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老子、孔子、孟子、墨子】
老子，（約西元前571-471年），姓李名耳，字聃，華夏族，楚國苦縣厲鄉區仁裏人。是我國古代偉大的哲學家思想家，也是道家學派的創始人。他提出的是樸素的辯證法，主張無為而治。被後世稱為“道教始祖”。
老子創有樸素的辨證法。名句：“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這部流傳兩千多年的《道德經》是跨時代的作品，在不同的時代，這部作品會被解釋出不同的含義。據統計，道德經是僅次於基督教《聖經》被翻譯語言最多的一部作品。
老子是道家性命雙修的始祖，于生命上主張自然，講究致虛極，守靜篤、不與人爭的修持。老子在政治上主張的無為而治，老子有一段話常被視為對為政者的箴言：“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漢書‧藝文志》謂：“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曆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西漢史學家司馬談《論六家要旨》謂：“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埶，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
《莊子》文中有提到老聃，如內篇、徳充符篇及外雜篇。《荀子》天論編中也有接觸老子的思想，“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呂不韋的‘呂氏春秋’中也提到“老耽貴柔”。
據舊《沙河縣誌》、《順德府志》和廣陽山古碑記載，以及中國老子研究會專家經過多次的實地考察、論證，認定廣陽山就是老子昔年講學、隱居修行的處所，並且邢臺沙河市是老子在中國開壇講經的第一道場。
一說老子並沒有去世，而是到了西域，並對西域人實行教化，這就是所謂的“老子化胡”。老子化胡說源出東漢，最早，佛教為了傳入中國，附會道教，自稱“老子化胡”，自稱佛教為“浮屠道”，後來，佛教得勢，又否認“老子化胡”，並貶斥道教為“外道”。
漢桓帝延熹九年（166年）襄楷所上奏章中有“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的說法。
《三國志·魏書》：“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老子西出關，過西域，至天竺教胡，及浮屠弟子合二十有九。”西晉天師道祭酒王浮撰寫《老子化胡經》，稱老子攜尹喜西入天竺，化為佛陀，立浮屠教。書成之後，被佛教徒指為偽經，雙方爭論持續近千年。直至元代舊事重提，朝廷舉行辯論，結果，在當時道教失勢，包括《老子化胡經》等經書被焚毀禁止流傳。今各種《老子化胡經》俱無完帙，《太上靈寶老子化胡妙經》今有敦煌抄本S.2081存世，10卷本《老子化胡經》敦煌抄本中存有其中4卷：卷1、卷2、卷8、卷10。
老子末年于狄道府（今甘肅臨洮）逝世。《莊子》文中載有“老聃死，秦失（佚）吊之，三號而出”，是老子老死於秦國的證據。《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對老子的事蹟已不能確定，將李耳、老萊子與太史儋並列，稱老子一百六十餘歲或二百餘歲。
《德道經》，又被人們廣泛稱為《道德真經》、《老子》。書名是後來的稱謂，最初這本書稱為《老子》而無《道德經》之名，或可能始於韓非子“解老”、“喻老”兩篇更前之先。全書形成于東周末期至春秋戰國時期，分上下兩篇，原文順序上篇為《德經》，下篇為《道經》，篇文不分章，相傳是老子留下約五千言的著作。近幾年考古工作後，與原通傳於世的西漢河上公本作比對，人們發現一些重要內容有明顯差別，因而有一種觀點認為西漢初年這本書還沒有統一得到定本，帝王和儒家為鞏固自身華夏正統地位，而故意密謀篡改此書。
《道德經》虛用第五：“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說文》：“芻，刈艸也。象包束艸之形。”段注：“謂可飼牛馬者。”芻為把草包成束，用以喂牛馬。此段為《道德經》爭議最大之處，注解者多加以美化：……意謂對待萬物，可貴可賤亦無貴無賤，……等等。
《道德經》論述了修身、治國、用兵、養生之道，闡述自然無為的思想，其中包含了不少對立轉化的樸素辯證觀點。在形式上，此書是語錄體韻文，語言精練，多排比對偶之句。修辭凝練，音節鏗鏘，理雖玄遠，文實多姿。其修辭比況，多以政治為旨歸,被後世文士取法，是中國古代先秦諸子分家前的一部作品，又是早期中國哲學史上非常罕見的一部關於宇宙本體論的思辯書卷，被尊為“內聖外王”的必學之書，以及“萬經之王”。
十九世紀初，歐洲就開始了對《道德經》的研究，到二十世紀的四五十年代，歐洲共有60多種《道德經》譯文。20世紀80年代，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這本書的外文譯本已有近1000多種，涉及30多種語言，是除了《聖經》以外被譯成外國文字發佈量最多的文化名著。
《道德經》有三種版本比較主要：
第一種現行所見的最早文本是1993年10月在湖北荊門郭店楚墓出土的那804枚戰國竹簡。
第二種版本是1973年12月在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的西漢帛書甲、乙本，其中有字簡730枚，共計13000多個漢字，為了避諱等諸多原因，帛書的內容有所改動，全冊的字體分隸書、篆體兩種不同的書法，其中前兩種是道家學派的著作，其餘多為儒家學派的著作。
第三種是通傳的漢代河上公本《老子章句》和曹魏王弼本，全書共有81章，前三十七章為《道經》，後四十二章為《德經》。
據統計，清代之前，《道德經》版本有103種之多，都是從漢以來經每個朝代的文人墨客撰寫流傳而來。古書在上千年的傳抄、刻印過程中難免出現錯誤，因此，在不斷地出現校訂本，迄今為止，校訂本共三千多種。目前，學術界較為重視的版本，是王弼的版本，和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兩個抄本，稱為帛書甲本、乙本。帛書道德經，早王弼本400餘年，近些年許多學者推崇帛書，但甲本缺字1400，乙本缺字600。
千百年來，為《道德經》作注疏者不計其數。元代正一天師張與材曾說：“《道德經》八十一章，注本三千餘家。”據學者調查，流傳至今的《道德經》注本約有一千餘種。
道教可以上溯到原始社會中國人祭天的活動，後來逐漸產生了方仙道、黃老道等思想，於是，老子就被人們尊為道祖。所以，道教門徒認為：老子是太清神之下。又稱老子為“太上混元老君、梵形神寶玄真降生道德天尊”，通稱“太上老君”，簡稱“老君”。又稱“道德天尊”、“混元老君”等。尤其是在商以前，認為老君即分身下降，隨世立教，事竟則隱，故在世未有誕生之跡。至商十八世王陽甲踐祚之十七年，公神化氣，老君自太清境分神化，寄胎于玄妙王之女理氏（又稱玄妙玉女）腹中，于武丁九年二月十八日降生，所以每年的農曆二月十五，為道教重大節日，乃道祖太上老君“聖誕”。道德天尊，乃道教天神，傳說中的道教教主。這是最早關於老君誕生之跡的紀傳。周昭王二十三年老君西過函谷關，度關令尹喜，授以道德五千言，此後被道教奉為開山祖師。從《列仙傳》開始，把老子列為神仙，還說老子重視房中術。
東漢明帝、章帝之際（公元 58～88 年），益州太守成都人王阜撰《老子聖母碑》，將老子神化為先天地之神物，把老子和道合而為一，視老子為化生天地的神靈。成為了道教創世說的雛形。而在漢桓帝時，漢桓帝更是親自祭祀老子，把老子作為仙道之祖。為謀塑造的便利，工匠們在那時候就開始把老子肖像由“拂塵”轉變成手執“蒲扇”，並傳說老子居住大羅天上太清仙境，其道教尊稱名稱為“道德天尊”，俗曰“太上老君”，也是道教最高尊神三清道祖之一。 至魏晉南北朝，太上老君之名益顯。
漢順帝時（西元 126～144 年）張陵在巴蜀鶴鳴山創立五斗米道，即奉老子為教主。據傳張陵（另一說認為該書作者是張陵之孫張魯）在傳教佈道時作的《老子想爾注》稱：“一者道也。……一在天地外，入在天地間，但往來人身中耳……一散形為氣，聚形為太上老君，常治昆侖，或言虛無，或言自然，或言無名，皆同一耳。”首次在道書中出現了太上老君的名號。
東晉葛洪的《神仙傳》彙集群書所見之老子傳記，或稱老子先天地生，或稱其母懷孕七十二年生，生而白髮，故稱老子。亦有稱其母于李樹下生，生而能言，指樹而姓“李”，把先天神降格為後天神。然而據東漢延熹八年陳相邊韶的《老子銘》，老子“離合於混沌之氣，與三光為終始”，“道成化身，蟬蛻度世”。
北周武帝建德三年五月“初斷佛、道兩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民”。據道書稱，當時太上老君曾遣使顯靈。時過一月，武帝即又下詔曰：“至道弘深，混成無際，體包空有，理極幽玄……今可立通道觀於都城……並宜弘闡，一以貫之。”
以後“三清”神名逐漸流變發展，至唐代才成為定說。唐武宗時，道教依據先前的神話，將老子定為是三清尊神之一太上老君的第十八個化身。為“三清”之第三位，三清為“玉清”元始天尊、“上清”靈寶天尊、“太清”道德天尊。
《道藏·太平部·三洞珠囊》卷七引《老君聖跡》云：“此即玉清境，元始天尊位，在三十五天之上也。此即上清境，太上大道君（靈寶天尊）位，在三十四天之上也。太清境太極目，即太上老君〔道德天尊〕位，在三十三之上也。”於是“三清”遂成為道教的最高神。唐代皇室，以老子李耳為同姓，崇奉太上老君，累加尊號。唐高宗尊太上老君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三上尊號，稱“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立道教為國教。太上老君不僅被奉為李唐王朝的始祖，幫助唐高祖李淵平定天下，據稱當武則天篡奪李唐王朝後，又顯靈降世，謂“武后不可革命”，“不得輒立異姓……武后亦終懼此言，不敢立武三思”。
到宋代真宗于大中祥符六年（1013 年）加號“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是歷代帝王對太上老君的最後一次加封。明朝成祖朱棣崇尚老子為其化身真武大帝大修武當，有北修故宮,南修武當之稱。
孔子，（西元前551-479年），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國巴邑（今河南商丘市巴邑縣）。他的祖先和墨子一樣，都是商湯後裔，是歷史上著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政治家，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受業於老子，完整的構建了“德道”思想體系，主張“仁禮”，體現了人道精神，最高理想是“大同”。並且堅持“克己復禮”。被後人稱為“孔聖人”，“天縱之聖”。
孔丘（約西元前551年－約西元前479年），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後代敬稱孔子或孔夫子。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西周社會以血緣氏族（民族）為基礎的政治制度崩潰瓦解，而基於文化認同的華夏天下觀開始成形。一些人開始思考天道、人生和世界秩序等方面的問題，原先由貴族所壟斷的文化教育也正逐漸流入民間。孔子正是這時代精神的代表人物之一，遂開戰國諸子百家之先河。《易傳》、《春秋》、《孝經》、《論語》是瞭解其本人思想的主要著作。
孔子開創了易學，並由他率先提出了“性善論”（“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作為其“仁學”的哲學基礎，他辯論仁義，“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曰仁曰義”，又論及六畫，“六位而成章（彰）”。
“仁”的人生哲學
孔子會針對不同的弟子與不同的時機來講述“仁”，因材施教。大致來說，孔子的“仁”就是曾子所說的“忠恕”二字而已。孔子又說：“剛毅、木訥，近仁”、“巧言令色，鮮矣仁”在告訴我們“仁道”就是真誠踏實，切忌浮誇不實而違逆正道。
子貢有一次問孔子：“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孔子說：“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孔子告訴子貢行仁不必好高騖遠，從自身做起，再推己及人。
顓孫師志向太高，孔子認為他的個性可能流於偏激，所以孔子告訴顓孫師行仁的方法有五道：“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孔子告訴顓孫師行仁要從“嚴以律己，寬以待人”著手。對於自己的修養要嚴謹，對待別人則是恭敬寬容，又能厚待別人，如此才是行仁的方法。
顏淵是孔門弟子中的模範生，孔子曾稱讚他“其心三月不違仁”。孔子只希望他能用“禮”來進一步約束自己就可以了。《論語·顏淵》一章：“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冉雍品德優良，又有政治才幹，曾任季氏宰。當他問仁時，孔子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孔子的回答比較偏向政治層面。孔子告訴冉雍行仁的方法就是待人恭敬，使民寬愛，如此一來，大眾對你都沒有怨恨，就是行仁政。
司馬牛言多而躁。當他問起孔子什麼是仁，孔子告訴他“仁者其言也訒”，揭示慎言的重要。
當子貢問仁時，孔子用比喻的手法來告訴他“以友輔仁”的重要：“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孔子又諄諄告誡我們：“當仁，不讓于師”、“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以及“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部分思想的弊端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禮，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但是這種“仁”，是有等級的。禮指的是周禮，這種禮是分為天子、公、侯、伯、子、男等不同等級的人使用的物品，行禮，音樂皆有各自使用的方法不能逾越。
孔子認為貴賤有序，親疏有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關係是恒定的，不可打破。
“禮”的社會秩序
禮，就是“節制”，宋明儒者也解作“理”。《司馬遷·太史公自序》有：“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我們來看孔子對於禮的闡釋：
《論語·泰伯》：“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禮，也是“真情”，而且在上位者必須作為人民的表率。所以孔子接著說：
‘君子篤于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禮，不是浪費鋪張，而是真情流露；寧願節儉簡陋，也不奢侈浮誇。
《論語·八佾》：“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甯戚。’”
《論語·陽貨》：“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禮，是對天地萬物的尊重。借由對禮法的好問，來表達自己對於天地的敬意。
《論語·八佾》：“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君子與小人
君子與小人雖然是以身份地位區分開來的，但孔子不認為這是唯一的差別，更重要的在於修養和境界。對此孔子有很多說明，如他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是修養的最高境界，同時也是方法，有著豐富而精微的內涵，並提出“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的說法，表示端正服飾是君子的重要大事。近百年來，不少人反感於中庸，大概是將它誤解為同流合污、媚世自是、毫無原則的偽君子行徑，其實這樣的鄉願也正是孔子所深惡痛絕的，他說：“鄉願，德之賊也。”他認為，如果不能達到中庸，狂狷是次好的境界，畢竟“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
孔子又說：
“君子喻于義，小人喻於利。”
“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君子道者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為政之道
正名是孔子最重要的政治主張。可以從下面這個故事來徹底瞭解孔子“正名”的涵義:
當孔子三度至衛時，衛國發生了一件大事。原來先前衛靈公寵愛夫人南子，想要把公位傳給南子的庶子。於是，嫡長子蒯聵便企圖暗殺南子以保公位。不幸謀殺計畫未成，而衛靈公得知此一消息之後勃然大怒，欲弑子蒯聵。蒯聵逃亡至晉，衛靈公便與晉國宣戰。就在衛靈公想要請教孔子有關兵陣之事時，孔子說:“俎豆之事，則嘗學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隔天孔子便感慨萬千地離開衛國。現在靈公過世，蒯聵又不在國內，蒯聵子輒便繼承公位，是為衛出公。但是，就在此時，蒯聵亦在晉軍護送下回到衛國，父子便為了爭奪公位而反目成仇。孔子看在眼裏十分傷心。有一天，子路問孔子：“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便對子路不厭其煩地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由上述這個故事我們可以瞭解，正名的目的在於維繫一個秩序良好的社會，使人們有一定的規範遵循，而不致生活在一種不可預期的狀態之中。很多人認為孔子希望能夠恢復西周的禮樂，也有一些人認為他只是以復古的名義鼓吹一種新的世界秩序。
立信，對於孔子而言，不僅是個人的美德，而且是一個基本的政治原則。子貢請教為政的要點，孔子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三點，他說：“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德治，孔子認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孔子曾任掌刑罰的大司寇，他怎會不知道嚴刑峻罰立竿見影的效果呢?但是，孔子深深感受到“民免而無恥”的社會隱憂，所以才提倡用道德倫理來教化人民，徹底洗滌人心，激發人的善性，才是經世濟民的正途!
教育理念與教學實況
孔子教學的項目有四：文、行、忠、信。文，指詩書禮樂等古代文獻；行，是德行；忠，意指盡心盡力；信，即為誠實無欺。孔子對於古代文獻十分重視，尤其是詩、禮、樂。他認為這三項學問對於人的性情養成非常重要。《論語·泰伯》：子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詩，可以使人興起好善惡惡之心；禮，使人進退得宜，進而可以立身於世；樂，可以使人養成完美的人格。順道一提，孔子曾經這樣稱讚詩經：“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學不厭、教不倦，使孔子成為中國的“大成至聖先師”。他主張“有教無類”，學生多至三千人，從《論語》書上看來，他教導學生的只是人生日常所必經問題的解答，以及人與人相處所必備條件的闡明。其道合理而平凡，易知易行；然而用之於身則身修，用之於家則家齊，用之于國則國治，用之於天下則天下平。
孟子，（約西元前372-289年）名軻，字子輿，華夏族，鄒人（今山東鄒城），是孔子的孫子的弟子，戰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儒家學派創始人，和孔子並稱“孔孟”。他主張“仁政”，提出“民貴君輕”學說。並且反對楊朱，墨翟。
孟子（西元前372年－西元前289年）名軻，思想主要分為政治哲學，即仁愛，以及人生哲學，即性善。
先秦儒家對於人性善惡問題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在中國人性論史上，第一個提出性善論的是孟子。他認為，人性是善的，就像水往低處流一樣，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孟子認為，人生來都有最基本的共同的天賦本性，這就是“性善”或“不忍人之心”，或者說對別人的憐憫之心、同情心。他舉例說，人突然看到小孩要掉到井裏去(“乍見孺子將入于井”)，都會有驚懼和同情的心理。這種同情心，並不是為了討好這小孩子的父母，也不是要在鄉親朋友中獲得好名聲，也不是厭惡見死不救的名聲，而完全是從人天生的本性中發出來的，這就是“不忍人之心”。
“不忍人之心”也叫“惻隱之心”。此外還有“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這四種心﹙也叫“四端”或“四德”﹚，就是孟子論述人性本善的根據。孟子認為，人與禽獸的差別很微小，僅僅在於人有這些“心”。如果沒有這些“心”，就不能算作是人。在他看來，如果為人而不善，那不是本性的問題，而是由於捨棄了本性，沒有很好地保持住它，絕不能說他本來就沒有這些“善”的本性。因此，人如果有了不善的思想和行為，就應閉門思過，檢查自己是否放棄了那些天賦的“心”，努力把這些“心”找回來，以恢復人的本性。這就是孟子所說的“求其放心”，後世稱為“複性”。如果反省自己，一切都合乎天賦的道德觀念，那就是最大的快樂，這就是孟子所說的“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孟子的性善論對傳統思想影響很大，宋代以後流傳的《三字經》第一句話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善論也成為後來儒家的正統觀念。
在先秦儒家中，有一派反對孟子的性善論，而主張性惡論。這一派的代表就是荀子。荀子提出“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的著名論點。他認為，人生來的本性是：餓了就想吃飽，冷了就想穿暖，累了就想休息，這是人之本性的真實表露。在他看來，“好利”、“疾惡”、“好聲色”等，都是人的自然情欲，也是人的性惡的表現。而善的道德意識是後天人為加工的結果。這種後天人為的加工就叫“偽”。
荀子針對孟子的性善論，第一次運用“性”與“偽”的範疇來說明人的自然本性和社會道德的關係，反對把人的自然屬性道德化，強調“性偽之分”，認為人的自然本性是基於生理機能而產生的物質生活的欲求，而社會道德規範是對這種欲求的限制和調節，二者是對立的。同時，二者又是統一的，“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性偽合，然後聖人之名一”。意思是說，沒有自然本性，就用不會有社會道德的人為加工；沒有人為加工，人性就不能由惡變善。聖人的作用就在於把“性”和“偽”很好的結合起來、統一起來。
荀子較全面的論述了“性”與“偽”的對立統一關係，並著重強調對人性的改造，提出了“化性起偽”、“塗之人可以為禹”等觀點，認為人都有改變本性，成為聖人的可能。荀子性惡論的觀點對法家影響甚大，但始終未能成為儒家的正統觀念。傅斯年認為荀子的說法與孔子相近，反而孔子與孟子對性的看法迥不相同，而這點差異“宋儒明知之，而非宋儒所敢明言也”。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意思是說，人民放在第一位，國家其次，君在最後。孟子認為君主應以愛護人民為先，為政者要保障人民權利，這就是孟子的民本思想(部分人以為孟子是民主的先驅)。孟子贊同若君主無道，人民有權推翻政權。孟子認為取得政權要有愛民之心，還要有合法的手段。而且政權還要有取決於民意，若上位者的德行和為政不為百姓所接受，那上位者就要喪失繼續執政的資格了。孟子並引用尚書太誓篇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告誡人君重視民心。正因此原因，《漢書》“藝文志”僅僅把《孟子》放在“諸子略”中，視為子書，沒有得到應有的地位。
到五代十國的後蜀時，後蜀主孟昶命令人楷書十一經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這可能是《孟子》列入“經書”的開始。到南宋的孝宗時，朱熹將《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合在一起稱“四書”，並成為“十三經”之一，《孟子》的地位才被推到了高峰。
傳說明太祖朱元璋因不滿孟子的民本思想，曾命劉三吾等人刪節《孟子》中的有關內容。如《盡心篇》，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十字。又《盡心篇》，刪“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七句。又《離婁篇》，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六句。
孟子主張君主行仁政，承接性善論，孟子認為“人有不忍人之心”，乃有“不忍人之政”，君主只要將自己的仁德推廣，所謂“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由愛護自己的家人，到愛護國民，就是仁政。
推行仁政的具體措施是行“王道”，要使人民富足，百姓安樂，即“保民而王”，人民自然擁戴君主，國家自然富強安定。
關於孟子究竟是主張王道還是德道學術界意見不一。“王道”思想應該是“內聖外王思想”的簡稱，而內聖外王思想出於道家《莊子·天下》篇。從馬王堆帛書和郭店簡思孟學派代表作《五行》看，孟子主張的是善道和德道。《五行》講：仁義禮智四行全，善道也；仁義禮智聖五行全，德道也。善道，人道也；德道，天道也。《童子問易》總結由《易經》而來的德道說：所謂德道，就是博愛、厚生，公平、正義，誠實、守信、文明、和諧，革故、鼎新，民主、法治之德性與德行。
《孟子》文氣雄健，氣勢磅礡，詞鋒犀利，如決江河而下，浩浩蕩蕩，筆鋒所至，萬物披靡。感情洋溢，愛恨分明，波瀾曲折壯闊，詞采華瞻，有時寬厚弘博，有時輕鬆幽默，明白曉暢，明朗簡潔，流暢疏蕩，極少生僻字詞。
《孟子》長於辯論；邏輯嚴密，善用問答方式的表現方法，逐步深入問題，層次清晰，一問一答穿插變化，製造氣勢，分清層次，突出主題。辯論方法靈活多樣，或開門見山，單刀直入，或虛實莫測，欲擒先縱，處處顯出機敏和智慧；尤善設機巧，引人入彀，不憚反復，說理詳盡。
《孟子》善用比喻和寓言，使抽象的道理具體化，如“挾泰山以超北海”、“椽木求魚”、“五十步笑百步”。舉例取譬時，又富於幽默，如牽牛過堂、齊人妻妾諸段。《孟子》修辭技巧甚高，善用反問句、對比、排偶句，又善用虛字和語氣詞。
墨子，本名墨翟，生卒年不詳，相傳是魯國人，長期在宋國居住，是春秋戰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學家，軍事家和社會活動家。自立門戶，創立了墨家學說，並提出“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非命”、“尊天”、“事鬼”的思想主張。
墨子生卒年不詳，約為西元前479年—西元前381年以內。墨子主張尚儉節用，及兼愛非攻。墨子特別著重“利”和“功”，尤其是“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是評估一切價值的標準，合乎國家百姓人民之利的，才有價值；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即是人民的“富庶”，凡能使人民富庶的事物，都是有用。其主張與效益主義相近。對百姓沒有直接用處或有害的事物都要將其節約，反對奢侈，主張節葬短喪，反對音樂；國家人民的最大問題，是國家人民的互相鬥爭，而互相鬥爭的起因，在於人民的互不相愛。墨子因而提出兼愛之說，兼愛能利人利己，為了阻止鬥爭，墨子提出“非攻”，反對戰爭，更付諸行動，研究防禦戰術，曾與魯班于攻防戰中較量。人沒有相愛的本能，為了促使人民兼愛，墨子提出種種的制裁，主張有上帝在上，賞賜兼愛者與懲罰不兼愛的人，鬼神同樣賞善罰惡，人亦須自求多福，不應垂手而祈求神靈保祐。賞罰都是個人自招的，並非命定。
墨子也著重政治的制裁，要使世界和平，人民安樂，不但需要有一上帝在天上，亦需要有一上帝於人間。應以天子的號令為是非的絕對標準，除此之外不應再有其他標準，在下者一律服從，而天子又以“兼相愛交相利”為令，那麼天下人都會“兼相愛交相利”。天子代天發號施令，人民只可服從天子，天子可說兼君主與教皇于一身。
《墨子．魯問》：“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葬、節用；國家熹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淩，則語之兼愛、非攻，故曰：擇務而從事焉。”
尚同：推舉賢人統治，由賢明的統治者來統一法的標準（法度）。
尚賢：尊重人才，把人才問題看成是國家政治中的頭等大事，主張賢者在位，能者稱職。
節葬：厚葬久喪會使國家貧窮、人民寡少、政治混亂，必須加以廢止。
節用：提倡極其刻苦樸素的生活，是極端救世的苦行學派，強調要做到不增加費用又要有利於人民。
非樂：從社會功利的角度出發，認為貴族所採用的禮樂制度，皆屬浪費而不實用，除加重人民負擔，也會影響國家經濟。
非命：不承認有“命定”的存在，認為人力定可勝過命運。如果人們相信命運，則只會使人們聽從命運的安排，進而懈志懶惰、喪失進取之心。
天志：認為天是有人格、有意志的，扮演主宰人倫秩序、施予賞善罰惡的能力與角色。
明鬼：認為鬼神是存在的，並操有賞善罰惡之權。如果人們深信鬼神的存在，並相信鬼神對人的賞罰，便可以改善人的行為。
兼愛：認為天下之所以亂，是因為人們之間缺乏無分別的愛，只要人們平等互愛、視人如己，就不會有不孝慈、盜賊、侵奪之事。
非攻：主張兼愛天下，放棄戰爭，以為攻伐是不義且不利的事。
墨子建立中國古代第一個邏輯學體系——墨家邏輯，主要以三物論為代表，三物分別為故、理、類。
墨子還是一個傑出的科學家，在力學、幾何學、代數學、光學等方面，都有重大貢獻，是當代諸子所望塵莫及。墨子在《墨經》精到地闡述了經典力學中力的概念和力矩原理，提出“力”、“動”與“止”的定義。關於杠杆原理，亦提出了“重”、“權”（力）、“稱頭”（重臂）、“稱尾”（力臂）等概念。《墨經》中提出了“端”、“尺”、“區”、“穴”等概念，大致相當於近代幾何學上的點、線、面、體。墨子和他的學生做了世界上最早的針孔成像實驗，在當時就知道了光的直線傳播。他也提出了“粒子論”的雛形，關於“端”的論述，指出“端”是不佔有空間的，是物體不可再細分的最小單元。
墨子的科學成就被中外眾多學者稱讚。蔡元培認為：“先秦唯墨子頗治科學”。為向墨子在光學領域的突出成就致敬，中國將全球首顆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命名為“墨子號”。
春秋戰國，為什麼叫百家爭鳴時代，諸子百家時代？
因為那個時候周天子的力量越來越弱，各個各諸侯國的力量越來越強，所以周天子難以實現大一統的時候，各個地方的思想不斷的出現，而這些思想要被各個諸侯國所利用，我有一個先進思想過來，可能我這國力就強盛，所以我們看《羋月傳》裏秦國有個四方館，四方館裏邊趙國的、燕國、魏國的都來，在這兒自由辯論，你是法家、墨家、儒家、道家、陰陽家、縱橫家、名家隨便在這兒辯論，所以那個時代是個人類最璀璨的文化時代。
而且跟春秋戰國類似的，你發現這個規律，西元前三世紀、四世紀、五世紀那時候，不光是東方，西方同步，這一點國外的學者研究發現，這是非常奇妙的現象，時間節點在西元前五世紀到三世紀，空間節點在北緯25度到35度之間，東西方同時出現了一個文化璀璨的時期，這個時期誕生的思想直接影響到我們今天，我們今天好多思想源流根都在那兒。
你像同時，這邊中國諸子百家，老子、墨子、孔子、韓非子，這裏有法家、有儒家、有道家、有墨家，那同步在印度出現了釋迦牟尼，喬達摩·悉達多，菩提樹底下七七四十九天，後來死之前，莫克耶·阿諾陀傳大乘佛教、小乘佛教，最後到中國，這又是一個源流，你再往中東地區，當時的猶太教，伊斯蘭教是後來的，那個時期只有伊斯蘭教是後來的一種大的文明，前面猶太教、基督教也大致都在那個時期出現了思想的萌芽，後來到西元0年的時候耶穌，你再往西方，再往西走，古希臘時期，你是亞里斯多德，伯拉圖這些人都在那個時期出現了，就東西方同時出現了這麼璀璨的文化，這不是偶然的，是人類推進到那一步的時候，已經生產上基本上完成了自己自給自足，手工業、農業、畜牧業已經實現了分離。
在這時候人類需要在思想上做一次非常大的整合，來確定我們要到哪裡去的問題。因為原先那會只能是你殺我，我殺你，互相之間搶奪資源，好，這種力量均衡之後，人們發現這種爭殺搶奪只能是一種內耗，我們要麼需要通過爭殺搶奪來獲得一個統一，要麼索性大家和平的和平共事，像佛教不走上殺路修來世就是一種和平。像兵家文化我把你征服了之後，像秦始皇，法家文化大一統，這也是一種實現最小的消耗資源，達成最大的效益的一種方式，所以人類在那時候進入了一個思考的時期，所以他的東西到現在還影響我們，所以你民國時期所謂再璀璨，有人說民國范兒，怎麼著，那只是你對眼下這世界不滿造成的，真要講文明璀璨程度，民國和春秋戰國比，螢火熾於日月，那差的太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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