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頻臨失衡的地球—生態與人類精神】 美國─阿爾·戈爾著(10)
《第二部分-尋求平衡》 第九章自我管理
全球環境所面臨的新的深遠威脅正日益變得顯而易見。但我們知道當初自己是怎樣造成了這種威脅嗎？為什麼造成的？如果我們與生態系統的關係己不復健全，又是什麼原因促使我們一路屢屢鑄成大錯呢？
這其中的部分原因必須歸於我們的政治體制。我們的政治策略和政治家們在各種環境問題上未盡其所能是屢見不鮮的事情，但我們的政治體制本身也有嚴重問題。這一體制不光對環境危機毫無積極反應，其自身也己被人肆意利用，使我們不能為國家的發展方向做出一貫明智的抉擇。首先，我們制訂政治決策的方式已被政治宣傳的新形式和新技術所具有的令人生畏的功效所扭曲。30秒的電視廣告和發達的民意測驗現在能以令人驚畏的速度和準確性調整一條政治資訊。不僅如此，它們還能在兩周內操縱選民的觀點，其效果比10年裏所有的講演、辯論會和政治組織加起來所能做到的還巨大得多。
這些新技術本身並不壞，但它們比我們創立自己的政治體制所用的技術遠為威力巨大，以至現在我們還未能領悟它們對這一體制造成的總體後果。新技術常能展示我們完成傳統目標的能力，而這些新的政治手段使政治家能夠即時贏得選票和多數人的支援，卻不去思考我們所作所為的真正意義。我們越來越注重形式，排除實質，而由於政治的實質本來在於選擇難以抉擇的決策，所以我們盡可能排除的正是那些棘手的決策。它們被隱藏起來，被忽略滯後，被完全忘卻。選民的注意力便移到各種巧妙製作的極富吸引力的資訊上。手段變成了目的。策略淹沒了原則。原則本身往往變成了策略，可以隨情勢而改變。
在電子形象製作時代，我們的立國先驅所想像的那種理性交流的作用確實變得越來越小。印象與感情因素充斥了我們的政治領域。候選人能否成功，其“形象修辭能力”與邏輯、知識或經驗同樣重要。
經歷了多年的政治家生涯，我這樣說是出於個人經驗之談。很小的時候，我從對父母的觀察中瞭解了很多政治技巧。我還知道了這些技巧只是在服務于崇高的目標時才有價值。後來，我學會了我自己電視時代的形象修辭，發現自己不自覺地在使用一套新的“形象技巧”。但我越來越深受觸動的是每一個政治家——包括我自己——都可能輕而易舉地迷失於旨在取悅人的個人自畫像和旨在傳達某種策略印象的修辭之中。語音調製，10秒鐘的“聲音效果”，順口的口號，可引用的引語，有新聞價值的視角，利益集團的玄妙術語，從民意調查報告中複製下來的首要任務，為增強效果的放鬆，恰到好處的情感——這些就是現代政治的形式。它們彙集在一起，能把最好的政治家從其手中的真正工作上吸引開。
不僅在政治中，而且在經濟和各個行業中，個人形象都成了一種技術，成了專業工具。這一點說明了我們文化中的什麼現象？每個人都被迫成了演員？在16世紀的英格蘭，演員不得同“崇敬上帝者”葬於同一墓地。這是因為出於技能——即使是為了娛樂——的需要而操縱自己的個人形象被視為信仰上有疑問。當然，今天的演員因為操縱個人形象而尊容有加。而在政治中，這種技巧同樣頗受尊崇。政治技術和個人形象技術被電視技術融為一體。
至少在總統的職位上，競選所需的技巧與擔任總統的技巧具有某種對稱關係。總統在電視上與人們進行有效交流的能力畢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仍然有這個問題：一個靠個人形象魅力當選的總統或許能夠有效地交流，但不能保證他或她有能力處理政府的政策或對國家的前程具有明確的和創造性的洞察力。
對國會議員來說，在電視上展現爭得人心的個人競選形象與當選後所需技巧的關係要小得多。敏銳的形象修辭能力儘管對不斷的連任確實很有關係，但與制訂法律的工作卻全然無關。這些惡疾並不是到電視時代才突然出現。馬基雅弗利就曾說：“最重要的是，君主必須是一個演員。”馬克·吐溫和斯威夫特肯定會從今日的現象中認出他們當初描寫的人性衝動。但是，現有的新技術無情地操縱大眾思維的力量和它們壟斷選舉的程度與舊時美國政治中的任一類似現象都截然不可同日而語。它們的最大害處並不在于對選民的直接影響，而在於以間接的方式嚴重扭曲了人們在印刷媒介時代所理解的民主程序。新的競選手段常常擠掉了昔日選民與候選人進行的對話。更惡劣的是，它們仿造這種對話，使很多人相信對話仍在進行，而實際上對話根本不存在的現象屢見不鮮。
這些技術不可避免地會促使政治家言不由衷：如果虛偽的觀點和人格在權力市場上更加走紅，幹嘛非得說出真心話，展露真正的人格？缺乏真誠在我們的政治對話中最為突出。“只管眼前，不看未來”已成為這一時代的政治倫理信條。我們用好說的謊話取代不易接受的，也永遠不會說出的事實。更糟的是，我們這些公職人員能夠輕而易舉地逃避做出棘手決定的責任。這些決定責無旁貸，卻被拋諸腦後。結果，在面臨史無前例的嚴重危機時，白宮和國會的怠忽職守令人吃驚不已。不光是環境問題，看看我們的預算。我們每24小時的債款就達10億美元。同時在危及我們後代的未來，而竟然沒有一個人採取任何措施。為什麼？因為真正的政治對話己完全被爭取選民一時注意力的危險競爭所取代。未來的聲音細小微弱，而現在的聲音卻震耳欲聾。我們以某種方式使自己相信應該少關心後代的未來，而多關心如何更方便更舒適地付我們自己的帳單。所以，我們不去承擔決策責任，而只顧把堆積成山的債務和污染堆給後代。
一個越來越無法避免的結論是：我們的政治體制本身已陷入了深深的危機。政治對話的膚淺在公眾中滋生了犬儒情緒。歷屆總統大選的投票率逐次下降，已到了歷史的最低點。同時，民意測驗顯示，人們現在普遍憎惡政治這個職業。正因如此，選民們已越來越厭煩使用技術來操縱表面的效果以贏得民心。簡而言之，大多數人對今日的政治已極感厭倦。此外，那麼多的人對我們的文明不斷惡化的危機有切膚的感受，希望改變這種情況，這更加強了他們的沮喪。當然，民意測驗也顯示了這一點，而這一迴圈變得愈發使人絕望：重大的改革被屢次三番地許諾，卻幾乎從不兌現；候選人答應改弦更張，但當選後卻一切照舊。隨著選民對他們選舉的領導幹一番事業的能力越來越喪失信心，他們最終對自己能夠幹一番事業的能力也喪失了信心。到了這個時候，每個人都清楚地知道我們的政治體制已不起作用了。
當事情或機器沒有按照我們的意圖發展或運行時，常常是因為我們還不會掌握或操作它。但這一次我們拒不承認如此。我們美國人畢竟一直是民治的設計師和先驅。我們的制度怎麼會失靈呢？會出什麼問題呢？
美國在很長時間裏一直是國際社會的當然領袖。自500年前的偉大航海發現起，西方文明的政治想像便開始集中在新大陸上。那裏是第二次希望的所在，以菲茨傑拉德的話說，是“人類最後一次找到能施展才能創造奇跡的地方”。新大陸的神秘使命似乎以現代民主的誕生而完成。在過去的200年間，新大陸的承諾變成了一個世人矚目的共和國。它有能力保護每個人“不可剝奪的”權利。其政治體制的基礎是立憲政體，其中每一權力中心都與其他權力中心保持適當的平衡。
作為組織社會的政治手段，政府可以被當作一種技術，在這個意義上民治政府是有史以來被創造出的最複雜的技術之一。實際上，美國憲法起草者所使用的語言顯示出他們對推動社會運行的各種流變不定的力量有敏銳的感覺。在某種意義上，憲法是一部天才機器的藍圖。它用壓力閥和減壓力在個人的需求與社會的需求，自由與秩序，感情與原則之間達成一種動態平衡。這部“機器”是一個大膽而極其有效的發明。在人類尋求更好的政治技術的全部歷史中，它代表了最關鍵的突破。以下這一事實最好地說明了這一點：儘管今天的世界日新月異，200多年前制訂的這部憲法仍被所有人視為世界上最富有遠見的民治政府憲章。
繼往開來的人們目睹這一革命性實驗不但獲得了成功而且繁榮起來，與此同時，美國對整個人類想像力的魅力也就變得越來越強。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相信美國——儘管它有錯誤和暴行——掌握著通向人類文明未來的重要真理的鑰匙。這些重要真理之一是民治應被理解為走向自由的一段仍未完成的旅程。東歐的一個新領導人哈威爾在1990年對國會兩院全體會議的一次講話中就曾指出，我們美國人還沒有完成自己的目標，仍在走向“通往自由的永無止境的地平線”。
從一開始，我們對國際社會的領導就遠不止依賴於我們的軍事和經濟力量。從廢除奴隸制到賦予婦女選舉權，美國人剷除不公正的欲望一直在不斷更新著我們作為領導者的道德權威。但我們並未能一直發掘自己的潛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美國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大戰結束，政治吸引力的中心一舉從大西洋東岸移到了美國。但是，在那場“為世界能安全享有民主”的戰爭之後，美國未能承擔起國際社會迫切需要和渴望它承擔的領導責任。美國戰後轉向國內，退出了剛成立的國際聯盟，選擇了孤立和保護主義的政策，這一決斷促成了以後20年間的混亂分裂，在很多人的眼裏，這些混亂分裂滋養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根苗。
那些年月給了我們重要的經驗教訓，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我們決心不再重蹈覆轍。國會兩黨一致支持歐洲的馬歇爾計畫和謹慎小心地重訂日本憲法，承擔管理責任。這部分是因為我們普遍認識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悲劇在很大程度上是直接由於1918年後美國國會和人民——不是威爾遜總統——未能承當新的世界領導義務。
今天，我們必須接受這一教訓。在面臨文明破壞全球環境之時，如果美國不能擔當世界的領導責任，它就會再一次使世界滑向混亂。歷史就是變革，而變革是生生不息的驅動力。現在，人類社會已發展成為一個真正的全球文明，我們在此面臨一個抉擇：我們或者找出新的方法來引導塑造我們共同的新歷史的變革，或者我們被變革隨意而混亂地驅使。我們或者走向光明，或者走向黑暗。
和1918年的情況一樣，這一抉擇不得不由美國作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918年時是總統具有遠見卓識，準備擔起領導之責，但人民未能響應；現在，人民看來已做好準備，而總統卻沒有。海灣戰爭剛一結束，一項民意測驗曾調查美國人民對美國在世界上應起什麼作用持什麼態度。當時支持“美國利用它的地位來團結其他國家，採取行動解決全球環境問題”的人數量空前，達93％。
無疑，如果美國人被問及是否支持真要這樣做而必須採取的具體措施時，結果會大為不同。實際上，幾乎每一次民意測驗都顯示美國人反對徵收更高的化石燃料稅，而這是改變我們的政策以使其對環境更加負責應該採取的首要步驟之一。可惜，這種現象很普遍：美國人常常在原則上表示同意讓他們的領導人採取行動，但同時保留固執地反對必須採取的每一項具體措施的權利。一項受人歡迎的主張並不總是能生出一項受人歡迎的計畫，馬歇爾計劃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雖然人民和國會支持美國領導歐洲復興計畫的主張，但杜魯門總統剛一提出要用納稅人的錢進行巨額撥款時，幾乎一夜之間民意測驗就顯示出支援他的人大幅度下降。同樣，有一些為了應付環境威脅而必須在美國採取的措施無疑也會很不受歡迎，政治風險也很巨大。但是，美國人畢竟已經開始批准他們的領導人向全國提出挑戰，採取大膽、富有遠見、甚至很艱難的步驟來正確和負責任地對付環境危機。我在田納西州各地舉行的公開集會上看到，選民們很願意採取措施以對付環境危機，比大多數政治家估計能夠做到的要走得更遠——但他們在等待有人領導。我確實相信他們渴望瞭解嚴酷的事實並幾乎完全準備好全力以赴，做出有效的反應。
然而，布希總統及其顧問們仍在反對美國出面來領導組織解決危機的全球行動。這表面上看來是因為他們還不相信危機已經存在。布希總統曾站在波士頓港口前誓言要當一位“環境總統”，“以白宮效應來對付溫室效應”。但在此之後，在他執政的頭兩年裏，他卻辯解說：在正在進行的一項研究溫室效應的大規模國際科學研究完成之前，必要或可行的措施並不存在。然而，在等待已久的研究結論呼籲全球採取緊急嚴厲的措施時，總統卻宣稱還需要進一步研究才能實行任何實質性的措施。
更糟的是，總統及其政府一直採取一些象徵性行動，旨在矇騙公眾，使他們相信政府正在做著事情。例如，提升環保局為內閣一級的機構，這使一些不經心的人相信事情有了實質性的進步。不過，1991年秋布希為了向媒介“亮相”到了大峽谷，此行引發的譏諷就像大峽谷一樣深。須承認，總統幫助國會通過了旨在減少空氣污染的《清潔空氣法》，立了一功。雖然這項法案是一個妥協的文本，在通過之前被政府的多項修正所沖淡，並在通過後由於白宮干擾環保局的實施而受到削弱，但仍不失為一項實實在在的成果。而即使在這一法案中，總統仍堅持刪除所有全球變暖的字眼。不僅如此，政府直至最後仍堅決反對我想添加的修訂條款。這一條款要求解決二氧化碳和造成全球變暖的其他氣體問題，以便更快地消除破壞臭氧層的化學物品。
總統的白宮主任J.蘇努努一直公開譏諷全球變暖的看法，全力扼殺政府解決這一問題的任何努力。他索取了一個能在自己的個人電腦上運行的特別軟體來類比大型全球氣候模型，希望結果能夠支援他反對科學界對全球變暖的擔憂。可惜的是，他使用的軟體明白無誤地確認了科學界的普遍意見。當然，那沒關係，他在這個問題上看來決心已定。而布希不光批准蘇努努以總統的名義制定政策，還批准他去遏制政府內的不同意見。
國務卿貝克開始他的任期時很有信心。他上任後的第一次公開演講談的就是全球變暖問題，雄辯地把它論證為外交政策中的一個首要任務。但是，兩年之內白宮沒有任何行動。在一系列的國際會議上，其他國家指責美國不斷為自己的拖延辯解毫無道理，使貝克公開陷入非常難堪的境地。所有報導都說明白宮主任對他充滿幾乎無法抑制的敵意。在這一切之後，貝克於1990年末宣布：由於他擁有石油公司的股票，所以他本人繼續參與全球變暖問題將會引起利益衝突。我把貝克國務卿當作一個好朋友，並對他有很高的評價。儘管如此，人們不禁會問，他從全球變暖問題脫身，為什麼卻並未退出關於我們對石油輸出國組織的政策、海灣危機及其它對石油公司有直接影響問題的討論呢？看來，從全球變暖問題脫身與他靈敏的政治感覺有關。這種敏感告訴他：他不可能在與蘇努努的爭論中獲勝。此外，他也許也不想與白宮一直堅持的災難性的和不道德的政策發生關係。但是，不管國務卿參與不參與，國務院在美國政策的制定上仍在起重要的作用。令人不安的是，美國不止一次小心謹慎地與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產國沙特阿拉伯聯手，使關於全球變暖的國際會談無功而終。
為什麼總統和他的白宮主任對如此緊迫的問題如此充滿敵視？他們傾全力與每個主張採取積極措施的人做鬥爭。例如，一家電視網的節目主持人告訴我，一份有關全球變暖嚴重後果的報告發表的當天，蘇努努的一個助手E.羅傑斯就召集電視網的主管，勸說他們貶低報告的重要意義，進而在晚間新聞中對它進行低調處理。羅傑斯至少安排過一次與沙特人有關的會議。他于1991年退出蘇努努的班子，去當一位與BCCI銀行醜聞有關的沙特酋長的代理人，直至他收受的60萬美元使布希的助手們大為不安，迫使他放棄了他的客戶。在擔任蘇努努的得力助手期間，羅傑斯是強迫新聞機構貶低全球變暖問題的一個最積極的白宮發言人。白宮總想在新聞報導中加進自己的“印記”，這一點並不新鮮。但為什麼對這一問題特別敏感呢？當一位在國家航空航天局研究全球變暖問題的主要科學家J.漢森博士向我的小組委員會描述某些地區氣溫升高與旱災增多的關係問題時，白宮官員檢查了他的證詞，並堅持要他把這一現象描繪成“基本出於預測”而不是“很有可能”，而後者是從他的研究得出這一結論的。
布希的白宮為什麼要如此努力地避免面對環境的事實呢？是因為必要的變革會使選民和樂於維持現狀的公司惶惶不安而足以造成某種政治危機嗎？在我看來，不管是什麼原因，布希總統拒絕在這場危機中承擔領導責任是一個歷史性的錯誤，如不很快糾正，將被後代人視為不可饒恕的錯誤。
當然，我作為民主黨人評價布希總統的表現，難免具有黨派色彩，而拒絕採取行動的也不只是他一人。國會以及大多數國家的領導人都應受到指責。但是，美國是唯一一個真正有條件領導世介面對一個全球性危機並採取有效措施的國家。英國首相梅傑在大多數問題上都是布希總統的堅定盟友，但在這個問題上卻不同。他在1991年譴責美國不採取領導行動：“美國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23％。世界期待著它在這個問題以及其他問題上起決定性的領導作用。”如果本世紀的歷史能夠起些嚮導作用的話，可以確定地說，假若我們不在這個問題上領導世界，完成拯救全球環境的大規模變革的機會將微乎其微。反過來，如果美國決定這樣做，成功的可能性將大大增加。不僅如此，儘管向我們文明新模式的轉變會不可避免地引起波折，但不進行這種轉變的後果卻是不堪設想的。此外，美國這樣做幾乎肯定會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和地緣政治利益。就像我們幾乎每一次發揮領導作用都獲得過的那樣。而且，如果美國真能夠同意促成和協調有效的全球性行動，它將再一次挽回它的承諾：美國是地球上人類的最終的最美好的希望。
充任這種領導需要想像力。我們有先例可循。以前，世界曾面臨一次只有美國才能抵抗的恐怖威脅。30年代，納粹集中營顯示了希特勒對猶大人的真實意圖。那時，人們嚴重缺乏的是歷史性的想像力。美國——以及世界其他國家——對此的反應很遲緩。很少有人能想見隨後發生的大屠殺。但現在回顧起來，殘忍與毀滅的模式看來清晰可循。當歐洲的戰爭越來越逼近時，甚至在猶太人被趕到一起送往集中營時，很多人仍拒絕認識將要發生什麼。各國領導人顧左右而言它，消極等待，希望希特勒不像他看起來那樣，希望世界大戰能夠倖免。其後，當飛機拍照揭示了集中營的真相時，很多人裝做未曾見到。但是，雖然世界花了很長時間才對希特勒做出反應，但羅斯福總統正因為面對的是希特勒，才在很短時間就對愛因斯坦有關製造原子彈的信做出了反應，跨越了一個道德警戒線的門檻。
現在，另一種警告預示了一場史無前例的環境大屠殺。但是，能夠使我們對環境變革的新模式更加敏感的道德警戒線在哪里呢？各國領導人再一次在閒扯，希望危險會消散。然而，一個生態的“納粹集中營”顯露出的跡象今天已清晰可見，而我們卻仍不願相信全球環境崩潰這一最糟糕的噩夢能夠成真。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我們能多快地認識到危險。政治家們還需要多少證據才肯採取行動呢？
對危機採取積極的行動常要求我們深刻地改變思維方式。東歐和蘇聯最近的變革告訴我們這種變革能夠多麼迅速。但是，推動劇烈變革的力量常是龐大複雜相互對立的思想觀念。它們就像造成大陸漂移和地震的地殼板塊，發展得相當緩慢，最終以巨大的力量相互擠壓。在歐洲，一個名為民主的龐大思想觀念在45年內沿著橫穿柏林的警戒線與一個名為共產主義的龐大思想觀念相互碰撞。雖然政治地平線上的變化不大多，但共產主義國家人民內心積聚了巨大的壓力。80年代末，地緣政治衝突的鬆動減低了把板塊邊緣銜接在一起的摩擦力，其程度剛夠使板塊滑開，於是突然來了一次猛烈的升降，造成了巨大的地震，震倒了柏林牆。這些變革在尚未發生之前看起來幾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但當人們改變了對共產主義的思維方式時，可能的政治變革的規模便擴大了。同樣，隨著我們對環境的看法發生變革，我們也可以擴大政治變革的規模。全世界公眾的覺悟現在已經有了巨大的改變。很多國家的政治領導人正感到對改革的欲望做出反應的壓力。但沒有人想看到巨震隨之發生。我們希望，對危機做出既積極又有計劃的反應能夠減少以後發生巨大的板塊衝撞的可能性。我們面臨的選擇很清楚：或者等待變革強加於我們，從而使發生災難的危險加大，或者我們主動進行一些困難的變革，從而重新掌握自己的命運。
決定性的因素將在於我們的政治體制。開明的政府及其領導人必須積極發揮作用，以便普及對問題的認識，制定實際的解決辦法，規劃我們想要創造的未來。實際工作必須由每一個人來做，而政治家要幫助他們做出新的必要選擇。
每一個關心這一問題的男男女女必須享有要求和參與治理生態問題的政治權利——不管他們居住在哪里。東歐的嚴重環境問題表明，自由是有效管理環境的一個必要條件。在我們美國，最肮髒危險的垃圾場極不平衡地大批集中於貧窮和少數民族社區。那裏的人們由於種族或貧困，或兩者兼而有之，相對而言政治權利很小。事實上，幾乎在所有地方，生活在最底層的人都被剝奪了發言權，無法參與制訂影響他們生活的政策，所以他們的生活和環境都受到破壞。據此，我得出的結論是：拯救環境的一個重要先決條件是把民主政體推向世界上更多的國家。
但是，在我們努力促使其他國家的政府對人民更加負責時，我們也需要密切注視正在妨礙我們的民主體制正常運行的問題，並加以解決。通過加強我們自己的政治體制，我們就能使新的環境管理者出現在最需要他們的地區。
這項工作非常關鍵。因為如果我們做出集體決定的基本體制不能正常運行，那麼這既是我們何以現在已一頭撞進了一條迷穀的重要原因，也是解決由此引起的問題的障礙。能否改變我們與全球環境的破壞性關係？這取決於我們能否更加敏銳地認識到如何使民治政府對關注環境做出反應。全世界關注環境的人每年要增加數百萬。事實上，環境運動和民主運動必須相互結合。人類文明的未來有賴於我們對環境的管理，同樣急迫地也有賴於我們對自由的管理。
反對這兩種管理的頑固力量同出一源：貪婪、自身利益、以急功近利的行為破壞體制的長治久安。我們的政治制度現時的弱點反映出我們推崇權宜之計，不珍視我們的自決能力。我們對削弱政府的責任心和公民對政府的信心的嚴重問題重視不夠。太多的人現在感到沒有辦法對政府制訂的重要決策施加影響。大規模運動的贊助人有辦法接近決策者而普通公民沒有，強大的特殊利益集團能夠控制決策的效果而一個普通選民則無能為力，能從政府決策中獲益的自私的個人與群體能夠加速漁利而廣大公眾利益卻被拋諸腦後。當政府的不負責是因貪污腐化而造成的時候，對民主的損害便尤為嚴重。而在很多國家，貪污腐化是環境遭受破壞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從千萬個例子中僅舉一例：濫伐馬來西亞東部沙撈越州熱帶雨林的特許權正是州環境部長本人出售的。儘管他的官方職責是保護整體環境，他卻靠出售毀滅環境的特許權使個人發了財。
但是，為個人發家而貪污腐化所造成的道德妥協雖然醜惡，卻還不是最嚴重地損害我們對自由的管理的因素之一。一個更隱蔽更普遍的誘惑是爭取和佔有權力的欲望，即使這意味著要躲避棘手的抉擇和無視現實真相。在這方面，對民主管理最致命的威脅之一是缺乏領導。實際上，儘管比起依賴某個“強人”的脆弱專制，民治政府有很強的彈性，但沒有領導的民主事實上卻極易受到傷害。特別是在飛速變革時期，領導人富有遠見，促使人們對危險做出正確反應的能力至關重要。依我看來，布希總統正是在避免充任這樣的領導，而集中精力於短期的政治利益。在其他情況下，他的表現可被視為平常，但在我們現在面臨的情況下卻不是這樣。
或許，對我們管理自己命運的最嚴重威脅——比其他所有威脅加在一起還嚴重的威脅——是如此多的人覺得正在驅趕我們的變化已然走得太遠，獲得的衝力已然太強，以致我們的力量已不足以駕馭它。他們擔心這種力量正在驅趕我們的命運，而我們能夠做出的反應卻過於笨拙遲緩。我們藉以對未來做出抉擇的政府機構和體制確實笨拙龐大，但為了補救民主政府做出的允諾，我們必須使這些機構負起更大的責任。仍固陷於過去的人必須被推趕向前，洗心革面——儘管他們並不情願。
而除了我們的政治體制之後，或許最笨拙遲緩的就是我們的經濟體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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