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頻臨失衡的地球—生態與人類精神】 美國─阿爾·戈爾著(8)
《第一部分-失衡的危險》第七章 匱乏的種子
沒有任何東西能比食物把我們與地球，與地面上的江河、土壤以及它的豐收季節更有力地結合在一起了。食物每天都在提醒我們與生命奇跡之間的關係。因此難怪世界上的多數宗教都要求先謝恩才開始吃飯。
但是有多少人依然感覺得到我們和食物的這種關係呢？我們中間的大部分人不再生產自己的食物，取而代之的是龐大而複雜的機器，把來自世界每一個角落的種類驚人的食品放到我們的超級市場裏面。
努力從土地上尋求食物一向是人類集中關切的事情。確實，許多歷史學家相信，初始文明是圍繞著我們現在稱之為農業的這個獲取食物的新戰略組建起來的。甚至在農業發明之前，從人類交換資訊的最初形式中，似乎就能找到食物這個題材的表達——特別是如何通過合作狩獵活動來獲取食物。法國西南部的拉斯考洞穴中的壁畫就是一個例子。
沒有人確切知道從狩獵與採集轉向固定下來的農業為什麼發生，怎樣發生。目前引起注意的一種理論說，大約在1.2萬年之前，在死海地區的傑裏科附近，首先出現了人工培育的種子。這恰好發生在約旦河穀氣候變得大為幹熱的一個氣候變化期。這種情況可能促使人們以種植莊稼來代替狩獵與採集。但是不論農業的發明是否由於氣候改變、過度狩獵、人口增加，或者只是由於在種植野生植物的工作中通過嘗試錯誤法逐漸積累起了關於種子的知識，反正農業無可阻擋地變成了從環境中獲取食物的更佳方式。我們將要看到，從最開始的時候起，成功的秘密就在於追蹤和記錄種子的情況。
農業史與人類史交織在一起。人類定居點的每一次增大都伴隨著合作努力的進一步發展，伴隨著生產、儲存和分配日益增大數量的食物。犁地和灌溉溝渠這些新技術帶來新的豐收，但也帶來了土壤侵蝕和鹽漬化這樣的問題。進步是緩慢的，卻也是不間斷的。許多世紀，人口與糧食供應的比率相對穩定，人口和食物供應情況都以大致同等的比率在增長。但是隨著17和18世紀的科學革命，人口開始猛增，首次出現了人口很快超出環境提供足夠食物的能力的可能性。英國政治經濟學家馬爾薩斯在19世紀初道出了這種恐懼。馬爾薩斯的理論所以錯誤，是由於農業生產科學的一系列驚人的創新。馬爾薩斯正確地預料人口將以幾何級數增長，但是他未能預見到我們也以幾何級數改進農業技術的能力。甚至在今天，世界上若干國家遭受大規模饑荒的情況下，人們也不會懷疑使用更多的土地和更新的耕作方法能夠大大提高世界食物產量。因此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要比馬爾薩斯見到的問題更為複雜。從理論上講，食物供應可以長期與人口保持同步。但在實踐中，我們卻以與未來進行危險交易的辦法來逃避馬爾薩斯的困境。科學革命伊始，浮士德博士與魔鬼作交易的戲劇傳說就揮之不去。
此種交易中的一部分已經公開了。我們正開始明白，許多廣泛使用的從每季收成中產出更多的食物的現代技術原來是以未來的生產力為代價的。例如，在美國中西部常常使用的實現高產的方法是疏鬆土壤，而且一段時間之後會把土壤弄成粉狀，結果每一場雨都會沖走大量的表土。這種作法不可避免地使得下幾代人想從同一塊土地上生產同樣數量的食物的能力大大減弱。廣泛採用不合適的灌溉技術常常導致土壤中鹽分的大量積累，結果使土地荒蕪。現在在農業中慣常使用的大量化肥與殺蟲劑經常會隨水排到農田下面的地下水中，造成未來幾個世紀的污染。
不過，所有這些問題都是地方性的或區域性的，只要改變我們的農作方法就可以解決。然而，雖然我們現在必須獲取極大的收成，但獲取這種巨大收成的全球系統卻面對著一項真實的戰略威脅。馬爾薩斯曾為我們的食物供應擔憂；今日我們卻更應當為我們的種子供應擔憂。每一粒種子（以及每一根芽苗）都攜帶著種質；它不僅含有基因，而且還包含全套的特殊機制，藉以控制遺傳、規定基因的工作方式、確定基因結合的模式、表現基因的特性。用專家S.威特的話來說，種質是“生命的真材實質”。食物供應的未來健康取決於種類繁多的不可代替的種質。然而，我們現在卻冒險破壞對我們的作物繼續生存極為重要的種質。農作物本身的基因具有抵抗枯萎症、蟲害和氣候改變造成的大規模破壞的能力。這種抵抗能力對任何食物供應都起到決定作用。要保持基因的抵抗力，就必須不斷引進種質的新變種，而許多變種只在世界某地的一些特定野生環境中才能找到。這些環境是強壯、有活力、有彈性的基因的養殖場和貯藏所。但是這些環境本身是脆弱的，而且現在都處於嚴重危險之中。確實，我們主要糧食作物的主要來源目前正受到有系統的摧殘。農學家們直到現在才明白這種危險。菲律賓水稻基因國際貯存中心保管著86000個稻種。其負責人張德竹對《國家地理》雜誌發表談話說：“人們稱之為進步的東西——水電堤壩、公路、伐木事業、拓殖、現代農業等等正逼著我們在食物安全的問題上走鋼絲。我們正在各處喪失野生稻苗和歷史悠久的作物。”
生物技術倒是在創造某些具有優良特性的新的作物品種，整齊、高產、甚至具有天然抵抗病蟲害的能力。但是我們卻一直對這樣一個苛刻的事實熟視無睹：實驗室裏創造出來新品種很快會形成各種天敵，有時只有幾個生長季節就遭到破壞。雖然每隔幾年把新基因嫁接到商用品種上可以加強它們的基因的抵抗能力，但是，能夠提高糧食作物活力的多種基因只存在於野生環境。
野生作物會自然擴殖成無數的品種，每一種的大小、形狀、顏色和產量都稍有差別，每一品種都有一種不同的基因抵抗力，抵抗多得令人難以置信的眾多天敵——從昆蟲到真菌。那些天敵不斷考驗它們。入侵者和受害者在大自然的每一處都在進行著微妙的鬥爭，力量的微妙平衡取決於一個品種不斷在廣闊的基因儲藏庫裏篩選，直到找到一個遠房表親，找到某種新品質，成功地打退某種威脅。我們對進化過程進行干涉，選擇從一代傳到下一代的某些基因，但我們的選擇通常著眼於高產等市場價值，而不是全面的基因彈性。種質的活力因此減弱，而蟲害與枯萎症的進化率卻繼續不受阻礙地增長。此外，由於病蟲害不再瞄準一個迅速移動的目標，它們可以系統地在它們自己的基因軍火庫中尋找一種有效的進攻戰略。找到之後，不僅對首先遭到進攻的某一個別植物發生作用，而且由於我們的新植物中如此眾多的品種在基因上相同，因而也對數以10億計的其他突然處於受危害地位的植物發生作用。
當然，這並不是說，人工選擇植物天生就是危險的，相反，它是歷史上最偉大的創新之一。要是沒有對植物的天然進化進行某種干預，馬爾薩斯預料的災難恐怕早已成為事實了。其實，植物的繁殖育種幾乎和文明本身一樣古老。早在一萬多年之前，人類就開始收集播種珍貴的種子。在有記載的全部歷史中，人類都曾把植物從一個地方帶到另一個地方。例如在西元前1500年，世界所知道的第一位女性國王，古埃及國王哈什弗特，就派出一支遠征隊到現在稱為索馬里的地方，帶回了“香樹”，也就是雪松，把它們栽在埃及。更近的例子是，哥倫布第一次從新世界返航回到歐洲時帶回第一穗玉米；第二年他把歐洲的小麥與甘蔗穿過大西洋帶回新大陸。幾十年之後，西班牙殖民征服者把馬鈴薯從秘魯帶回歐洲。美國的領導者們早就知道繁殖育種的重要性。傑弗遜總統曾經訓令全體美國外交人員，叫他們在所訪問的各個地方把有潛在價值的植物種子送回美國。佛蘭克林作為派往倫敦的使節，把大豆引進美國。100年之後，創建了美國農業部，它的主要任務是分配種子。後來，該部雖然也進行其他活動，但是尋求和儲存新品種的種子一直是其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但是現在我們把選擇種子和植物的古老過程推向技術的極端，有意識地只選擇我們相信對今年的收成最理想的那些基因特征，把它們嫁接在一起。每年收穫的玉米現在不再來自數以千計的基因品種，而只是少少的一些品種。每一品種都載有一套精心選拔的基因，能夠得到最高的產量。通過無性繁殖，生產出數以10億計的種子，而它們接近單一的品種。如果我們足夠聰明，能夠預見大自然的反復無常，我們可能有能力存儲所有我們需要的基因。但是我們卻過高估計了自己的無所不知，低估了我們橫加干涉的自然系統的複雜和微妙。
我們已經看到，糧食作物生存的能力取決於它的基因資源的豐富多樣。從最古老的時候起，人工培育的作物就受到病害的威脅。例如古羅馬人在4月下旬舉行一次盛宴，把一條狗獻祭給羅比格斯神，要求神靈保佑莊稼不得麥銹病。羅馬人儘管迷信，比起我們來卻有一大優點，就是他們有充足的時間，可以依靠植物的天然進化能力。現在，我們的作物大部分是單一培育的品種，可能用不了多久，入侵者就會發現這些莊稼的基因防線中的弱點，而我們的人造基因儲藏庫對此無能為力。
20年前，美國國家科學院進行過一項研究，叫做“主要作物基因的易受傷害性”。這項研究看到了現代農業方法的固有危險。它對美國的各主要作物這樣描述說：“出奇地單一整齊，但也出奇地的易受傷害。……市場要求單一的產品——農民必須生產單一的產品，植物培育者則必須生產大小、形狀、成熟期等等完全一樣的品種。生產的單一意味著作物基因的單一。這反過來又意味著基因單一的作物極有可能接受某種有機生物的變異，這些變異又會有能力對那種作物發起進攻。”這份研究報告發表以後，採取了若干預防措施，但在同一時期，世界人口卻增加了15億。每張嘴都要吃飯，這種挑戰造成了無情的壓力，要在更大更一致的收穫中獲得更高的產量。劃一還來自另一些壓力。農產品需要適應工廠冷凍，允許大量使用農用的化學物質，適合特種包裝，適合於大規模糧食生產中所使用的專門機器。結果，潛在的基因侵蝕問題現在比過去任何時間都更加嚴重。一位專家最近說：“一種新作物品種的平均壽命現在大致相當於一張新的通俗歌曲唱片的壽命。”
現代作物的基因是軟弱的。它們的天敵能夠有效地發現它們的弱點，所以，即使最富於生產力的新品種有一天也必須拋棄。為了與迅速形成的病蟲害競賽，科學家正被迫不斷地在他們的溫室和種子庫中搜尋新的遺傳特徵，使下一個“奇跡作物”能夠躲過目前的“奇跡兇犯”，而同時又為更大量的人口生產更高產的糧食。但是，時不時地又會出現新的病蟲害，而他們的基因儲藏庫中沒有任何一種能與之對抗。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只能指望人工品種在大自然裏有一個足夠強壯的“野生親戚”。這種野生植物四周是無數的掠奪者，卻沒有殺蟲劑、除草劑、殺菌劑等等來幫助它。通過在自然環境中的激烈鬥爭它獲得了一種遺傳的抵抗力。它城裏那些嬌生慣養的表兄弟可產生不出這種抵抗力來。
找到這門野生的遠房親戚常常不是簡單的事情。植物遺傳學者實際上必須到地球上的某一特定地點，到受到危害的作物的“老家”去尋找——有時要跪匐在地上摸索。這些基因家鄉也稱為遺傳多樣性中心，或稱為瓦維洛夫中心，以紀念發現並記述了遺傳基因的俄羅斯遺傳學家N.I.瓦維洛夫。全世界只有12處這樣的中心：1．墨西哥－瓜地馬拉，2．秘魯－厄瓜多爾－玻利維亞，3．智利南部，4．巴西－巴拉圭，5．美國，6．埃塞俄比亞，7．中亞細亞，8．地中海，9．印度－緬甸，10．小亞細亞，11．泰國、馬來亞、爪哇，12．中國。這些中心每一個都是現代農業中12種左右的最重要植物的遠祖的家鄉。重要作物的總數很小：實際上全世界的糧食作物只來自約130種植物，其中大部分是最初於石器時代種植的。
瓦維洛夫說，遺傳多樣性中心“大多數位於北緯20度至45度之間的長條地帶，靠近高山山脈，如喜馬拉雅山、興都庫什山、亞平寧山、近東以及巴爾幹地區的高山山脈。在東半球所謂的舊世界，這條地帶沿著緯度伸展；在新世界則沿經度伸展。在這兩個世界，這條地帶的走向都與山脈的走向一致。”例如小麥的祖籍為伊拉克北部、土耳其南部、敘利亞東部，完全在瓦維洛夫所說的長條地帶之內的山區。許多小麥的品種在那裏自然生長，但這種多樣性卻沒有反映在人工培育的小麥品種裏。確實，目前作為農作物的小麥裏這種遺傳多樣性還不到10％。據生物學家N.邁耶爾說，在全世界各個種子庫裏能夠找到的小麥遺傳多樣性還有30％。但是差不多2／3的小麥品種只能在野生地帶找到，其中大部分依然在原始的瓦維洛夫中心以內。
咖啡多樣性中心位於埃塞俄比亞高原地帶。然而咖啡現已在世界的許多地區種植，例如安第斯地區的哥倫比亞和巴西。每隔一段時期，當現有的品種中的基因抗力不能應付新的病蟲害時，咖啡種植者就必須回到埃塞俄比亞高原地尋找野生的遠親來對抗新的威脅。幾年前，這一尋根活動出現了一場令人啼笑皆非的風波。當時，巴西受到國際間的批評，說它允許對亞馬遜雨林進行大範圍的破壞，巴西的一小隊人馬來到阿迪斯阿貝巴，對埃塞俄比亞的森林地區的日益嚴重的破壞表示關注，因為這些森林區對咖啡作物的未來活力極為重要。
玉米的家鄉是墨西哥和中美的高原地帶，馬鈴薯的家鄉則是秘魯和智利所屬的安第斯山脈地區。幾百年來，甚至幾千年來，這些偏遠的多樣性中心是安全的。瓦維洛夫推測，我們今日如此完全依賴的石器時代作物能夠在這些山區倖存下來，是因為它們具有多樣的土壤類型、地型和氣候。此外，高山的交通不便，各山谷之間各自隔離，為這些地方提供了相對良好的保護，免遭文明和商業活動的破壞。
不幸的是，我們的地球文明現在取得了如此廣大的權能，急速增長的人口對土地、薪柴和各式各樣資源的要求都如此貪婪，許多社區迅速侵害了所有12個瓦維洛夫中心，甚至那些最偏僻的中心。例如，在小麥的家鄉美索不達米亞，現在唯一能找到小麥野生親屬的地方是墳地和城堡的廢墟。而且近來最常見的是碰運氣而不是靠細心的計畫。野生小麥所以能在這些地方倖存下來是因為常常忽視大自然的人類文明不屑于理會這些極小極不重要的地方，意外地保護了它們。
邁耶爾報導了一個事件：70年代末，差不多南亞和東亞的全部稻子都受到一種病害，引起這種病的是阻礙草類發育的病毒，傳播者是一種棕黃色蝗蟲。對多少億人的食物供應的威脅極其猛烈，菲律賓的國際水稻研究所的科學家急急火火地要在全世界的基因庫中的4.7萬個品種裏找出一種能夠抵抗這種病毒的基因。最後他們終於在印度一個山谷找到了唯一一種野生稻品種。但是這種植物並非生長在不可侵犯的聖殿裏。不久之後這個山谷就開始修建新水力發電工程。如果今天再發生70年代末的情況可往哪兒去找呢？
近期歷史不乏實例可以說明我們現代食物供應所受到的戰略威脅何等嚴厲。1970年，美國突然遭受玉米作物絕收的損失，當時南方的玉米葉枯萎，因為那裏用的是一種統一培育的品種，為的是簡化遺傳性能的操縱。在1977年，科學家在厄瓜多爾找到了鱷梨樹的一種野生遠親，能夠抗拒枯葉病，對加利福尼亞的鱷梨種植者來說，這種遺傳特性太有價值了。但是好消息與壞消息同時傳來，原來這種鱷梨樹只有12株生長在一小片森林中，這一小片森林是原來一大片低地森林的殘餘，那一大片早因厄瓜多爾人口的增長而被砍伐掉了。
幾年前發生了一起更直接的威脅。當時安第斯山脈的秘魯所屬地區的遊擊隊“光輝道路”襲擊了國際馬鈴薯中心，他們炸壞了建築物，把工人扣留作為人質，而且殺害了一名警衛人員，威脅著該中心1.3萬個標本的繼續生存。雖然後來這些收藏品安然無恙，遊擊隊的進攻卻戲劇性地表明，這些貯藏所易於遭到損害，依靠這種機構的農業系統容易受到損失。另外還有一個例子，1991年，就在伊拉克戰爭爆發之前不久，世界收藏的小麥種質的一部分不得不從敘利亞疏散到別的地方。同一年在埃塞俄比亞發生的內戰又威脅了多種種子的收藏。
當然短期性威脅不會造成重要糧食作物的滅絕，起碼不會造成我們通常所理解的那種滅絕。（滅絕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個事件。）避免動植物滅絕的一種辦法是保留足夠的遺傳品種來成功地適應環境改變。如果它的遺傳多樣性減低，那麼它所受到的危害程度就相對增加了，有時會超過一個限度，結果一個品種就會無法避免完全消失的命運。在每一情況裏，早在一個受危害的品種的最後代表屈服于其命運之前，這個品種本身在機能上已經滅絕。一個品種的遺傳多樣性的不斷損失叫做基因侵蝕，而目前比率高得驚人的重要糧食品種患有基因侵蝕。聯合國國際植物基因資源委員會列舉的受害最大的名單中有蘋果、鱷梨、大麥、圓白菜、木薯、鷹嘴豆、可哥、椰子、咖啡、茄子、扁豆、玉米、芒果、甜瓜、黃秋葵、蔥頭、梨、胡椒、水羅蔔、稻米、高粱、大豆、菠菜、西葫蘆、甜菜、紅薯、番茄、小麥和山藥。
在農業史的大部分時期，遺傳多樣性不僅可以在糧食的野生親屬中間找到，還可以在所謂的農田種族或稱原始栽培變種中找到。這些植物在遺傳上與全球農業系統中使用的糧食作物有關聯，是在較原始的農業系統中開發出來的。它們既非生長於山谷之中未經耕種的野生親屬，又不像它們現代的雜交表兄弟那樣精微高雅，然而它們卻含有比先進的繁殖育種系統範圍大得多的遺傳多樣性。不幸的是，許多農田種族由於現代高產品種的蔓延，目前也受到危害。1990年，由基斯東中心發起，在印度馬德拉斯舉行了一次國際會議。這次會議作出結論說：“不幸的現實是，許多國家在知道或不知道的情況下，由於高產品種的蔓延而喪失了他們傳統的農田族類，從而增加了遺傳單一性。”例如在美國，據一項估計，以1900年農業部所列舉的所有蔬菜品種為准，目前留存下來的不到3％。
然而美國卻只有一個多樣性中心。它在中西部的北部，那裏是紫黑漿果、大酸果、耶路撤冷洋薊、清殼山核桃和向日葵的原生處。實際上所有其他的中心都位於第三世界國家，四周滿是尋求薪柴、食物和土地的爆炸性人口。他們甚至尋找最偏遠的土地求生活。為要從出口商品中賺取硬通貨，償還欠各個工業國家的龐大債務，這些貧窮國家徵用以前用來維持生存的土地來生產供出口海外的單一性雜交品種的作物，而其中有很多從前生長著富於遺傳性能的農田族類。這種情況從前也有過。例如愛爾蘭在馬鈴薯大饑荒時期改種大量小麥，但是幾乎全部生產的小麥都被迫出口以便償還它欠英國的債務。這些同種的“奇跡作物”的確也給若幹第三世界國家的國內市場提供了高產作物，暫時緩解了國內的饑餓狀態。但是，大肆歡呼的綠色革命在大部分國家裏卻未能補救基本的農業問題，例如不公平的土地所有權模式常常允許富有的社會精英擁有極大百分比的生產性土地。而且若干由國際金融機構組織和資助的大吹大擂的開發計畫也變成了問題的一部分。在很多情況下，這些計畫對於實行這些計畫的那些地區的文化或生態極不合適。此外，在遺傳上改變了的作物品種雖然可能帶來高產，然而常常不能持久，病蟲害會襲擊這些高產品種，而過分灌溉與過多施用化肥則會使土壤喪生生產力。
同時，世界食物系統中目前的各種安排往往使人感到不公正，這也使第三世界不信任跨國公司從它們的多樣性中心那裏繼續補償野生作物親屬的作法。從歷史上看，先進國家的確有時候從發展中國家獲取遺傳基因財寶而未給予適當的補償。第一艘航行在亞馬遜河、航抵巴西的馬瑙斯的汽輪載著一船當時是巴西主要財政收入的橡膠樹在半夜時離開，返回英國。汽輪比帆船快多了，當時又新發明了可以攜帶的護養設備，結果這些橡膠樹居然在航行之後活下來了。在溫室中施與營養之後，這些橡膠樹第二年移植到英國的殖民地錫蘭。巴西壟斷的橡膠市場破碎了，巴西看到它的經濟財富急轉直下。新世界中最富的城市馬瑙斯，當時裝有耀眼的電燈，甚至還有一家著名的歌劇院，竟一蹶不振，兩年之後實際上把電燈都關掉了。
雖然第三世界現在的植物培育者的猜疑多半沒有什麼道理，然而他們的這種心情卻不難理解。新的美國法律對新作物品種提供專利保護，保障私人對新品種的所有權，歐洲共同市場、日本和其他地區的保護主義日益增長，這些事態使第三世界更加多疑，並促使人們作出新的努力來爭取更加公平的經濟關係。
實際上不可能計算維護地球上遺傳資源的多樣性有多高的價值。而且這些資源的價值的確不能單獨用金錢來衡量。但是就糧食作物而言，我們至少擁有若干尺規來衡量目前受到危害的基因的大致價值。加利福尼亞農業土地規劃局最近提出報告說，農業部在現有全部6500大麥品種中進行搜尋，最後只找到一種埃塞俄比亞大麥能保護全部價值為1.6億美元的加利福尼亞大麥作物，使之免受黃矮病毒之害。類似的野生基因已對產量的增加作出了貢獻——許多作物的產量在過去幾十年裏提高了300％以上。加州農業土地規劃局發現了許多有價值的野生基因，其中有一種是來自土耳其的野生小麥，“它看起來沒什麼用處，然而，把它的抗病基因傳給商用小麥品種，僅對美國其價值每年就有5000萬美元。另外，一種野生的蛇麻子能使英國啤酒有較佳的苦味，於是英國的釀酒工業於1981年就購買了價值1500萬美元的蛇麻子。”
農業投資者當然像植物遺傳學家一樣注意到了遺傳多樣性的價值。因此，除了野生親屬和農田種族而外，現在還有另一個多樣性來源，這就是基因庫，而且其種類多得驚人，某些由政府經營，某些屬於私營的種子公司和跨國公司，某些屬於大學。個人擁有的數目也令人吃驚，其中許多個人僅是專心致志的業餘愛好者。目前的制度糟糕透了，各貯藏所之間極少協調，國家所收集的基因缺少適當的保護與維持，對這種寶貴資源完全沒有迫切感。特別是那些眼下在世界農產品貿易中不太重要的許多蔬菜和糧食的基因，處境更加不妙。
更有甚者，種子工業的整個境況正在改變。跨國化學公司一直在收購種子公司和其他遺傳多樣性的來源，以及投放市場或是準備投放市場一些新的植物品種，這些新品種與多種殺蟲劑與化肥不發生抵觸。跨國公司賺了大錢，然而卻進一步損害了全球環境。
根據1991年世界最大種子公司的排列情況，五家最大公司中的兩家是農用化學公司。許多其他公司，其中包括世界最大的先鋒高培育公司，也已經與若干化學及生物技術公司達成協議，請它們幫助開發與研製抗除草劑的植物品種。
在某些情況中這可能是有利的。比方說，孟桑托公司生產一種商標名稱為“圍剿”的除草劑，這種除草劑對環境危害較少，而且這家公司還成功地培養出了一種能夠抗拒這種除草劑的基因。但是更常見的結果則相當不祥。加利福尼亞的一家生物技術公司——加爾基因正直接為魯恩－波蘭克化學公司工作，研製一些棉花品種，使其能抵抗一種再生的毒質“溴苯腈”。而這種毒質據信卻對農業工人有害。一家集團化學公司已經研製出能抵抗2，4－D的植物，而2，4－D己確認能使農民患上癌症。這兩種研製成果都定於1991年夏季進行野外測試。美國政府的兩個機構正在促進這種趨向。農業部宣佈，抗拒除草劑的植物具有優先研究地位，農業部還積極支援抗拒上述兩種毒素的馬鈴薯的野外測試。美國林業局則鼓勵在林業中使用抗除草劑的藥物，大大地擴大了這些有毒化學藥物的市場。
令人感到不安的並非跨國化學公司本身。這些公司擁有管理技術、資源和在全球經營的能力，這種全球能力可以用來解決某些影響全世界食物系統的戰略性問題。然而，某些公司目前遵循的戰略卻反映出一種假定，認為我們足夠聰明，能夠指導重要植物的進化道路，用不著付出高昂的長期代價就能實現短期的利益。
但是我們並沒有那樣聰明，而且從來沒有過。較老的技術比起現代的尖端遺傳工程要簡單得多，但舊時採用它們的時候就簽了浮士德式的契約，其結果仍然在困擾當今的農業。例如，殺蟲劑不僅可以殺死害蟲，也可以殺死許多益蟲，常常擾亂了生態系統中的自然模式。所以，這些殺蟲劑往往弊大於利。環境學家A.洛文斯講了一個特別令人困擾的故事。人們在印尼使用一種特具威力的殺蟲劑來殺死使痢疾蔓延的蚊子；這種殺蟲劑也殺死了小黃蜂，而這種小黃蜂又控制著各家茅草房頂上的昆蟲數量。結果，不久之後各家房頂都塌陷下來。另一方面，成千上萬的貓也中了這種殺蟲劑的毒，貓死了不要緊，老鼠的數量蓬勃發展，接著帶來了淋巴腺鼠疫。
即使沒有災難性的副作用，害蟲也常常迅速地形成本身的抗藥能力，這就促使農民使用更大量、更致命的殺蟲劑。農用殺蟲劑的殘渣流到地下蓄水層和地表溪流中，傷害禽鳥和魚類，這些公害已經不是新聞。1962年，卡森的劃時代的著作《寂靜的春天》雄辯地警告美國及全世界，殺蟲劑的流失會危害到候鳥和大自然中的其他生物。但據“全國聯合反對濫用殺蟲劑”組織說，我們今天生產殺蟲劑的速率要比出版《寂靜的春天》這本書時的速率增加了13000倍。
我們真的需要所有這些毒藥嗎？康奈爾大學1991年進行了範圍最廣的一次殺蟲劑使用情況的調查，得出結論說，農民可以放棄許多種殺蟲劑和除草劑而採取蟲害綜合治理與輪作等自然方法，這樣做完全不會減低產量，也不會使糧價大漲。而且根據該項調查，大多數情況下，那些尚無法替代的殺蟲劑用量也可以減半而不會影響其效果。
除了殺蟲劑而外，一些以飼養牲畜為生的農民經常使用激素和抗生素。我在1984年為探討這個問題主持了一次國會聽證會。我們在會上獲悉這樣一個驚人的事實：在美國使用的全部抗生素中竟然有45％是以小劑量喂給牲畜的——不是因為農民特別耽心牲畜會受到細菌的侵害，而是因為在飼料中摻上低於治療用的小劑量抗生素，牲口吃了能長得更快。（我們現在還不完全明白這是為什麼。）然而，這要付出代價，經常不斷受到小劑量抗生素襲擊的細菌培養出本身的強大防禦能力。抗生素使牲口很快長出肥膘，錢來得快，但是那些抗生素也恰恰是醫生們用來殺死細菌、治療疾病的抗生素。我們幾乎從來不會吃到牲畜肉中的細菌，因為通常的烹飪方法就把細菌殺掉了。但是通過生物學家稱為傳病媒介的一些通道，某些對抗生素具有超級免疫能力的細菌能夠繞道來進攻人類。例如，沙門氏菌屬就是既能在牲畜身上也能在人體中成活的細菌。此外，哪怕那些不在牲畜與人類之間交叉感染的細菌在某些情況下也會通過“原生質”把抗拒抗生素的特定基因授予其他種類的細菌，而使那些細菌獲得免疫能力。而且，某些細菌據信會對人類形成越來越大的威脅。
化肥的使用也要求我們簽定一筆艱難的契約。近期的調查研究表明，廣泛使用氮肥能夠促成失氧，造成土壤產生過量的甲烷和一氧化二氮。事實正是，大氣中甲烷和一氧化二氮的濃度增加了，兩者合起來占全球變暖原因中的20％。雖然這兩種氣體還有其它來源，但人們現在認為，使用氮肥是主要原因之一。化肥也會影響遺傳多樣性：今天，威力強大的化肥把當地環境及土壤類型的差異都填平了，這對作物種類的多樣性當然沒有什麼好處。所以，一方面，現在的高產是肯定可取的，另一方面，甚至看來仁慈寬厚的干涉也會帶來很大代價，而我們卻很少會停下來考慮一下這些代價。
現代耕作方法可不是世界食物系統中唯一的弊病。過度放牧是荒漠化的主要原因，為養活日益增加的人口濫砍濫伐也是一宗。動物遺傳工程還沒有像植物那樣得到開發，卻已經開始引起類似的關注了，例如在牲畜身上使用人類操縱的激素已引起了關注。
特別令人惶恐的是有日益增多的證據表明我們現正耗竭世界上最重要的漁場。從1950年起，全世界每年的捕魚量增長了500％。可以認為，現在在大部分地區捕魚量高於補充量。而且寶貴的魚種正日復一日消失。在海洋上使用長達35英里的細孔飄網最近引起了大量理所當然的公眾抗議。但即使不使用飄網，全世界的漁船船隊也正在對海洋的生產力進行全面進攻。據加利福尼亞的一位漁業權威人士D.加萊特說，新的技術意味的是魚類已經在劫難逃。他說：“實際上每一品種都有自身的熱力指航標，一種魚在一條狹長的海域回游，或在一片古老的產卵場繁殖。借助先進的聲波導航和測距系統以及偵察機，人類已經查明了全世界所有這些區域，既不留情也無遠見地全力開發。”我特別不能忘記人造衛星夜間從新西蘭以東海面上空拍攝的一組照片。在強大的海流上覆蓋著一條鏈，迅速向分隔開北島和南島的庫克海峽前進。螺旋形的海流載運著驚人豐富的魚和魷魚，洋流的迴旋夜間在太空仍依然可見，因為亞洲的漁船隊的漁船精確跟蹤魚群，那些漁船的燈光重現了水流的螺紋。
生態系統所遭到的其他威脅也可能有損於全球的食物供應。例如由於臭氧層的破壞而造成的紫外線幅射的增加也對所有的作物以及食物鏈中重要的環節，特別是海洋中的重要環節產生嚴重的威脅，即使我們尚未充分理解這些威脅。由於全球變暖而造成的氣候型態的改變，也將對食物生產造成問題：海平面升高，病害蟲害北移，特別是雨量分配方式發生改變。此外，這些變化中的某一些同時發生也會產生不可預測的全球性危險。
例如，在1991年下半年，來自44個國家的325位科學家在美國的羅德島州開會，考察來自海洋的對於食物的一種新威脅：世界範圍的海藻突然大量繁殖，特別是多次出現含有毒性的“赤潮”。多數科學家認為這是多種原因造成的。瑞典倫德大學的海藻專家L.艾德勒討論了這對漁業及海洋養殖業的威脅。他對《波士頓環球報》說，“我想我們肯定可以把海藻突然繁殖比作諺語中的金絲雀在煤礦中已經奄奄一息。無疑，正在發生的事情非同小可。”在1990年的另一次會議裏，兩棲動物專家們聚在一起，比較他們的記錄：在世界的每一大洲，青蛙、蛤蟆、蠑螈的數量都同時神秘而急劇地減少——據信這也是多種因素造成的。
但是對世界食物系統最嚴重的戰略威脅是基因侵蝕：種質喪失，糧食作物更加容易受到其天敵的危害。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相信我們能夠適應全球變暖的人士正在爭論說，我們可以通過遺傳學設計新的植物，這些新植物將在我們創造的不可預測的條件中茁壯成長。而遺傳彈性與韌性的喪失恰恰發生在同一個時候。但是科學家們從未創造過一種新的基因。他們只不過是把他們在大自然中找到的若干基因重新結合起來，而現在遭受巨大危害的恰恰是基因的供給。
我認為，我們沒有能力為世界的食物供應提供適當的保護的看法不過是造成全球環境危機的同一個哲學性錯誤的另一表現。這種哲學認定，我們的生命與自然界沒有什麼真正的關係，我們的精神是與我們的肉體分開的，作為脫離肉體的純理智，我們可以用我們選擇的任何方式來操縱這個世界。正是因為我們覺得與物質世界沒有什麼聯繫，我們才輕視我們的行動所造成的後果。而且，由於這種聯繫似乎是抽象的，我們才總不肯明白對於我們的生存極關緊要的環境遭到摧毀意味著什麼。實際上我們正駕著推土機推平伊甸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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