相稱地落到了美國身上。然而，在90年代初期，我們領導世界的衝動經常看起來與40年代後期不可同日而語。越南戰爭的慘痛經驗是造成這一結果的部分原因，領導世界的負擔沉重不堪也為我們敲響了警鐘。此外，與以前相比，我們在世界經濟中的統治地位已不復存在，這自然使我們不願承擔巨大的負擔。我們的高額財政赤字迫使我們不願去考慮即使是最緊迫的工作。C.梅爾告訴我們，美國在1948年至1951年間每年為馬歇爾計畫支出的錢大約占我們國民生產總值的2％。今天，相同的百分比每年將幾乎達到1000億美元（我們每年的非軍事性對外援助約為150億美元）。
然而，馬歇爾計畫當年在國會受到了不分黨派的熱烈支持。沒有多少人懷疑政府的干預非但不會損害歐洲的自由企業制度，而且還是幫助它健康運行的最有效方法。但是，我們今天的領導人看來對任何形式的干預都心懷畏懼。實際上，他們不願在創立有效的環境戰略中擔任領導的根源在於他們擔心真這樣做的話，我們會不可避免地被迫以此為榜樣來領導自己的國家，積極地促進改革，從而會擾亂他們所主張的那種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
我們的領導看來同樣不願意像杜魯門和馬歇爾那樣高瞻遠矚。在那個動盪的戰後時期，馬歇爾的一位同事O.布萊德雷將軍說：“現在是我們靠星辰導航的時候，而不是靠每一艘過路船隻的燈光。”當前的時代看來就是需要這種導航的時代，而對我們的未來負有責任的領導人有太多的人看起來被諸如一夜之間的民意測驗之類等“過往船隻的燈光”所吸引。
我們勾畫治療全球環境的計畫時，實事求是的基礎是要認識到公眾的態度仍在變化之中。今天被視為在政治上過於大膽而不可行的提議不久就會被認為完全不適合當前的任務而遭到譏諷。然而，儘管公眾對環境破壞的覺悟正在開始直線上升，並最終會全力以赴地去尋求解決這一可怕威脅的方法，但同樣重要的是要認識到當前這種覺悟只是剛剛開始深化。可惜的是，按照當前公眾的最高覺悟所能採取的政治措施還不足以使這些措施發揮真正的效用。更糟的是，政治可行性的曲線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可能看起來相差很大。在發展中國家，對生存溫飽的直接威脅常常使拯救環境成為一種支付不起的奢侈。
因此，看來我們應該勾勒的是一個政策性框架。它可以在環境威脅變得有目共睹從而公眾在全球範圍內要求採取行動時提供依據。另一個基本步驟是，在公眾環保意識大大增強之前，現在就制訂政治上切實可行的有力措施，以便在公眾的危機感增強、更嚴厲的手段變得可行時迅速擴大這些措施。
以當初的馬歇爾計畫為楷模和靈感，我們現在可以開始規劃行動的路線了。拯救環境的全球性努力必須圍繞幾個戰略目標加以組織。這些目標能夠展示最重要的改革，也能讓我們判斷、衡量和評價實施這些改革的進度。每一個目標都應配有一套具體的政策，使全球文明能以最為迅速、高效和公正的方式貫徹實施。
依我看，指導和幫助我們拯救全球環境的戰略目標應有五條。我先簡述一下，然後再逐條討論。
第一個戰略目標是穩定世界人口，制訂政策為在世界上的所有國家促成所謂的人口轉變創造必要的條件。所謂人口轉變指從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的動態平衡轉為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靜態平衡。歷史和文獻資料已證明了這種轉變。大多數工業國家（那裏的嬰兒死亡率低，文化程度高）已經發生了這種轉變，但發展中國家（那裏的情況正相反）卻幾乎沒有一個。
第二個戰略目標是迅速開發有利於環保的技術，特別是在能源、交通、農業、建築和製造業等領域。這些技術能夠幫助可持續的經濟進步；同時又不破壞環境。然後，這些新技術必須被迅速地轉給所有國家——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接受這些技術的國家應以全球環境馬歇爾計畫成員國的身份免除它們的各種購買費用。
第三個戰略目標是全面徹底地修訂經濟領域中的“運行規則”，以便衡量我們的決策對環境產生何種影響。我們必須以全球協定的方式建立一個經濟核算體系，為個人和公司在市場上的日常運作及國家作出的宏觀經濟抉擇產生的環境後果確定合適的價值。
第四個戰略目標是經過談判批准新一代的國際協定。這些協定要包括執行框架，具體的限制，實施的手段，合作計畫，分擔的任務，獎懲措施和雙方的義務等，以保證全部計畫的成功。這些協定特別要照顧到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能力和需求上的巨大差異。
第五個戰略目標是制訂一個合作計畫，對全世界的公民進行全球環境教育。首先，制訂一個全面的計畫來調查和監測正在發生的環境變化。這一計畫應該讓所有國家的人民參與，特別是學生。其次，全面分析對地區和全球環境造成威脅的變化資料。這一計畫的最終目標是培養人們在文明與全球環境的關係上形成新的思維方式。
以上的每一個目標都彼此緊密相關，應在全球環境馬歇爾計劃的總體框架之內同時實施。最後一點是，該計畫應有一個總體的目標，即為建立可持續社會而創造有利的社會和政治條件，特別是在第三世界。這些條件包括社會公正（包括公平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保護人權，保障營養、衛生和住房，較高的教育程度，以及政治上更大的自由、參與和透明度。當然，所有具體的政策都應為拯救全球環境這一中心原則服務，是它的組成部分。現在，讓我們較為仔細地分別討論每個目標。我將總括地說明每一目標的重要性，闡述完成目標的具體倡議。
Ⅰ．穩定世界人口
在醫治全球環境的問題上，穩定世界人口是所有目標中最關鍵的一個。自科學革命以來，特別是本世紀下半葉以來，人口迅速膨脹，這是人類與地球生態系統的整體關係發生巨大變化的一個最清楚的明證（參見第17頁的圖表）。不僅如此，飛速的變化本身就是生態破壞的一個主要原因。我們過去幾百代人一直在一個脆弱的生態系統中勉強糊口，而我們只在一代人的時間裏就突然面臨在同一個生態系統中為兩倍或三倍的人口提供糧食、衣服和住房的問題。
人口數字本身就足以說明問題的嚴重。我們在第一章已經看到，從200萬年前剛剛形成的人類到最後一個冰期結束，地球上的人口從未超過數百萬人。10000年之後，也只有約20億。而僅在最近的45年中，人口翻了一番多，接近55億。在今後的45年中，人口將再增加一倍，估計將達90億。專家們不久前還預測在下一世紀的某個時間人口將會穩定在100億，但現在他們說，人口在停止增長之前可能會達到140億，甚至更高。可能更加引人注意的是預測的增長有94％將發生於發展中國家，而那裏的貧窮和環境惡化問題現在就已最為嚴重。換一種方式說，我們的世界每10年增加一個中國的人口，每年增加一個墨西哥的人口，每月增加一個紐約市的人口，每天就增加一個查塔努加市的人口。如果人口繼續以現在的速度增加，它對下一個世紀環境的影響將不可想像。在我們探討限制人口的方法時，一定要認識到現今龐大的人口本身具有的不斷增長勢頭，特別是大量剛達到或不久就會達到育齡期的婦女。即使整個世界人口增長的速度突然大幅度下降，這一動勢仍將使人口總數不斷增長幾十年。記住下面一點也很重要：在我們人類對環境和對自身的影響上，人口最終穩定在100或110億還是140或150億有非常深刻的差別。
即使不談數位，這麼多人口如何生活，使用什麼技術，也都直接關係到他們對環境的影響。在工業國家非常普遍的高消費方式下出生的一個孩子對環境的破壞影響平均要比出生在第三世界的一個孩子大好幾倍。正因如此，第三世界的一些領導人對全球環境所受的威脅主要來自他們國家的人口增長的說法很感憤慨。
但是，絕對數字令人觸目驚心。讓我們看一看在聯合國人口活動基金會所設想的“最佳情況”下幾個國家的困境。現在人口為2700萬的肯雅30年內人口將達5000萬。埃及現有人口5500萬，正以每4年增加一個以色列國家人口的速度發展，30年內將達到至少1億人。尼日利亞已有1億人，在30年內將增長到3億人。這三個國家的自然資源已經承擔了巨大的壓力，威脅著生態系統的平衡。因而，想像兩倍或三倍的人口所產生的影響確實嚇人，更不用說增加的千萬人口將要過多麼悲慘的生活。飛速的人口增長，它對傳統生活方式和周圍環境的破壞，使很多國家疲憊不堪，造成了新的流行病——霍亂，黑熱病，直至愛滋病。此外，在諸如薩赫勒等一些人口增長迅速的地區，大範圍的饑荒已非偶然而成為定期出現的災荒了。在很多人口增長最快的國家中，與人口增長相關的社會和政治衝突使社會秩序面臨崩潰，從而可能引發戰爭，為的是爭奪增長的人口必須共同分享的有限自然資源。以水資源為例。14個靠尼羅河為生的國家都在經歷著人口爆炸，而尼羅河裏流淌的水並不比聖經時期多。同樣，仰仗約旦河的所有國家人口都在迅速增長，而這條溪流引起的衝突已開始使該地區長期存在的政治、社會和宗教磨擦明顯加劇。底格裏斯和幼發拉底河地區面臨同樣的困境：好幾個國家必須共同分享有限的供水，而這些國家的人口都在飛速增長。
讓我們換一種方式思考這個問題。假設一個人發明了一項神奇的技術，能使我們人均排放的溫室氣體減少一半。想一想這能使我們對全球變暖的擔憂頓消多少（其實，更難想像的是我們必須減少的排放量要比這一比率還大）。但是，隨著世界人口在不到半世紀之內增加一倍，即使驚人的技術進步能夠降低的排放量也會被全部抵消，而溫室氣體不久仍會像今天一樣迅速積累。
讓我們再想一想為養活55億人而造成的土壤侵蝕問題，試想一下在短短的40年中要把糧食產量增加一倍會對土地造成多大的侵蝕。還有，為取暖和做飯用的地下水和森林又會怎樣呢？在很多地區，現在婦女們不得不走出幾英里以外去找木柴和淡水。她們目力所及的地方既無樹木，也無灌木叢，地下水位也在下降。人口增長一倍——有些國家是兩倍——以後，一定會對生態和社會造成災難性的影響。實際上，很多地區已經遭受了這種災難。
但是，如果能找到解決問題的正確方法，我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自己能夠解決這個問題。人口專家現在很清楚什麼因素能夠大幅度降低出生率。當然，這需要時間和金錢，但與急需的其他因素——政治上的決心、想像力、領導、真正的全球觀念——相比，時間和金錢算不上什麼。沒有什麼問題能更好地表明人類對全球環境影響的巨大變化，同樣，沒有什麼問題能夠更好地表明我們需要一個真正的全球解決方案並以戰略眼光制訂這一方案。
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其中有幾個重大的例外）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人口增長率也非常快。相比之下，美國，加拿大，日本，臺灣，韓國，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歐洲和斯堪的納維亞的所有國家現在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低，人口也相對穩定。不過，這些國家也曾和發展中國家一樣。實際上，這些國家大多只是到了30年代才開始出現人口轉變，有些甚至更晚一些。然而，發展中國家的死亡率在60年代急劇下降，而出生率卻沒有。為什麼？
在開始考察工業國家達到相對穩定的人口增長率所經歷的變化時，我們不由自主地將注意力集中在了人均收入的增加上，並認為秘密在於收入的增加。這些國家的收入確實增加了，但它在使家庭變小的變化中起的並不是直接的，而是間接的作用。
詳細的分析表明人均收入的增加還與導致人口轉變的若干基本因素有關。文化和教育程度高很重要，對婦女來說尤其如此。她們具備了文化和社會能力後，就會自己決定要幾個孩子。嬰兒死亡率低使父母們相信即使孩子少，也總有孩子能夠長大成人，傳宗接代（有些社會還相信繼承祖先的亡靈），並在父母年老時提供物質保障。幾乎人人可得到的各種節育技術使父母能夠決定要孩子的時間和數目。
這些是主要因素，但還有一個成功的最後秘密。經驗證明，危機只能從整體上加以解決，即同時解決各個重要方面，並仔細考慮這些方面的相互關係。為此，我們必須把人口增長看作一個含有複雜因果關係的系統。因為達到穩定人口的所需的條件必須同時存在而且能夠持久，有些條件要持續幾十年。所以解決人口爆炸問題對我們的能力和耐心都是一個考驗。這要求我們具有遠見、強烈的責任心和一致的觀念。如果我們能從全球的角度來回應這一挑戰，就更有可能成功。
我們控制人口的努力經歷了很多的混亂、挫折和絕望。失敗一般是由於政治家們未能為改變人口增長的動力學創造所有必需的條件。例如，我們一貫非常強調使人人都能得到節育用品。但是，如果不能同時改變一系列問題，光在一個國家供應大量的避孕套、避孕藥、避孕環和實行結紮都不會使生育率有太大改變。而我們今天在人口控制上的爭論大多集中在如何普及節育手段上。雖然嬰兒死亡率引起了很大的關注，但它與人口增長的關係卻常常被忽視了。
不幸的是，很多支持第三世界經濟儘快發展的人認為積極推廣節育措施，大力提高國民收入最終將穩定人口增長率。但這種經濟發展計畫很多都是靠消耗在國際市場上能夠馬上出售的自然資源來增加國民收入的，從而使農村更加貧困化。例如，赤道地區國家不斷鼓勵人們砍伐雨林，把出售木材當作發展戰略，而所得的錢大部分落到了一小批富人手裏（或存到了工業國家的銀行裏），使人們更加窮困，剝奪了他們的自然資源而給他們的回報則微乎其微。在這種情況下，普通節育常常沒有什麼效果。事實上，隨著農村貧困和人口增長這一惡性循環越來越快而無法控制，這種發展實際上提高了人口增長率。
旨在增加經濟發展，提高人均收入的財力也會被大量新增人口的基本需要所消耗。不僅如此，農村更加貧困後，流向城市的人口就會更多，傳統生活方式（其中一些能起控制人口的作用）也會隨之遭到破壞。埃塞俄比亞就是這一惡性循環的例證。它接受了大量的發展援助，但卻為領導人濫用，人均收入並未提高。那裏的識字率極低，嬰兒死亡率高居世界前列。當然，人口增長率也是如此——一直如此。
但也有一些突出的成功例證能夠顯示整體解決方案的成果。印度西南部的喀拉拉邦就是第三世界人口轉變的一個最有趣例證。那裏的人均收入非常低，但人口增長率卻已穩定為零。當地的領導人在國際人口基金的幫助下制訂了一項適合喀拉拉邦特殊的社會、宗教和政治特點的計畫，集中解決幾個關鍵性問題。首先，他們——尤其是婦女——達到了極高的識字率。其次，良好的醫療和充分的營養，大幅度地降低了嬰兒死亡率。第三，他們使人人都能免費享有節育措施。這樣做的結果頗引人注目：在一個典型的人口增長無法控制的國家裏，喀拉拉邦的增長率更接近於瑞典，而不是鄰近的孟買。
促成全球人口轉變的戰略應以喀拉拉邦和類似地區的方針為基礎。具體講，全球環境馬歇爾計畫應：
1．為在每一個人口轉變還未開始的社會實行有針對性的、有效的提高文化的計畫提供資金。計畫的對象主要應為婦女，但男子也應兼顧。同時，應制訂一個普及教育計畫，集中傳授可持續農業所需的基本技術，開設防治土壤侵蝕、植樹造林、保護水源的專門課程。雖然人們一直認為提高文化和教育是值得的，但這在過去卻從屬於經濟發展這一總目標。現在，它應被放到最優先的地位。
2．制訂有效的計畫來降低嬰兒死亡率，保證嬰兒的成活和良好的健康。幾十年前，非洲領導人尼雷爾曾說：“最有效的避孕方法就是父母相信自己的孩子能夠成活。”大多數社會沒有我們所稱的“社會保險”，父母一般由成年的孩子來養老。如果父母認為他們的後代很可能年輕時就夭折，就會要很多孩子，以保證起碼能有一部分長大成人。此外，在一個溫飽型社會中，子女可以幫助打柴運水，收莊稼，看菜園和牲畜。降低嬰兒死亡率，提高母嬰健康的計畫過去也一直實行著，但也是從屬於總的——常常是制訂得並不明確的——發展目標。
3．保證人人都能得到節育用品和技術，及適合不同文化的使用說明。同時，科學家們必須擔負起加速研究易於使用的新避孕技術的責任。我們還應根據不同的文化，分別強調晚婚晚育和傳統的母乳餵養（它可以既提高嬰兒的健康，又抑制生育力）。
美國應該做什麼
這三條具體的政策都是為了能夠實現人口轉變的戰略目標。現在，到了我們採取大膽的行動來實施這三條政策的時候了。現在，也到了美國起模範帶頭作用的時候了，因為沒有其他國家能夠或願意這樣做。但是，面臨這一明確挑戰的時候，美國竟難以置信地正在減少它對世界人口的承諾。主要原因在於，其中包括某些少數派別裏的少數人強烈反對節育，反對用政府的錢來購買任何節育技術，而布希總統所依賴的政治聯盟卻包括了這些人。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反流產運動中的大多數人完全不反對控制生育，但為了他們的政治聯盟的關係，這些人並不去反對少數幾個堅持抨擊控制生育的人。作為一個整體，反流產運動默許了一個誇張的論斷，即任何一個控制生育的計畫最終都會不可避免地要同意流產。結果，國會的援外立法提案中明確加進了禁止任何政府經費用於流產的字眼後，反流產運動仍然反對這個提案。在它的要求下，美國甚至禁止參與有贊同流產者參加的任何節制生育計畫。反對流產者一方面努力證明我們的經濟外援可能會用於流產，實際上卻以反對節育來使自己的政治家庭內部保持和平。
特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布希雖是他們那一代共和黨人中具有領袖能力的政治家之一，卻身為總統而發現無法鼓起勇氣反對他的選舉同盟中一小撮人的無理要求。布希當議員時，曾任國家人口問題的共和黨工作委員會主席，引入了正確的立法。實際上，他在這一問題上是一個領袖人物。當時以及後來，他作為尼克森總統在聯合國的代表，曾就美國應在世界人口控制計畫中發揮積極的領導作用作過很多次雄辯的演說。他甚至還在1973年出版的有關人口危機的書寫了一篇前言。其中描述了他為控制生育而奮鬥的決心如何來自他父親。因為他父親在這一問題上曾遭受不公正和具有蠱惑性的攻擊：
我自己第一次接觸到作為公共政策問題的控制生育問題是通過一件使我吃驚的事。那是我父親1950年在康涅狄格州競選美國參議員時發生的。在選舉日的前一個星期天，D.皮爾森“披露”說我父親參與了父母計劃生育活動。我父親獲得了近100萬選票，但僅以幾百票之差落選。很多政治觀察家認為是所謂的與控制生育者的聯繫使他在選舉中失敗的。
當時，布希勇氣十足。據他自己說，他對面臨的政治危險瞭解得不能再清楚了，但仍自豪地宣稱向這一政治危險發起挑戰。但是，他的勇氣現在消失了。我認為這是因為在面對政治同盟中一部分人的要求時，他處於尤為脆弱的地位。這一同盟最初是由裏根總統建立的。布希繼承了它並不得不以一切代價來維持它以便當政。
但是，只把注意力集中在控制生育上一樣是錯誤的。這樣就把人口增長這個極為複雜的問題過於簡單化了。依我看，這正是使很多美國人感覺人口危機並不急迫的原因之一。要完成人口轉變這一戰略目標，我們還有其他很多積極的工作要做。在這一問題上眼光狹隘的論點還起了疏遠一些天然盟友的作用。例如，盡管天主教會反對避孕措施，但它極其有力有效地支持文化教育計劃及大力降低嬰兒死亡率。重要的是，天主教會在很多第三世界國家與分發避孕工具的其他組織相聯合，共同積極地提高文化教育水平，降低嬰兒死亡率。此外，凡社會條件類似，天主教和非天主教國家的避孕率和人口增長率是相同的。羅馬教廷的發言人多次表示，儘管教會的正式立場不太可能改變，但它也不會去阻止其他人推廣避孕，並且非常願意在解決促成人口轉變的其他問題上起積極的作用。這難道不是一個最好的範例嗎？難道不是到了撇開老的爭論，尋找共同努力的新方法的時候了嗎？
另一方面，關於流產的爭論不太會馬上就停止。就我個人而言，我願意婦女有權自己決定何時懷孕生產。來自中國的報導說中國強迫流產，單位的幹部有時監測每個婦女的月經週期——對此我深表憂慮。同時，我對一些工業國家避孕手段不普及而流產率高達天文數字的現象也很擔憂。例如，俄國的婦女一生流產的次數平均超過10次。我認為，美國的政策不應支援或以任何方式鼓勵這類作法。但是，進一步普及避孕措施最終將降低流產，這難道不是很明白嗎？事實表明了這一點。
美國應該恢復對國際人口穩定計劃中它所應承擔費用的全部撥款，加強在全世界普及避孕措施的努力——但也不要做得過分。美國還應率先組織全球性的行動來提高識字率和降低嬰兒死亡率；否則，推廣節育措施的努力將會徒勞無功。
有些理論家認為，隨著經濟的發展，所有國家或早或晚都會發生人口轉變。可以說這一進程必然會發生。但是，他們犯了兩個關鍵性的錯誤。第一，他們所描繪的進程即使不受其他事件的幹擾而扭轉方向，也會需要幾百年的時間才能完成。第二，由於現今人口的龐大，人口增長的內在動勢已使很多國家瀕臨經濟懸崖的邊緣，資源過度消耗，貧窮和環境破壞的迴圈越來越快。毫無疑問，現在到了全球共同努力，在世界所有地區為穩定人口創造有利條件的時候了。
開發和分享有利環境的適當技術
全球環境馬歇爾計畫的第二個戰略目標是制訂一個重點集中、基金雄厚的計畫以加速研究有利環境的適當技術。它們能幫助可持續的經濟進步並替換掉現在使用的破壞生態的技術，並且必須迅速充分地轉讓給無力自己研製或購買這些技術的國家。
不過，存在著把技術當作解決環境危機的唯一方法的巨大危險。記取這一點很重要。實際上，認為新技術能夠解決我們所有問題的觀念是我們當初造成危機的錯誤思維方式中的一個核心部分。
如果我們不能更正確地瞭解技術的潛力和危害，技術力量的發展只會使環境更加惡化。不管我們發明什麼樣的新技術，多麼巧妙充分地將它們送給所有地區的人們，除非我們同時能夠重新規定人與環境的關係，穩定人口，用一切手段恢復地球的生態平衡，否則實質性危機還會繼續惡化。
雖然如此，有利於環境的適當新技術的推廣仍可能是成功拯救環境的關鍵。當一項技術——不論它破壞環境與否——完全推廣普及後，它畢竟會擁有一種持久的力量，要想去除它是非常困難的。個人、公司、社會習俗、甚至整個文化都會去適應技術的需要。在此過程中，我們所投入的大量財富、精力、時間和工作使我們任何想要改變技術的想法都會變成空談，甚至乾脆不可想像。圍繞技術及其相關活動而形成的經濟得失織成一個複雜的網路，是阻止改變技術的又一屏障。
同樣，我們也不能過於迫不及待地擁抱新技術。仔細研究它們對環境的影響是必不可少的。氯氟烴就是一個例證。最初開發它是為了替代對皮膚有害的上一代化學產品。在研製前，它被確定為無毒。然而，它不和人體產生化學反應是因為其穩定的分子構造，而這一點恰使它能夠持續不斷地升向高空。它在大氣層底部不會發生任何蛻變反應，能夠順利到達平流層，在那裏被太陽的紫外線分解開而造成對臭氧層的破壞。雖然科學研究確定不了一種技術可能產生的所有影響，但氯氟烴的經驗告訴我們在對任何一種新工具或技術的神奇功用驚歎時，小心謹慎是很重要的。
氯氟烴這一故事的最新幾章教給我們另一個重要的、也是令人高興得多的經驗。1987年通過的蒙特利爾議定書正式規定了研製能夠迅速替代氯氟烴的化學合成物。它可以被視為我們應付更大規模挑戰的重要前奏。蒙特利爾議定書在鼓勵研究氯氟烴的替代品時，眼光超越了政府研究機構，把一些措施落實到了私人企業身上。議定書內容包括逐步減少每個國家的公司每年能夠生產的氯氟烴及相關化學產品的數量，對正在生產的公司徵收重稅，並規定簽約後的幾年內基本上徹底禁止它的生產。由於對空調、冰箱和其他使用這類化學物質的電器需求不斷增加，這些措施意味著巨大的利潤在等待著，人們對能夠迅速開發出合適替代品的競爭注入巨額投資。
在蒙特利爾議定書的爭論中，氯氟烴產業的發言人說，期待在很短時間內能開發出代用品是徒勞的。不過，有好消息說，我們己然找到了能夠取代用於大多數產品的氯氟烴的化學物質，而且它們的研製速度比預言不能做到的人所說的快得多。不僅如此，議定書還規定要讓發展中國家得到替代品，保證這項技術能迅速推廣。
這樣，儘管消除世界上的氯氟烴及相關合成物還要做很多事情，這個成功的故事正在繼續下去。它應該使我們有信心解決更大的困難。我們面臨的挑戰是巨大的。最根本的問題是如何能夠找到一種機制來有效地鼓勵在全世界迅速開發新的技術以取代世界各地普遍使用的一系列危害環境的技術。很清楚，我們需要所有國家一起制訂一個具有戰略眼光和積極進取精神的全面合作計劃。
出於這一迫切的需要，我提議全世界共同制訂一個“環境戰略計畫”。它將阻止和淘汰對環境不利的舊技術，同時開發和推廣新一代有利環境的成熟代用技術。我們應該就“環境戰略計畫”進行詳細的國際會談。先在工業國家之間，然後在它們與發展中國家之間進行會談。這一創議計畫至少應含有以下內容：
1．為新技術減免稅賦，舊技術增加稅賦。
2．為研製開發新技術提供基金並分階段禁用舊技術。
3．政府購買最先進入市場的新技術。
4．隨著舊技術被逐步淘汰，為必然形成的新技術市場創造豐厚利潤的前景。
5．建立先進嚴格的技術評價措施，特別要關注新的代用技術在經濟上和生態上的所有正負效應。
6．在全球範圍內建立起一個培訓網路，造就一批環境規劃和技術的骨幹力量，保證發展中國家能夠接受有利於環境的技術和生產生活方式。關於這一條，我們也有一個很好的範例：在綠色革命時期，世界各地都建立起了這種形式的農業研究中心。
7．在發達國家中強制實行技術出口管制，以估價出口技術對生態的影響。它類似於冷戰時期的出口技術控制制度，用以仔細和極為精確地分析準備出口的技術所具有的潛在軍事用途。
8．大力改進當前雜亂無章的立法——特別是在那些不能有效維護新技術發明者和研製者權益的國家。這並不是一個小問題。它是保障一個龐大的技術轉讓計畫能夠實施的主要手段之一。有效保護知識產權已經成為全球貿易談判中爭論的一個焦點問題。
9．更好地保護專利和版權，改進營業許可協議、合資、專營、聯營和一系列類似的法律規定。它們可以鼓勵人們發揮創造才幹，而這一點是不可或缺的。
我有意將這一計畫起名為“環境戰略計畫”，這含有將它與“戰略防禦計畫”相提並論的意味。後者是一項為共同的——也許很有爭議的——軍事目的而研製一系列突破性技術的計畫。我一向反對部署大規模的“戰略防禦計畫”。儘管如此，這項計畫是一個很成功的計畫。它把幾個以前各不相關的政府計畫合而為一，促進了新技術的發展，並迫使我們重新仔細分析被認為已經無可審查的課題。
我們需要同樣集中的精力和同樣大規模的資金來全面應付全球環境危機。“戰略防禦計畫”制訂了內容明確的方案，包括目標搜索，複雜的電腦資料流程的同步處理，超高速攔截，從空間軌道探測導彈發射。“環境戰略計畫”也應將目標集中在發展有利於環境的適當技術上。不過，有一點要注意：我們不應犯把技術一詞只等同於“高技術”的錯誤。最有利於改進環境的方式常常涉及“低技術”的使用——一種並不複雜但很聰明的方式，或者說一種被動而不是主動的方式。在發展我們迫切需要的新技術時，我在這裏所提議的所有政策手段都能夠而且應該被應用於多個領域，特別是農業、林業、能源的生產和消耗（例如交通和製造業）、建築業、廢物的削減和迴圈利用。下面我們簡要論述一下應如何處理每個領域的需求。
農業。綠色革命使第三世界的糧食生產大幅度提高。但是，它常常依賴對環境有破壞作用的技術：化肥和殺蟲劑的大量使用，設計不良的水利工程對水資源的過量開採，土壤短期生產力的提高（它有時會造成大面積的土壤侵蝕），單一農作物的生產（它減少了原有植物品系的種類），迅速發展的全面機械化（與貧窮的農民相比，全面機械化給富裕農民帶來的好處大得多）。現在，我們對一些現代農業方式會給環境造成的不良後果瞭解得比以前要多得多，所以我們需要進行第二次綠色革命，把注意力集中在貧窮者身上，增加低投入耕作方式的小農場的生產力，推行有益於環保的政策和活動。新的綠色革命不光應是科學方面的，也應是財政、社會和政治方面的革命。千百萬貧窮無助的人正被迫從事破壞他們的脆弱環境的工作。新的綠色革命在滿足他們對土地的渴求上可能會起關鍵性的作用。全世界都已認識到這些人的悲慘困境。這種基本上統一的共識（一個公正的解決辦法應包括土地改革之類的內容，這一點在大多數國家中也有共識）能使我們在世界範圍展開有力和有效的行動，在“環境戰略計畫”的體制內把保證貧窮無助者得到公正的待遇與基金援助及技術轉讓結合在一起。
幸運的是，我們現在已擁有很多對環境有利的農業新技術。這些技術都應在環境戰略計畫內得到推廣：
*經過改造的水利新技術使我們能同時降低水源消耗、提高產量、恢復過度鹽漬化土地的肥力。
*低投入農作物生產的新技術使我們能夠大大降低土壤侵蝕，同時保證產量、降低成本。
*植物遺傳學的新成果能夠使一些農作物對病蟲害產生“自然”抵抗力，而不必借助大量的殺蟲劑和除草劑。
*新的輪作和土地多種經營方式——包括農林混合業——為在第三世界普遍使用的季節性大面積火耕的作法提供了替代方式。
*水產養殖和漁業技術的新發現能取代諸如漂網捕魚等破壞性巨大的作業方式。
*更加精良的食物分配技術提供了新的方法。在很多不發達國家的食物分配中，這些技術能大幅度減少高得荒唐的流失損耗，還能節省能源。
林業。在全球各地，特別是貧瘠的土地上種植億萬棵樹木是一個最簡明的、受歡迎的並有利於生態的明智之舉。全球環境馬歇爾計畫應把這一戰略任務作為一個中心工作。植樹在所有社會和文化中都有共同的象徵意義和實際意義。它也是每一個人都能參與解決環境危機的方法。但是，為確保植樹計畫成功，還必須完成其他兩項工作。一個在植樹之前，一個在它之後。第一，樹苗的選擇必須適合種植地區的生態位元，並能適時適量地種植。第二，不管用何種方式獎勵植樹，這種獎勵都不應落實在種植上，而應落實在保證成活率上，使樹苗有充分的供水，保護其不受牧群的踐踏，直至它們茁壯得能夠自己生長。
一個組織完善的戰略環境計畫無疑能夠為第一項工作選擇最適應地區要求的樹種，並能培植千百萬所需的樹苗。實際上，這項工作已經在一些地區得到小規模的實施。但我們需要的是非常巨大的規模。美國國家科學院國家研究委員會在1991年的一個長篇研究報告中說：
目前，我們缺少一個正確的全球戰略來系統地判別、試驗、檢測和栽培可以應用的樹種。我們很不重視為工業、農林複合業和改造退化土地開發改良樹種的工作……我們必須為長期保護森林的活動、為專業培訓和樹木遺傳資源保護及管理機構的穩定提供不懈的政治支持，使它們獲得更多的獨立基金。……這己不再是少數幾個國家的任務，而只能通過全球範圍的合作才能完成。
至於第二項工作——為樹苗栽種之後的保養提供鼓勵，發展中國家已經開始出現一些有益的樣板。我曾訪問過最成功的樣板之一，即肯雅的綠色帶運動。這個由馬特哈伊領導的活動把植樹與婦女節育培訓計畫結合在一起。婦女在這一活動中栽種了700萬株樹苗，其中絕大部分都成活了下來。這是因為植樹者每種一棵樹都能得到一小筆獎勵，但只是在樹苗受到精心保養，能夠開始靠自己生長以後才得到獎勵。這一活動現在正在傳授農業自給自足的知識，並在幼稚園中劃出專門的場地來培養用於庭院和田野栽種的樹種。
植樹活動的另一個樣板是以色列的綠化運動。為了改造退化的土地和相關的目的，他們在以色列猶太人定居地種植了數百萬棵樹木以建造新的森林。這一活動在本世紀中不間斷地進行著。以色列改造沙漠和退化土地的努力確實是改造環境的成功的範例之一。它扭轉了持續數世紀的破壞土地的作法，恢復了土地的生產力。（不幸的是，最近農業中的一些工業化方式在以色列的一些地區已經造成水源匱乏和土壤流失。）
同時，猶太人國家基金的綠化運動繼續在為我們在全世界範圍內能夠做出什麼成果提供榜樣——既包括不發達國家，也包括工業國家。例如，在美國的猶太人子女總是為紀念親人和朋友出錢植樹，代代如此。這些樹木已成為了大片大片的森林。在這個活動中，猶太人子女學習到了土壤動力學和節約用水的有益知識，更潛移默化地認識到熱愛土地的重要性。
我們必須栽種千百萬株樹木，但也必須開發新的林業技術來改進我們的伐木方法。從事砍伐大面積森林的伐木公司使用淨伐法——即把樹木全部砍光的辦法。這被認為是使公司效益最高的方法。但是，這種方法常常會使土地嚴重退化，造成遠期的破壞性影響。相比之下，北歐國家已率先開始採用選留式伐木作業的技術。它能夠使世界很多地區的伐木方式得到改進。
能源。能源無疑是經濟發展的血液。不幸的是，把能源轉化為可用動力的最普遍的技術絕大多數都恰恰會排放大量污染物質，其中包括最顯而易見的二氧化碳，它在地球大氣中的濃度正不斷增加。為此，戰略環境計畫的能源部分應強調開發不會產生大量二氧化碳和其他污染物質的能源技術。目前，符合這一目標的最有效的技術是能夠既提高效能又節省能源的技術。例如，一些依賴木炭的第三世界國家實驗性地向人們分發廉價節能烤箱和“爐具”，大幅度降低了農村自然資源的消耗。
當然，如果工業國家能夠研製出效率更高的內燃機，我們就能節省更大量的能源並減少二氧化碳。在此，我們應特別關注汽車問題。
為了更新和改進軍用飛機技術以應付已日漸減小的對我們國家安全的威脅，美國為有關的狂熱計畫支出了數十億美元。但是，對千百萬輛汽車還在使用與幾十年前第一輛福特A型汽車沒有多大差別的舊技術我們卻心安理得。我們現在已經清楚，這些汽車對全球環境造成的日積月累的影響對每一個國家的安全都構成了致命的威脅。這種威脅比我們今後可能再次遇到的任一敵國的軍事威脅更加致命。雖然，從技術角度講我們已經能夠製造耗油低的汽車和卡車，但我們被告之，如果批准限期加快向製造高效率汽車的轉化，就會對現在的汽車工業結構造成無法接受的破壞。汽車工業的官員說，無視同樣造成污染的其他產業而把矛頭指向汽車工業是不公平的。這一點我同意，但這只是進一步表明解決能源問題需要一個真正全球性的、全面的戰略計畫。我同意制訂新的立法來限期降低汽車油耗，但僅只如此還遠遠不夠。在環境戰略計畫中，應該制訂一個協調的全球方案，以便在一個限期內——比如說25年——完全淘汰內燃機。
60年前，W.羅傑斯覺察到，一個大國恰是在蕭條期間變成了第一個“汽車走進窮人家”的國家，其中不無諷刺意味。今天，我們必須認識到嚴重依賴汽車做為主要交通工具的行為是工業國家向大氣排放二氧化碳的一個主要原因。我們每一個人不管去哪兒都要燒掉為驅動幾千磅重的金屬所需的汽油。客觀地說，這並沒有什麼道理。但是，是我們不能用戰略眼光看待交通問題才造成了這種荒唐的局面。
90年代初，兩家日本公司宣佈能大幅度提高每加侖汽油的行駛里程，並且是在沒有什麼重大技術突破的情況下做到這一點的。原來，它的秘密是在燃料開始燃燒時增加化油的空氣比重。在此之前很久我們就知道以這種比例來混合汽油和空氣能提高燃料的效率，只是這樣做的技術難度太大：混進的空氣常常過多而使發動機停轉。然而，在製造上提高比例的寬容度，同時使用能控制空氣和汽油流量的微處理器，使它一下成為了一項確實可行的技術。在公共政策上，訣竅在於掌握智力與錢財的混合比例。提高智力投入常常是高效益的可取的辦法，但經常發生的情況是錢財投入太少而使整個研究擱淺。目前，真正的困難在於提高我們對政策的理解，以便在智力與錢財的比例中使前者保持得高一些。
我們應該強調使用既能吸引人效率又高的大眾交通工具。首先，公路信託基金應為準備改造和擴大地鐵和公共電汽車線路的社區提供更多的資金。我們應該熱情鼓勵改進了的大眾運輸工具，如日本和法國磁懸浮火車。我們還可以盡可能地利用現在所說的遠端通信來取代傳統的交通。這種通信方式已經在很多地方使用。越來越多的人在家裏上班，通過電腦工作站之間的通訊網路與同事們保持直接聯繫。隨著電腦網路容量的擴大，這一趨勢還會加快。在過去的十幾年中，我一直是建立一個全國“資訊高速公路”網的主要倡議者。這一網路將把巨型電腦、工作站和資料庫連成一體，成為“共同實驗室”，讓不同地方的人能在一起工作。
但是，在沒有良好的電子通信和高壓輸電線路的國家，遠端通信還不現實。而且，高壓輸電網現在也不再是不可缺少的理想工具了。以前，一個大型的發電站生產巨大的電力並通過高壓管線傳輸到全國。現在，分散的發電方式正逐漸開始與舊的生產方式競爭。分散發電技術中最有希望的一種是太陽能發電。它使陽光通過光電板產生電流。每組板片用矽或類似材料製成。但是，這一技術剛剛起步，而我們需要的是——作為環境戰略計畫的一部分——全球合作來加速開發有成本效益的光電板。與政治和體制障礙相比，技術障礙並不特別重要。環境戰略計畫必須解決這一問題。如果有成本效益的光電生產技術研究成功，社會的需求會迅速打破政治上和體制上的障礙，並在這一過程中為能夠迅速將光電技術實用化的企業家創造獲取巨額利潤的前景。
在討論化石燃料的替代物時，幾乎總要談到核能源在未來的作用問題。事實上，一些反對採取積極行動拯救環境的人對建立新的核反應爐所涉及的政治問題不屑一顧，認為要用核能來代替煤炭和石油，主要障礙是那些環境主義者，從而對他們表示出過分的惱怒。這些人試圖以此來中止人們對全球變暖的爭論。
當然，無法肯定地預測未來能源的需求和諸如成本過高等經濟原因是使人們關閉核能設施的主要原因，以免它們發生三哩島和切爾諾貝利那樣的事故，使公眾的擔憂加劇。核廢物在幾十代人的時間內都不會分解。很多人日益為在這麼長的時間內的貯存安全擔憂，這也使他們覺得不應迅速增加核能的使用。
在我看來，目前使用輕水反應堆的核能生產技術似乎顯然已走進了技術上的死胡同。對新途徑的研究首先應集中在被動安全設計上（其安全不依賴技術人員用疲勞的眼睛去時刻監測）。這種設計能消除現有反應堆的很多危險。其次，要找到科學和政治上都可行的方法來處理——實際上是隔離——核廢物。
不管怎樣，核能在世界能源消耗中所占的比例其實是相當小的，而且將來可能還會這樣。所以，認為核能是解決全球變暖問題的關鍵是錯誤的。儘管如此，這方面的研究仍應積極進行，特別是在諸如聚變反應堆等技術上。它們可能為我們提供某種更為安全，更加豐富的電力來源——雖然這種可能性還很遙遠。同時，我們在近期應強調節省能源和提高效能。環境戰略計畫還應鼓勵其它一些研究。
*改換燃料。這在降低二氧化碳和其他污染物質的排放方面能夠起重大作用。例如，用天然氣替換煤炭和石油能夠提供等量能量，但有害副作用卻少得多。我們應特別注意研究勘探、運輸和使用這種潛在效能更高、污染更少的能源的技術，以便能夠更多更有效地用天然氣作為燃料。
*或許，短期最明智的一個措施是提高東歐和蘇聯的天然氣輸送管道的效率。這些管道正向大氣層排放大量的天然氣，使它成為造成溫室效應的一種重要氣體。事實上，有人計算說，從這些設計落後的管道中逸漏的天然氣占全球每年向大氣層排放的甲烷總量的15％。將現代管道技術轉讓給這些國家既能同時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又能提供更多的燃料以替代污染更大的煤炭和石油。
*另一項急需的技術是回收在平整土地時掘放出的甲烷，使它不再是造成溫室效應的氣體之一，而成為煤炭和石油的另一代用燃料。
*從整體上看，能取代有害技術而提供能量資源的最有價值的途徑是減少生產過程中浪費掉的能量或作為副產品生產出來的能量。例如，大多數產業在製造、裝配、運輸或改造作為原料進入工廠及作為成品走出工廠的材料時都會產生大量的熱能。
*回收廢熱用以發電的方法——不管是用水輪機還是其他技術來發電——叫做同步熱發電。很多調查表明，適當開發新的同步熱電技術能使我們得到大量能源。不幸的是，很多人以各種方式阻止這一新能源的使用。例如，不願為使用同一電網的其他用戶購買同步熱電生產的電能。制訂法律以鼓勵甚至規定企業有效地利用同步熱發電，能夠大大減少化石燃料的消耗。據汽油研究學會的調查，為數不多已建成的同步熱發電工程僅在美國每年就能防止多達8000萬噸的二氧化碳排放到大氣中。此外，像綠化一樣，普遍推廣同步熱電技術也能促進人們用新方式來思考節約能源的重要性，考慮人類行為的各個方面如何彼此相關和每一行為對整體造成的後果，認識到仔細設計人類行為的重要性。
*重新思考生產過程不光能使我們節省大量能源，也能節省大量原材料。利用電腦設計的先進生產技術能大幅度降低成本和減少對環境造成的惡劣影響。
*最新的先進製造流程甚至包括“電子貨倉”的概念，即用數字形式貯存全部產品，在工廠的營銷網發現某一特定品種、式樣或尺寸的產品缺貨時能迅速準確地生產出這種產品。取消實際庫存帶來驚人的節約。它體現了兩種趨向的調和：一方面要改變我們對環境的負面影響而另一負面又不降低我們自定的生活標準。
*沒有引起人們太大注意但卻越來越具有競爭力的電力來源是採用空氣動力學設計的新一代風車生產的能源。
*使用新技術來貯存和分配以現有資源生產的能源，其節約的能源可以與使用新方法生產的能源媲美。在電力生產方面尤其如此。電力生產要求昂貴的設備，以便產生能在任一瞬間所需的最大電流。比如說，所有人都在同一時刻使用空調機——儘管這種事一年可能只發生一天。有效地貯存電流的方法（如超導電磁貯藏）能夠回收“非高峰期”時浪費的電力。目前使用的貯存技術效率不高也是電動汽車不能進入實用化的主要原因。
*同樣，電力輸送中的能量損失巨大，使遠距離輸送效率非常低。諸如超導等新技術可以使這種現象大為改觀，能夠進行超遠距離的電力分配，用新的方式管理高峰負荷。（最終，這方面的新技術甚至可以使B.富勒20年前富有遠見的設想變成現實。他建議把東半球和西半球用水下電纜連接起來，協調管理高峰用電，因為這一半球白天的用電高峰期正是另一半球夜晚的低峰期。）
*在制訂環境戰略計畫的能源部分時，我們必須設身處地地為被新技術取代的部分舊技術工人——如煤礦工人——著想。我們的計畫必須包括大規模人員再培訓、經濟資助和繼續研究能使用舊能源但不破壞環境的技術等內容。這不光對我們繼續贏得必要的政治支持很重要，而且也是一個同情心和常識問題。
*新技術能做出的最大貢獻可能是大大提高人類行為與能源需求這一關係的效率。現在，用電腦技術管理機器已經能大量降低機器的能耗。推而廣之，在幾乎所有消耗能源的活動中，我們都可以做得更加科學。這些常識性的做法所能提高的效率會為我們節約最大量的能源。
建築技術。改進設計降低能耗的好處在每一個人家庭和辦公室的設施使用費上體現得一目了然。能源價格於1973年和1979年飛漲時，房主們對節約能源做出了最有效的反應。他們提高了牆壁和屋頂的保溫性能，安裝了防雪窗，進行了一系列細小實用的裝修。一些人發現所謂的被動太陽能技術在降低取暖費用上非常有效。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裏，一些場所的電力消耗從年均增長7％降到1％。有些地方的能源消耗總量實際上還下降了。當然，能源價格穩定並按可比價格下降了之後，能源的消耗就又提高了。
但是，這種現象告訴我們的事實並未改變：現有的建築物經過改造能節省大量能源。此外，從能源消耗的角度設計新建築會產生令人驚異的效果。種植樹木遮掩建築物可以降低空調的需求。半地下建築能提高牆壁的保暖性能。對門窗設計，自然光利用，四季通風採光，牆壁厚度和建築物設計本身進行系統的安排，所有這些都能節省大量能源。
重新設計建築物內部消耗能源的設施也能取得巨大效果。一個最顯著的例子就是新型燈泡。使用它的人現在還不多，但它能發出和舊燈泡一樣強的光，卻只消耗舊燈泡幾分之一的電能。正如能源專家A.文斯和H.洛文斯一直主張的那樣，在所有工業國家，僅普及新型燈泡就可以節省大量能源。我們現在使用的燈泡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設計為基礎的。它讓電流通過鎢絲發光。但金屬燈絲產生的熱量幾乎為光的20倍。這意味著浪費掉了絕大部分的電能。尤其在夏天，空調機還要消耗更多的電來抵銷照明散發的熱。新型燈泡是一種改進了的瑩光燈泡。它不是讓電流通過金屬，而是通過一種氣體來發光。它在發光時以熱的形式損失的能量非常小。與舊瑩光燈不同的是，新燈泡用的是普通燈口，與白熾燈發出的舒適光線完全一樣，亮度也相同，但壽命卻長10倍。
有人可能會問，為什麼沒有推廣新燈泡？答案對我們頗具啟發。首先是我們漠不關心的態度。消費者一般都不知道有新型燈泡：銷售商店很少，批發商不批發它，由此造成的低需求使製造廠家無意擴大生產來降低價格。此外，政府根本不採取任何領導措施來鼓勵這一換代過程。但是，還有某種其他原因也在起作用：買一個新型燈泡的價格約為15美元，比一個普通白熾燈泡貴好幾倍。一個新型燈泡在壽命期內所省的電遠遠超出它的價格，但大多數人以及政府對成本的計算都並不那麼長遠。這令人非常遺憾，因為與一個普通白熾燈相比，一個新型節能燈泡在其壽命期內能節省一噸煤炭。
環境戰略計畫應在以下兩方面改進我們的建築技術：
*設計耗能低的家用電器。這樣同時能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據能源部的統計，美國的電冰箱、冰櫃、照明、空調、暖氣和熱水在消耗能量時產生的二氧化碳每年達8億噸之多。所以這並不是一個小問題。雖然能源部長主張立法並採取措施來鼓勵使用耗能少的電器，但布希政府在電器製造商的要求下積極反對這樣做。製造廠商稱，加速向低能耗的過渡會干擾市場的力量。（上一代企業主對五天工作制，最低工資和禁止童工法也有同樣的看法。）
*現有的建築行規制定了若干防火標準和結構穩定標準，考慮到破壞環境會造成的極端危險和不良建築設計在這一破壞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建築行規為什麼不能規定使用有益於環境的技術——特別是低成本的技術呢？建築商現在不願意吸收應用新技術，因為消費者對購買價格比建築物的長期成本更感興趣。如果新的建築行規禁止低效和浪費的設計，建築商就不用擔心競爭者以不負責任和低效能的設計來鑽空子了。環境戰略計畫應鼓勵制定新的行規，要求使用消耗少效率高的設計。有了這些規定，建築業就可以幫助我們加快向合理應用能源的過渡。
廢物的消減和迴圈利用。節約和效率並不只是技術問題。它們代表了一種思維方式，完全不同於我們現在那種只顧眼前不顧長遠的浪費型行為，能夠降低能耗的新技術恰恰同樣也能普遍降低它所產生的廢物。但這還不夠。環境戰略計畫還應注意改進廢物管理、回收和迴圈利用。我們應該採取以下行動：
*在某些情況下，應重新設計整個生產線以利於迴圈利用。例如，一些飲料的塑膠包裝內含有微量的金屬，因而不能再生。有些報紙的副刊使用陶土基光膜，使回收工廠不能把整份報紙塞入機器之中，每天雇人從成堆報紙中挑出這樣的副刊會使整個工廠虧本。還有很多其他產品，只要在製造或銷售過程中對設計缺陷稍做改變就很容易地被迴圈利用。
*推而論之，同樣的“設計缺陷”是導致所有工業國家中大部分的原生污水被排入河流之中的原因。雨水流入排水管道，“再生”到世界的河流中，最終流入大海。污水通過污水道流到污水處理廠進行處理，以防把大量污水排入河流，對環境造成污染。然而，在幾乎所有比較古老的城市中，由於考慮不周，污水和雨水這兩套下水管道都是相通的，結果汙水處理廠一到下雨就會因為水量太大而不得不打開閘門，把污水直接排放到河流湖泊之中。
*我們不光迫切需要重新設計現有技術，整個廢物處理系統也要改變，特別是要用新方法來處理化學革命中所產生的、危險性極高的新廢物。環境戰略計畫還要強調迅速開展快速準確的方法來評估以生產廢物的形式出現的新化學物質所具有的潛在危害性。在某些情況下，如果廢物處理問題特別嚴重，就應預先禁止工廠開工。
正如我們在第八章中所討論過的那樣，我們總的目標應該是使新產品的每一部分都能被迴圈利用，使生產過程中產生的每一個副產品都能得到迴圈利用。
美國應該做什麼
制訂一個環境戰略計畫以研製和推廣有利於環境的技術是全球環境馬歇爾計畫的一部分，正是在這方面，如果美國不想起領導作用，其他國家會出面領導的。因為在研製和推廣這類技術這方面起最主要領導作用的國家也最有可能因此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
在發展高利潤新技術方面走在前面的日本已公開表示要在這方面保持領先地位。例如，在全球變暖的問題上，日本已經宣佈了一項令人歎為觀止的百年計畫。這是一個非常全面——但可能緩慢得令人失望——的計畫，準備發展一系列技術來幫助中止全球變暖的過程和解決這一現象已經造成的問題。但是，日本的努力不只限於全球變暖問題。在與環境危機有關的幾乎所有技術領域，日本都雄心勃勃衝刺在前。使很多支持美國在這方面起領導作用的美國人憤怒不己的是，幾乎所有創造了這些新技術的發明都產生於美國，但卻被工業界和政府所忽視。例如，美國在太陽能技術發展的每一步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後，現在成了太陽能產品和成套設備的淨進口國，其中大部分是從日本和它在亞洲其他地區的承造商那裏進口的。同樣，在福特汽車公司投入了金錢、時間和人力發展出世界領先的電動汽車技術後，這一努力壽終正寢了。現在，大多數人都預計日本汽車製造商將會第一個在市場上推出經濟實用的電動汽車（儘管他們在製造單位油耗高里程的汽車這一競爭中看來處於領先地位）。日本汽車公司再一次推翻了“有利於福特汽車公司的就有利於美國”這一商業口號。
不過，事情還沒有到絕望的地步：美國嚴重缺乏競爭力的例子也可能表明了一個極好的機會，使它能夠在經濟競爭中更好地解決具有普遍性和一貫性的結構問題。對有利於環境的技術的迫切需求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怎樣才能更好地將自己在科研方面佔優勢的智力資源轉化為更有效的應用研究並最終轉化為能取得商業利潤的產品和技術？
近年來，這一問題引發了關於政府在協調全國技術發展——有時也稱產業政策——方面應起什麼作用的爭論。在這場針鋒相對的爭論中，反對政府協調的一方——其中就有布希政府——認為政府協調會擾亂市場，把人力、財力和物力劃撥給效率低下的領域。然而，有趣的是，正是這些反對產業政策的人在關係國家利益的另一個領域中卻積極支持政府發揮主動作用。那就是發展新軍事技術的領域。其中包括戰略防禦計畫和其他費用昂貴的技術項目。
美國在軍事上差不多一貫有一個產業政策。事實上，現在所稱的規模生產的第一個合同就是政府與E.惠特尼簽訂的生產組裝式步槍的合同。在美國參加的所有戰爭，特別是本世紀的戰爭中，我們的政府都積極推行旨在促進與戰爭直接有關的工業活動的政策。政府對私人企業的協調領導也一直是有意促進一些關係到國防的非軍事工業。人類登陸月球的十年計畫曾是這樣一個例子。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也有類似的例子。阿波羅登月計畫曾使美國在一系列技術方面取得了重要的進展，加強了它的領先地位。實際上，整個現代計算機工業是作為人類登月計畫的附加成果而誕生的。
關於產業政策的爭論仍在繼續，但一個問題是，與過去不同，當前的爭論沒有集中的焦點問題。相反，我們聽到的只是關於提高競爭力或生產力的泛泛之談。它看起來不會有什麼結果，爭論的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所以，很多美國人認為原則上最好限制政府在指揮或干擾私人公司活動中的作用，也就不足為怪了。但是，當我們找到一個值得全國共同努力的寶貴目標並需要統一協調的領導時，我們的爭論就會具有實質性內容。它會變成既是關於手段又是關於目的的討論，而美國人那種“任何目標都可達到”的自然本能就會開始發揮作用。
環境戰略計畫的基本宗旨是使我們在治理環境上取得巨大進步。以我看來，這一目標的緊迫性最終會迫使美國做出堅定不移的努力，正像它在阿波羅計畫中做出的富有成果和靈感的努力一樣。這一新計畫能重新激發我們在應用研究及基礎研究上超越別人的活力，提高生產力，創造新的發明和突破，把成果擴展到其他研究領域，使美國重新成為世界應用科技的領袖。
◎新的全球生態經濟學
全球環境馬歇爾計畫的第三個戰略目標應該是系統地修訂經濟運行規則。我們的文明——或者說至少是實行市場經濟的大多數且越來越多的人——藉此來判斷我們做出的選擇是好是壞。人們經久使用的技術己變得根深蒂固，即使我們明顯並痛切地感覺到它們所造成的有害後果，也很難把它們屏棄。我們現在統計成本效益的方法也是如此：一旦把它奉為金科玉律，不下大決心就幾乎根本不可能改變它。
在全球的觀念戰爭中，市場經濟對計劃經濟取得了勝利，同時也賦予我們新的責任，去改變我們的經濟處世觀中的缺陷。我們知道這些缺陷使破壞環境的行為合法化，甚至鼓勵這些行為。舉例說來，正如我們在第十章中所見到的，現在計算國民生產總值的方法完全沒有統計自然資源消耗。自然界的每一種東西都只被當作無窮無盡任人自取的東西。一個發展中國家砍伐它的雨林，以出售木材增加收入，但卻不用扣除自然資源的消耗值，其國民生產總值的計算中也不用反映出這一事實：下一年它可能就無法再出售雨林了，因為它已被砍光了。
但是，只認識到問題還不夠；美國應該領導國際社會採取行動，改變這一被普遍使用的計算公式，和其他類似的統計方法。它們使決策者產生錯誤的印象。否則，決策者可能會對保護全球環境具有的經濟價值認識得更清楚。我們沒有理由不改變國民生產總值的定義。
作為兩院聯合經濟委員會的成員，我曾在一系列的聽證會上列舉我們現今的經濟理論中應該加以改變的所有公式，以便消除自由市場計算環境價值時的嚴重歪曲。但是，針對每一個令人誤解的公式，我們需要一個正確的新公式來取而代之。它能夠估價出市場決策所造成的生態後果。
雖然這項工作看起來是一項理論工作，但我確信它是我們能夠希望完成的最重要、意義最深遠的工作之一。一個國家政府制訂的每一條大政方針都會使個人相應做出數不勝數的小決策。這些選擇彙集在一起形成巨大的力量，使政府的大多數政策相形見絀，所以，改變個人每天的決策所依據的標準和價值觀是改變人類文明發展方向的真正關鍵。
我們已經有了一個改變國民生產總值統計方法的特別機制——聯合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但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未制訂出任何新的方法來取代其他錯誤的經濟公式。現今使用的統計生產力的公式就是一例。由於估價政策的改變對生產力造成的潛在影響時未計算環境成本效益，所以得出的是嚴重歪曲的數字。為了改正這種無視生態的作法，我們應該與相關的專業群體（如會計、統計員、審計員、公司律師、統計學家、各行業的經濟師、城市規劃人員、商業銀行家等等）一起研究，並鼓勵他們修訂他們的公式。這項工作看起來只比一個煙囪一個煙囪地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容易一些，但是，起初正是這些錯誤的公式所體現的觀念和思維方式造成這些煙囪排放二氧化碳的，所以重要的是要改變這些觀念和思維方式。
我們還必須改變現在使用的貼現率。這種方法讓我們系統地低估我們的決策在未來產生的後果。技術的發展極大地改變了我們嚴重破壞周圍世界的能力。然而，我們仍然用和工業革命開始時基本相同的方法來計算我們所產生的結果：我們仍認為不管我們做什麼都不會對未來產生影響。即使這種假設在過去是成立的，它在現在也顯而易見地是自欺欺人。體現這種假設的公式必須加以改變。但是，真要改變它們仍然需要一個戰略計畫和系統的規劃。
為了完成向可持續的新經濟轉變，我們必須對今後幾代人會受到的影響做量化統計。在這方面，我們應該好好向易洛魁人（北美印第安人的一種。——譯注）學習。他們規定，部落首領們的一項議程是討論所做的決定會對今後七代人——大致為150年——產生什麼影響。當然，有時確實很難預測未來，但即使在能夠做到的時候，我們也一直固執地拒絕哪怕是想一想這個問題。這種情況必須改變，並且不光在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上改變。經濟決策的每一層次都要考慮可持續發展這一因素。
我們可以採取一系列具體步驟來加快制訂可以保證經濟持續發展的規則。顯而易見的第一個步驟是取消國家和國際上在鼓勵和資助破壞環境的經濟活動上的預算支出。例如，世界銀行應停止對在亞馬遜熱帶雨林地區建造公路提供資助。這些公路迄今為止主要用於把鏈鋸和噴槍直接運進森林深處。應該在有了切實措施能防止這種情況之後再恢復資助。
政府的這類不合理撥款應該是最容易糾正的錯誤。隨著我們對生態認識的不斷提高。我們最終也會做到這一點，但在目前，做到這一點在國內和國際上都非常困難。在發達國家中，特別是歐共體、澳大利亞、加拿大和美國，對農業的補貼鼓勵了人們不斷地開墾荒地，導致土壤受到嚴重侵蝕，變得不宜持續耕種，打亂了市場的供求關係。
與此類似的是，如果不是用廣大納稅人的錢資助的公路通到了生長著參天古樹的山區深處，大片的原始森林就不會被砍光。人為地提高甘蔗的價格使納稅人和消費者資助了對佛羅里達州南部的大沼澤地的不斷破壞行為。如果不是這樣，甘蔗這種作物根本不會在那片地區生長。事實上，我在此前一直支持食糖價格補助，一直對此投贊成票而沒有意識到全部後果。
或許，簡單描述一下我的投票動機會有教育作用，因為在反省我自己的時候，我意識到自己正在積極努力地幫助他人改變的思維和行事習慣同樣也存在於自己身上。我有好幾個同事多年來一直勸我不再支持食糖補貼。但由於我認為其他一些考慮更重要，所以從未嚴肅地考慮過他們的勸告。作為國會中南方“農場集團”的一員，我遵循了一條基本原則，即支持其他農業州的農業計畫——特別是對我的州很重要的計畫——以換取他們對我這一州重要計畫的支持。這一互利原則本身當然並不壞，它是有助於國家維繫成整體的一種方法。但是，當它成為優先於一切的考慮時，就會隨意遮蔽我們的視線，使我們不能客觀地考慮事情。在食糖問題上，我發現做到客觀尤為困難，因為我州的一個公司——生產玉米糖漿並依據食糖價格定價——的雇主和雇員對我進行遊說。從理論上講，如果取消補貼讓食糖價格下降，人們就會失去工作。不光是正在加速破壞大沼澤地的種植園工人，田納西州生產玉米糖漿的工廠工人也會失業。這就是政治上討價還價的既成事實。改變這一事實很困難。但不是不可能：在寫這本書時，我自己就決定不再支持食糖補貼。除此之外，我想把責任轉給補貼的支持者，讓他們去證明生態問題不應被理解為擾亂市場的結果。更加困難的是剷除我們社會的更為根深蒂固的破壞性行為模式，如不斷大手大腳地燒掉化石燃料。
隨著我們對生態危機認識的普遍增強，保證讓人人都能在市場上獲得有關我們的決策對環境產生的後果的資訊變得越來越重要。鼓勵市場力量以有利於環境的方式運作的一個最有效的辦法是讓關注這一問題的公民在購買商品或決定其他經濟問題時能夠有更好的辦法照顧環境問題。但是，消費者必須能夠確認所得信息的真實性。不幸的是，有些公司試圖用無根據的環境擔保來誤導消費者。為此，一些環境主義者，如地球日創始人之一的D.海斯，正在努力推行一種易於識別的“綠色標籤”，使人們能夠鑒別符合嚴格生態標準、包括迴圈利用標準的商品。政府在這個問題上也可以出力。它可以進行監督，保證諸如汽車百公里耗油量和電器能耗指標等盡可能準確。此外，我認為政府應為綠色標籤確立法律標準。完全由私人組織來完成這項工作有很多好處，但沒有法律的力量幾乎註定會失敗。
向公眾披露誰是破壞環境的罪魁禍首的詳細情況也是使市場力量服務於而不是破壞環境的一個日益重要的途徑。例如，一些使用漂網捕魚的大公司由於聲譽受到嚴重損害而停止了這種做法。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但是，在近期的一次有關海盜式漂網捕魚船隊的聽證會上，我聽到的證詞說，有些這樣的船隊其實秘密地屬於據稱已停止這種行為的幾家大公司。有一個案例表明，一艘漂網漁船把魚卸在三菱公司所屬子公司的工廠。如果這一資訊公之於眾，如果越來越多的人關注這種事情，母公司的產品就會在市場上遇到麻煩。
公眾的關注能使最大的公司採取行動。一些公司已經發現，它們在解決環境問題時也提高了生產和贏利。例如，3M公司實行了“污染預防支付”的計畫。由於不斷注意消除能夠發現的所有污染源，公司的利潤有了明顯的提高。一些最好的公司認識到，隨著他們改變工業影響環境的思維方式，他們對工業造成其他影響的思維方式也有所改變。例如，消除產品缺陷的嚴格品質控制系統要求仔細考慮生產過程的每一細節和各方面的相互影響，而這正是判斷消除污染的最佳方案所需的。這也使一些公司開始感到強調環境責任是一種良好經商方式。有些公司，如杜邦公司，甚至開始把環境管理表現當作管理補貼和獎金的一部分。
一些未能有所改變的公司正開始從證券公司受到股東的挑戰。事實上，一個龐大的，組織嚴密的計畫——保護環境經濟聯盟——正在全力以赴地工作，把投資者和公司董事會的注意力集中到上市公司在保護環境方面的表現上。越來越多的退休基金會、大學和教會根據瓦爾德茲原則決定它們的投資。該原則規定要評價公司在保護環境方面表現的標準。
為了反對企業的錯誤目標，支援它們的正確決策，我們還應通過新一代的環保反托拉斯法，以堅持仔細審查諸如縱向合併之類會對環境造成的影響。依據現在的反托拉斯法，鐵路不能擁有卡車公司，因為這樣做會遏制兩種交通形式之間的有益競爭。但是，大的紙張消費企業能夠購買森林土地，而大片未開發的原始森林使紙張迴圈利用的壓力不復存在。同樣，生產殺蟲劑和化肥的公司能夠購買種子公司，篩選和培育能夠最大限度抗化學物質的種子品類，淘汰自然抗蟲害能力較強的品種。對這種情況我們又該怎麼做呢？在上述兩個例子中，我們不應該自動禁止產權合併，但應該作出規定，來研究合併對環境造成的潛在破壞作用，並在必要時有權防止這種合併。
在國際貿易法和協定中加進環境標準也越來越顯重要。根據貿易法規，政府對某一產業的補貼有時被認為是不公平的。同樣，執行控制污染措施不力也應被劃為不公平的貿易行為。
特別是在美國努力把自由市場原則推行到整個拉丁美洲地區，鼓勵更自由和更公正貿易的時候，與每個國家簽訂貿易自由化協定時必須包括環保標準。雖然把保護環境與貿易協定混為一體並不能使之持久，但任何貿易談判中的其他考慮同樣不能持久。此外，即使現在也已經有了寶貴的先例。德國積極努力在歐共體內強制實行更加嚴格的環境標準和關貿總協定設立機構考察貿易與環境的關係就是這樣的例子。
回到國際經濟發展這一難題。我得出了我很不願意看見的結論：為“發展”第三世界而建立的幾個國際金融機構由於無視大規模項目對環境產生的後果而使其貢獻利少弊多。雖然它們在把環境義務寫入貸款標準方面取得了一些進步，但它們對自己所負的責任完成得遠遠不夠。所以，我和參議院的幾位同事開始想辦法敦促它們。在給一個國家貸款時，所有貸款人協調一致，制訂一個“一攬子”計畫可能會很有效。不過，一些環境主義者已經迫不及待地積極行動起來，爭取讓美國完全停止對不能實行環境機制改革的國際金融機構的資助。這些國際金融機構必須是解決問題的手段之一，而不是問題的一部分。
正如上面所指出的，國際貿易系統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國際貿易法規並沒有考慮到環境問題，現在必須迅速修改以促進環境保護。
同時，金融機構應該重新定義貨幣。硬通貨（某個工業國家的貨幣，用以償付國際債務）和軟通貨（通常會膨脹和不穩定的某債務國貨幣，一般只能在國內流通）的巨大差異破壞了第三世界國家的土地使用和資源分配模式。例如，過去種植當地糧食作物的土地全都被毀掉而改種能夠出口的作物了，這樣能得到硬通貨，而以前只能得到軟通貨。令人悲傷的諷刺是，硬通貨常被用來從進口商那裏購買非本地生產的食物以滿足不再能自己生產糧食的人口。這種做法實在沒有什麼道理。
我們還必須在接受全球環境馬歇爾計畫的援助和新技術的第三世界國家促進金融改革，儘管這樣做困難重重。其中一個最嚴重但卻最不受到重視的問題是資本外流問題。發展中國家的少數富人從國家經濟中囊取了大筆金錢並存入西方銀行的個人帳戶。事實上，在很多第三世界國家中，資本外流數額的漲落與外國經濟援助數額的增減幾乎同時同比例地發生。在這些國家中，更加公平地分配政治權力、財富和土地是成功拯救環境與社會的必要前提。
過去10年中，最出色的發展設想之一是史密森學會的生物學家T.拉夫傑伊提出的所謂“環境抵債”的提議。按照這一計畫，工業國家取消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同時與債務國簽訂強制性協定來保護債務國中環境易受破壞的地區。巴西于1991年夏最終接受了一個這樣的協定。既然大多數債務怎麼也不可能償還，既然保護環境完全符合債務國的利益，也完全符合世界其他國家的利益，所以獲利的是所有國家。此外，大量削減使發展中國家不堪忍受的債務負擔是創造可持續社會所絕對不可或缺的，也是最終創造一個包括這些債務國在內並能讓它們發揮積極健康作用的國際大家庭所絕對不可或缺的。
第三世界的債務整整有一半被積攢起來，購買在彼此之間發動戰爭的軍火，結果有時造成整個國家的災難和屠殺，同時還經常導致可怕的環境破壞。伊拉克1991年入侵科威特就是一個例子。制止這些戰爭（手段之一是截斷工業國家輸出的先進武器）是我們為保護環境能夠採取的一個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另一方面，這些戰爭使我們與第三世界的債務協定更顯荒謬。
除了“環境抵債”的構想，用市場機制來解決環境危機的另一個新設想是在國內和國際上建立一個二氧化碳排放的“信貸”市場。我主張簽訂一項國際條約，限制每個國家每年可以排放的二氧化碳量，並建立一種排放信貸機制。完成這項條約之後，成功地減少了排放量的國家可以將排放權賣給需要更多時間進行這種調整的國家。在實踐中，它會成為使投資合理化的一種手段，把投資引向能最有效地取代產生二氧化碳的所有生產活動，包括使用可再生的能源形式取代化石燃料，發展高效節能技術，和徹底重新設計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生產方式。當然，在如何分配排放權問題上達成協議是不容易的，在決定每年排放總量減少多少才切實可行的問題上也是如此。但是，當足夠多的國家認識到二氧化碳的排放所造成的嚴重威脅時，制訂出一項條約也許並不是一個不可克服的困難。
因此，顯而易見，為了做到持續發展，我們必須改變經濟政策觀。各國領導人和經濟部長應儘早召開一個全球最高級會議，討論對付這一挑戰的新方法。會議的日程包括立即通過一套新的經濟安全法規。下面是我提議的主要內容：
1．修改國民生產總值的定義，加進環境成本和效益。
2．修改生產率的定義以反映環境改善或惡化的資料。
3．各國政府應同意不再使用不合宜的貼現率，採用更好的方式來統計我們的政策對未來後代的影響。
4．各國政府應取消公共財政預算中補貼和鼓勵破壞環境活動的款項。
5．各國政府應增加有關產品對環境造成影響的信息量和準確性，並為消費者提供這類資訊。
6．各國政府應採取措施鼓勵人們揭露公司破壞環境的情況。
7．各國政府應制訂計畫幫助公司研究有效改善環境的成本效益問題。
8．修改反托拉斯法，增加環保限制。
9．政府應要求將環保標準寫入公約和國際協定，包括貿易協定。
10．國際金融機構對所有發展基金貸款計畫的評估都應包括環保標準。
11．政府應加快“環境抵債”的計畫，鼓勵環境管理，減輕債務。
12．各國政府應簽訂一個國際公約來限制各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並建立一個排放權信貸市場，讓排放需求大的國家與需求小的國家相互買賣信貸。
美國應該做什麼
作為自由市場經濟的帶頭人，美國負有特別的責任來尋求使用市場力量幫助解決全球環境問題的有效辦法。然而，即便我們正確地指出了共產主義的慘痛失敗，即便我們在——依我看是正確地——迫使不發達國家採取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體制，我們卻不願承認自己未能做到在制訂經濟決策時體現正確的環境價值觀。此外，布希政府並無意改變政府現行的一些破壞市場經濟同時也破壞環境的政策。
美國的很多政策制訂者似乎滿足於把我們的經濟抉擇會產生的環境後果問題置於經濟理論的大廢紙箱中，並標以“外部效應”。如我在第10章中所說，經濟學家把想要忘掉的所有事情都稱為“外部效應”，不再嚴肅地加以考慮。例如，布希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在全球變暖對農業的影響問題上分析說：“據估計，現代農業改革所造成的損失遠比全球變暖所造成的損失的即使是最悲觀的預測還要重要得多。這主要是因為前者是有目共睹的，而後者只會出現於相對遙遠的未來——如果它真出現的話。”
這就是它的原話。就委員會來說，不用再考慮全球變暖的問題了。由於這一問題被貶得無足輕重，所以他們估計我們會乾脆把它忘諸腦後。與此同時，我們可以繼續向全世界宣傳，說我們這種市場經濟以能夠想像的最有效方式考慮到了所有問題。
如果我們把眼界放寬，把影響環境的因素結合到我們的經濟體制中去會怎麼樣呢？我們應該怎麼做呢？下面就是我的一些具體建議。
最有效的一個辦法可能是為我們的抉擇對環境產生的後果制訂一個價格，然後使這一價格體現在市場上。例如，如果我們為工廠向大氣和河流中排放廢物造成的污染證稅，這樣的污染就會減少。我們還會發現，為了減少自己造成的污染，有關的公司對提高生產效率的興趣會突然大增。
在大多數人看來，“誰污染誰付錢”應該是無可爭辯的。但若這一原則落實到我們每一個人，而不是一個無名無姓的公司身上又會怎樣呢？例如，我們不以增加家庭財產稅的方法來支付垃圾集運費，而以現金的方式直接徵收垃圾費怎麼樣？多倒垃圾的人多付錢，想辦法減少垃圾的人會少付錢。這樣，關心廢物迴圈利用的人可能會大大增多。而且，當人們在商店裏挑選商品時，會開始拒絕不必要的、體積龐大的包裝，因為他們知道這些包裝最終會增加垃圾量。經濟上的一條經驗之談是：你徵稅，稅會越納越少，你補貼，補貼會越給越多。我們現在對工作徵稅，對自然資源的消耗補貼，這兩項政策造成了高失業率和自然資源的浪費。如果降低工作稅而同時增加化石燃料稅又會怎樣呢？我們完全有可能改變現行的徵稅體制，同時又保持同樣的稅收水平，避免不公正和“稅率遞減”，而懲罰不斷製造的大量污染。
據此，我提議：
1．建立一個環境安全信託基金，其經費來源於為向大氣層排放二氧化碳所徵收的錢。根據每一種燃料的碳含量對汽油生產、取暖用油和其他石油燃料的生產、煤炭和天然氣的生產以及採用化石燃料的電力生產徵收二氧化碳稅。這筆日益增多的稅金可存於基金會，用以補貼購買于環境有利的商品，如節能燈泡或低油耗汽車。同時，減少所得稅和工資稅，使信託基金計畫不致提高當年的稅收總額，而使它保持不變。這樣做可以有足夠的靈活性來保證循序漸進，可以公平地解決向可再生能源過渡的過程中遇到的特殊困難（例如有一些要大量購買取暖用油或汽油等燃料的人眼下還無法找到替代的方法）。我確信，以減少同等數額的其他稅收來徵收二氧化碳稅的方法正迅速成為政治上切實可行的方法。
但是，徵收二氧化碳稅並不足以阻止對所有其他自然資源的姿意揮霍，所以我還提議：
2．根據不可再生資源的含量，對生產或進口的產品徵收原生原料費。例如，根據所使用的原木和再生紙漿或廢紙的比例對造紙廠徵收原料稅。納稅的製造商和加工商則有權得到稅金信貸，以補貼購買迴圈利用設備及收集使用再生材料的必要費用，保證有利於環境的生產能獲得淨利潤。
除了這兩條範圍較大的提議外，我還建議對美國的政策做若幹具體的修改，為保護環境而重寫我們的經濟運行規則：
3．政府應制訂政策，在有利於環境的替代產品具有競爭力時——要考慮產品的全部壽命週期內的費用——購買這類產品以取代對環境不利的舊產品。例如，政府應該在每一個燈泡壞了以後都換成耗能少而照明度相同的長壽新燈泡。政府還應規定每年使用的紙張中有相當的百分比為再生紙，並逐年增加這一比率，直到全部使用再生紙。政府的紙張需求量極大，政府若能以身作則，就能大大幫助新產品的製造商形成規模生產，強化競爭力並打入市場。
4．政府必須為在美國銷售的所有小汽車和卡車規定單位里程耗油標準。雖然環境安全信託基金的碳排放稅和相應的補貼在加快向更高效率汽車的轉換上會有效得多，但規定單位耗油標準可以起重要的輔助作用。由於我自己的國家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兩個汽車製造廠，所以我在支持更嚴厲的里程標準時面臨一個難堪的政治問題，而且我也確實認識到這一立法建議面臨著一些非常實際的困難。儘管如此，鑒於美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如此之大，所以我想即使解決措施還不完美，也比什麼措施都沒有強。
5．必須加強各個產業——建築業、工業發動機、電器產業等——的效率標準。更嚴格的標準能減少製造商用省錢的辦法進行競爭的欲望。布希政府一直暗中盡力抵制這類標準。
6．設施利用率的改革必須鼓勵盡可能的節約和提高效率。目前，一些州政府已經在這方面採取了積極的行動，但聯邦政府的政策卻遲遲不前。所有的設施都應鼓勵節約，而不是提高供應的能力。最後，應鼓勵設施綠化以部分抵銷它們產生的二氧化碳。
7．植樹計畫。仔細選擇適合種植地的樹苗並精心維護，保護成活。在一些社區，必須參加一定的勞動才能領取社會福利，而植樹計畫應成為這類福利計畫的一部分。同樣，少年暑期勞動訓練計畫也應優先安排植樹。
8．加快淘汰破壞臭氧層的所有化學物質。我們還應該對研製確實不損害環境的代用品予以補貼。
當然，如果政府真準備在領導世界環境運動中起必要的建設性作用，還有其他一些問題必須要解決。我們要重視造成美國經濟相對衰敗的社會與觀念上的深刻原因，其中一些也是造成環境危機的原因。
*忽視人力資源，語文、算術、地理和基本文化技能日趨下降。
*我們的行動不注意長期後果，只重視短期效益。例如，按季度指標來褒獎企業領導人；投資者根據短期利潤的多少，而不是根據產品的品質、提供就業的人數和遠期的市場份額佔有率進行投資；政治領導人決定重大決策時常常只考慮它們對下一次選舉、甚至是下一次民意測驗造成的影響。
*我們志得意滿地繼續實行用於戰後市場的經濟政策。那時我們是自由世界中碩果僅存的經濟強國。這些過時的經濟政策很早就已被更加合理有效的經濟政策所超越。我們的政府和企業界各自為政，不能統一計畫或想辦法解決由來已久的矛盾。我指的不是按照日本的模式，而是按照一個新的、具有創新精神的美國模式來解決這些矛盾，就像我們過去舉國一致地完成諸如阿波羅計劃時所做的那樣。
*我們不能把實驗室裏的新發明轉化為對美國公司和工人有利的應用技術。
所有這些問題都彼此密切相關，而我相信，只要按照環境戰略計畫和全球環境馬歇爾計畫所要求的那樣，全國一致共同努力，所有這些問題都能解決。
◎新一代的條約與協定
全球環境馬歇爾計畫的第四個戰略目標是通過談判成功地制訂一系列保護環境的新國際條約和協定。在恢復地球生態平衡的努力中，民主與市場經濟很重要，擴大法律範圍同樣也很重要。
本章在前面討論了成功制訂全球環境馬歇爾計畫不可或缺的補償問題，即工業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平衡問題。它直接關系到新一代的所有條約和協定，而這類條約和協定肯定會數量很多。
這種新協定的榜樣是蒙特利爾議定書。它是世界範圍的協定，要求全世界逐步並最終停止使用破壞臭氧層的化學物質（如氯氟烴），並在工業國家與貧窮國家之間達成了分擔費用的協議。此外，它還預見到有必要定期研究大氣層的新資料。實際上，最初的條款已經被倫敦補充協定修改得更加嚴格，而且估計會做進一步修訂，因為最新的資料表明實際的威脅要更為嚴重。
現在，人們很關注的一個問題是國際社會簽訂一個蒙特利爾議定書的姐妹篇來減少溫室氣體，特別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蒙特利爾議定書的很多創舉都可直接應用於這個新協定。但是，新條約肯定會比蒙特利爾議定書要難得多。所以，現在正參加談判的國家將可能想辦法避免直接規定大幅度減少使全球變暖的氣體的排放量，並努力以實際措施替代象徵性行動。
作為參議院的氣候變化談判觀察組的兩主席之一，我密切關注著這些談判的坎坷發展。例如，我目睹了1991年談判處於初期階段時的一次起伏。當時日本正式提出了一個稱為“承諾與評價”的方案。它規定每個國家將只承諾自己採取行動，而國際社會將在其後評價這個國家完成承諾的情況。布希政府對此頗感振奮，因為它提供了一個機會，使政府在1992年的大選之前看起來採取了行動而實際上不用真做什麼。但不用說，問題是現在做出承諾的政治領導人可能並不是在評價表現時當政的領導人。而政治家們常常禁不住做一些沒有約束力的承諾，希望能出現一些意料之外的簡單途徑來實現承諾。不過，一些像布希這樣的人在遇到沒有輕而易舉的簡便方法能實現諾言時會毫不遲疑地撕毀承諾。日本人後來改變了態度，呼籲採取更嚴厲的行動。
美國應該做什麼
新一代的全球協定種類繁多，錯綜複雜。例如，為準備將於1992年6月在里約熱內盧召開的“地球首腦會議”，人們現在正就兩個獨立的公約和一個“原則聲明”進行談判。除了有關氣候變化的“框架性”公約以外，談判者們正在起草一個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公約和保護全球森林的原則聲明。這些檔正在起草的時候，另一個保護南極，禁止在那裏開採石油和煤炭的條約實際已經完成，並於1991年簽訂。但是，最終解決這一條約的方式使很多關注者感到憂慮，擔心美國不會同意做出必要的讓步，以便就這幾個公約在里約熱內盧最高級會議召開之前達成協議。為了使參加談判的所有國家都認可公約的語言就已談判了若干年，而即使在取得了一致之後，即使我們自己的談判代表也已首肯而只待白宮簽字之後，布希總統仍堅持說公約的語言太過強制——儘管沒有一個美國的石油或煤炭公司表示將來想在北極開採礦物資源。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布希總統一年前還簽署了一條法律，判定一個美國公司——在公約完成之前——參與在北極的這類活動為非法。
白宮拒絕同意的消息傳出後，使參加談判的所有國家大為憤怒，要求布希總統重新審議。最後，在美國受到了令人難堪的猛烈攻擊之後，總統悄悄舉手投降，同意了他的談判代表所建議的所有內容。
這種做法的問題並不在於尷尬或批評。問題在於這種行為與領導風範背道而駛，如果想讓全世界真能在現在迫切需要卻又棘手異常的條約上達成協議的話，美國就必須發揮領導作用。在南極條約上顏面掃地之後，布希政府看來不太可能準備發揮這種作用。然而，看來同樣很清楚的是，如果這屆政府感覺到政治風向有所改變，足以迫使它重新估價自己的政策，那它也會改變立場。
因此，在時間越來越少的情況下，真正的希望仍在於人民大眾的全球環境觀念能夠改變。
◎新的全球環境共識
全球環境馬歇爾計畫的第五個戰略目標是大幅度改革收集環境資訊的方式，推廣全球性的教育計畫以促進對危機更全面的了解。在此過程中，我們應想方設法促使人們以新方式來思考人類文明與地球的關係。
這可能是我們所面臨的最困難與最重要的挑戰。如果能形成對自然界的新觀念，其他一切必要的行動會立刻變得切實可行。這就像東歐更新了對共產主義的觀念後，所有走向民主的措施都得以順利實行，而這些措施在數月之前還被認為是“行不通的”。所以，我們在設計和實施我們的戰略目標時所使用的改革模式應建立在這一假設的前提下，即我們必須經過一個創業期，在此期間，成果不會太明顯，但一旦我們最終走過這一歷程，一切都會大為改觀。
改變人們觀念的戰略中心必須是一項協調統一的計畫，教育人們把全球環境當做自己家裏的“後院”。實際上它確實是我們的後院。建造火葬場或垃圾場的計畫常會遭到大批人團結一致的反對抗議，因為他們都不願自己居住地附近有這類令人不快的設施。這種現象一直使我感到驚異。在爭吵聲中，仿佛沒有一個人關心經濟問題或失業率問題，而保護他們的後院成了最重要的事情。出名的“後院綜合症”一直是一種頗為有害的現象，但是常常也切中時弊，而且無可否認是一種強大的政治力量。怎樣才能把它的能量集中到解決環境威脅上去？這樣做有可能嗎？關鍵在於“後院”的定義。實際上，我們共同的後院已處於諸如全球變暖和臭氧層損耗等問題的威脅之中。
邁向正確方向的重要一步是以新的思路來收集資訊。我們的環境到底在發生什麼變化？
作為參議院太空小組委員會的主席，我一直強烈主張實行一項美國航太和航空局稱為“飛向地球”的新計畫。第一位女宇航員S.賴德用了這一說法，但她是倒過來用的。她指出，我們把飛船送入火星和金星的自轉軌道，可以對行星進行非常精密的研究，並可以利用那一獨特的視角來研究其他更加遙遠的行星。然而，我們卻沒有有同樣的技術在我們迫切需要瞭解地球正在發生什麼變化的時候來研究自己的星球。
不過，比收集資訊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馬上開始行動。資訊的收集應有助於迫使我們這樣做。這一結論有兩層含義：第一，信息收集的速度應越快越好；第二，只要能夠做到，收集資訊的方式就應有助於公眾教育，促進大眾在全球環境迅速變化的背景中來理解這些新資訊。
換言之，“飛向地球”計畫應該是地球上的人類研究自己的計劃。具體地講，我提議進行一項有盡可能多的國家參加的計畫，讓老師和學生每天都對整個地球進行監測，或者至少監測參加國所能覆蓋的地區。即使相對來說很簡單的測量——地表溫度，風速風向，相對濕度，大氣壓和降水量——如果能在幾乎全球範圍內定時收集上來，也會大大加強我們對氣候型態的瞭解。稍複雜一些的測量，如空氣污染，水污染，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濃度等，則會更有價值。但是，第一步是收集密切監測環境所必需的最基本資料。正像醫院的急診室要監測高危病人的生命活動資料一樣。
為實行這一計畫大批生產統一規格的測量儀器能使每一套儀器的成本非常便宜，而且儀器的設計可以適合於每天進行電子“檢索”和資料傳送。發射相對較便宜的低軌道衛星可以使我們迅速傳送從各地監測站收集的資訊。這些資料可以被送到區域、國家和國際分析中心加以研究，並按時做成電腦圖形。學校有了經驗和信心之後，可以擴大活動範圍，如土壤採樣（繪製土壤類型圖，監測土壤侵蝕率，化驗殺蟲劑和鹽的殘存量）和樹木年度普查，用採樣技術監測森林退化和荒漠化現象。
如果這一計畫能如期實行，我們可以期望參加計畫的人更進一步，親自動手植樹，建立種子培育站，培養適合本地區種植的種子。在這一過程中，我們還會播種下一種不同的種於。舉例來說，世界上研究臭氧層損耗的頭號科學家羅蘭德博士第一次對大氣科學發生興趣是年輕時的一次機遇。當時一個鄰居外出度幾周假，請他照看一下後院的氣象站。讓全世界的兒童都參與一個真正的“飛向地球”計畫有三個好處。第一，我們非常需要這些資訊（定期採樣能夠保證資料的品質）。第二，讓學生親手收集資料是進行環境教育的最好方法。第三，這一計畫可能會使參加的年輕人樹立拯救全球環境的獻身精神。
現在，人們正努力改進“飛向地球”計畫。當初，美國航太和航空局是按照和國防部龐大的武器採購方案相類似的方法來組織這一計畫的，大多數預算用於購買龐大的硬體。需要10至15年的時間才能製成這些硬體並將其部署到大空中。我們需要的卻是更快更便宜的資訊，而我確信我們能夠做到這一點。為了這一目標，B.米庫斯基參議員和我一直共同努力修改航太和航空局的計畫並取得了一些成果。航太和航空局現在正提議利用承包商為國防部建造的新空間站來收集更多資料。可同時，布希政府仍在拒絕花一小筆錢來保護通過地球資源探測衛星系統等等已經收集到的寶貴資料。由若干人造衛星構成的地球資源探測衛星系統積累了一份20年間地球表面獨一無二的攝影圖片資料。政府讓收集到的資料白白浪費掉了，現在又提出停止發射下一個衛星。這使我們沒有機會為我們的星球拼造新的圖片，從一個無比寶貴的特有角度觀察我們對地球表面造成的改變。
現時的“飛向地球”計畫還有一個困難，那就是還沒有人知道如何來處理每天從軌道上掃描下來的龐大資料。我們過去從未想到能收集到這麼多的資料。為了整理和解釋這些資料，我提出了一個姑且稱為“數字地球”的計畫，旨在建造一個新的全球氣候模型，它能夠處理從不同來源收集到的、與今日的概念不同的資料。此外，“數位地球”的設計應使它具有自我糾錯的能力，根據已知的氣候記錄做出預測，將預測資料運行於環境變化模型，從而與真正發生的結果進行比較。儘管全球氣候模型都有嚴重的局限性，但它們仍能就未來的氣候可能會發生什麼變化為我們提供可能得到的最完整的資訊，而我相信這種方法能極大地提高模型的品質和實用性。
由於收集的資料龐大無比，所以可能還需要擴大儲存和處理資料的渠道。美國和日本的專家大都認為某種電腦大廈，或稱多台平行電腦系統，在這方面可發揮它巨大的潛力。它在“飛向地球”計畫中無疑會起關鍵性作用。這些平行電腦還會發揮另一個寶貴的象徵作用。我想這一點尤為需要：它能幫助我們認識到如何才能最好地完成收集和處理這麼多的資料的任務，而且在這一過程中如何才能徹底改變所有人對環境的看法。
多台平行電腦的威力在於它不必依賴一個中央處理器來處理資訊。從記憶體空間提取原始資料，送到大功率的中央處理器，等候處理，然後再將處理過的資料存回記憶體空間，這些過程費去了大量的時間和能量。而平行電腦則含有極多小型處理器，遍佈於整個電腦的記憶體空間，一個個緊挨資訊存貯區。對很多應用程序來說，這種工作方式至關重要。通過為每一小部分資料配備具有相應處理能力的處理器，我們可以同時處理更多的資料，存回內存空間。然後在記憶體空間和中央處理器之間往返一次，而不是兩次，即可傳送完畢。
我們可以從其根本原則來看待這種新方法。看來，作為政治體制的民主和作為經濟體制的資本主義顯然也是依照同樣的原則運行的，而且由於用同樣的方式處理資訊而具備同樣的固有“設計優勢”。例如，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人們可以自由地根據自己的決定購買和出售商品或勞務，計算它們的成本和收益。他們處理的是相對而言很有限的資訊，但處理得非常迅速。當億萬人同時處理資訊時，結果會對整個經濟的供求關係做出極有效率的判斷。相比之下，共產主義則力圖把供求關係的所有資訊都送至一個強大的中央處理器來處理。在不得不應付甚至更為複雜的資訊的情況下，這一體制所固有的低效率導致了它的崩潰，也導致了建立在這一體制之上的思想觀念的崩潰。
同樣，典型的民主體制奉行的是仍具有革命性的設想：一個國家做出有關前途的政治決策的最佳方式是讓所有公民都能夠處理與他們的生活相關的政治資訊，以旨在說服他人的自由言論和投票的方式來表達他們的決定。個人的投票與所有人彙集在一起為整個體制指示方向。中央計畫體制的政府之所以失敗，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們實際上根本不“知道”自己或公民在做什麼。
不幸的是，我們在制訂“飛向地球”的計畫時幾乎完全忘記了這一事實。目前的計畫是將所有資料送往少數幾個中心加以處理，將結果轉化為政策措施，再分送到世界各地。這一計畫希望最終能夠改變所有人的觀念和行為，使人們能夠行動起來拯救環境。
我在此推薦另一種方式或建構。它讓每個國家的學生和老師共同參與，把資訊收集與處理能力以“並行”的方式分散於世界各地。這樣，一些最基本的工作就能完成得更快更有效率。然後我們再努力更新和提高各地的資訊處理能力。此外，我們應該在需要重點治理環境和將要從西方引進重大技術的地區（特別是第三世界）建立環境培訓中心和技術檢測中心。
在討論資訊及其價值時，還應記住的是一些自私的犬儒主義者在想方設法用假資訊來遮掩環境的本質問題。這其中就有煤炭工業。它一直在募集資金以在全國的電視、電臺和雜誌上進行一場廣告戰，力圖使美國人相信全球變暖並不是一個問題。從全國煤炭協會洩漏出的一份檔透露出了這場廣告戰的邪惡用心。例如，其中的戰略備忘錄在說明他們的“群體目標”時寫道：“最歡迎這類廣告的是大家庭中受教育較少的老年男性。他們一般並不積極地尋求資訊。另一個可能的目標是年輕的低收入婦女，她們在聽到有關全球變暖的新資訊後可能會減弱對聯邦立法的支持。這些婦女是雜誌廣告的很好對象。”
為了消除這類既得利益行為，受過良好教育的公民必須有能力識破這種宣傳。這場鬥爭涉及巨大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肯定會出現各種不顧一切的宣傳哄騙。
關鍵仍然在於公眾能否對環境威脅的嚴重程度形成新的認識。既得利益者很可能有足夠的力量繼續阻撓所有切實的變革，直到有足夠數量關注生態系統的公民願意仗義直言，督促他們的領導使地球恢復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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