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共產黨國家往來
今日中國共產黨繼續與非執政的共產黨和工人黨保持聯繫，並且派代表出席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國際共產主義研討會等國際共產主義會議。同時許多國外的共產黨還會派遣代表前往中國訪問，例如在2008年葡萄牙共產黨總書記熱羅尼莫·德索薩便和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劉奇葆會面，而法國共產黨全國書記皮埃爾·洛朗也曾與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劉雲山會面。2014年時，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習近平則與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主席根納季·安德列耶維奇·久加諾夫會面，討論兩個政黨間的互動關係。1980年代至1990年代期間歐洲社會民主運動的一連串改革，使得中國共產黨認為西歐的共產黨地位日益邊陲化。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一方面和葡萄牙共產黨、法國共產黨、俄羅斯聯邦共產黨、捷克和摩拉維亞共產黨、巴西共產黨、尼泊爾共產黨（聯合馬列）、西班牙共產黨等已經作為主要政黨的共產黨接觸外，同時也和澳大利亞共產黨、孟加拉工人黨、孟加拉共產黨、斯裏蘭卡共產黨、比利時工人黨、匈牙利工人黨、多明尼加工人黨、宏都拉斯改革黨等仍然在發展中的共產黨和工人黨保持交流。
中國共產黨與其他仍然信奉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繼續保持密切的關係，這包括有古巴、寮國、越南和它們各自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花費許多時間分析1989年東歐民主化和1991年蘇聯解體後的國際形勢，試圖解釋為何在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陸陸續續瓦解的同時，僅有部分社會主義國家仍然繼續維持其意識形態。中國共產黨積極分析這些社會主義國家的情況主要是作為自身後續發展的參考案例，不過中國共產黨亦認為社會主義運動將在未來某個時候獲得振興。中國共產黨在所有執政黨中最感興趣的政黨是越南共產黨，其中越南共產黨一般視為在後蘇聯時代的社會主義發展典範。中國分析師認為越南在越南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決定採納革新開放的改革政策，成為越南後來獲得成功的關鍵因素。
中國共產黨在相當程度上也十分重視古巴的發展，這包括有對古巴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菲德爾·卡斯楚的大大欽佩，以及出版許多書籍探討古巴革命的成功案例。中國共產黨和古巴共產黨之間的關係從過去並無密切關係，而自1990年代開始彼此的交流大大增加。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討論中國共產黨學習其他執政政黨的可能性時，對於古巴共產黨的作為便予以許多好評。2007年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吳官正在和菲德爾·卡斯楚會面時，便將胡錦濤的親筆書信遞交給卡斯楚，內容提到：「事實證明，中古是值得信賴、真誠相待的好朋友、好同志、好兄弟，兩國友誼經受住了國際風雲變幻的考驗，與日俱增，歷久彌堅。」
與非共產黨國家往來
自從共產黨在東歐衰亡後，中國共產黨開始與歐洲其他黨派建立關係，其中這些關係又以能夠讓中國共產黨學習者為主。例如中國共產黨一直渴望瞭解新加坡執政黨人民行動黨如何繼續維持完全控制，並且在新加坡政治環境中得以採行低調的完全掌握社會。根據中國共產黨自己對於新加坡的分析，其認為人民行動黨的統治地位是因為藉由發達的社交網絡來有效地控制選區，其中新加坡政府和人民行動黨控制的分支機構深入且廣泛地掌握社會。儘管中國共產黨接受新加坡是自由民主制國家，他們認為這是以人民行動黨為首的指導式民主。不過中國共產黨認為其與人民行動黨的差異，則包括有後者並非工人階級的政黨、而是屬於政治菁英組成的政黨；同時人民行動黨是採行議會制的政黨，本身並非作為革命黨存在。中國共產黨還有與對其他政黨展開研究並且發展密切交流，這包括有自1957年以來長期統治馬來西亞的馬來民族統一機構，以及日本政壇具主導地位的自由民主黨。另外中國共產黨也對於一黨制國家或者有某方政黨主導的國家特別關注，並且透過發展政黨間的關係使得中國共產黨得以加以研究。
例如中國共產黨認為阿拉伯復興社會黨之所以能夠長期統治敘利亞地區，源自於阿薩德家族塑造個人權力並透過嚴密統治，這使得哈菲茲·阿薩德得以將政權傳承給他的兒子巴沙爾·阿薩德，同時敘利亞武裝力量勢力也在其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近年來中國共產黨則對於拉丁美洲地區特別感到興趣，無論是派遣代表前往訪問或者招待這些國家的代表次數都不斷增加。中國共產黨特別關注曾經統治墨西哥長達71年之久的革命制度黨，雖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將革命制度黨的長期統治權力源自於強硬的總統制，而其民族主義的態度使得革命制度黨獲得許多農村人口支持，並且得以進一步在經濟市場化的同時實行國有化政策。中國共產黨認為革命制度黨失敗處在於缺乏黨內民主，儘管其追求社會民主主義但是無法改革已經僵化的黨派結構，同時還受到政治腐敗、全球化壓力、以及美國政治幹擾等影響。雖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逐漸承認拉丁美洲的粉紅色浪潮，數年來開始加強中國共產黨與數個社會主義和反美左派政黨之間的關係。中國共產黨偶爾會對烏戈·查維茲的反資本主義和反美言論表達不同意見，不過在2013年時中國共產黨則與查維茲所成立的委內瑞拉統一社會主義黨達成協議，由中國共產黨教育委內瑞拉統一社會主義黨幹部有關政治和社會領域。截至2008年為止，中國共產黨聲稱已經在29個拉丁美洲國家與99個政黨建立關係。
早在1970年代期間，中國共產黨為了遏制「蘇維埃帝國」擴張而曾經有一陣子與極右派政黨締結短期關係。不過在1980年代初期，中國共產黨開始對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有著極大的興趣，並且與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大力發展政黨之間的互動，這也是中國共產黨首次與非共產黨的政黨展開交流。在1980年代之前，中國共產黨基於第二國際、列寧主義和史達林主義對於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觀點，曾一度對於社會民主主義感到負面和輕視。不過在1980年代這一觀點發生了變化，中國共產黨開始認為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試圖創建「有人性的資本主義」，而實際上自身也可以從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中學到部分經驗。中國共產黨在1980年代陸續派遣代表前往歐洲各地考察，同時期大多數歐洲社會民主黨派別都面臨選舉支持率的下滑，以及開始對於自身展開改革。中國共產黨對此感到極大興趣，這之中又以英國工黨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內部改革為首。中國共產黨對於兩者再次取得執政權的原因歸咎於採行現代化措施，藉由轉而支持私有化而取代傳統的國家社會主義原則，並且將原先的大政府思維轉型成為新的福利國家觀點。至此改變對於市場的負面看法，而支持群眾也從傳統工會轉型成企業家、年輕成員和學生。
中國共產黨過去與北韓的緊密關係，這使得中國共產黨是經常派遣代表訪問北韓的組織之一。儘管中國的朝鮮分析家往往向社會大眾表態支持北韓，並且發表多份有關北韓經濟改革的報告。但是在中國共產黨官方討論中則很大程度上蔑視北韓的經濟體制，認為在整個社會中瀰漫著個人崇拜思想，而金日成家族更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嘗試採納世襲繼承的做法。同時即便是在安全局勢時，由於朝鮮人民軍使用絕大多數資源，而讓北韓民眾生活普遍貧困，一些分析師還將北韓的現狀與中國過去的文化大革命對比。多年來中國共產黨一直嘗試透過中國重要經濟基礎設施經驗，說服北韓的執政黨朝鮮勞動黨展開經濟改革政策。例如在2006年時，中國共產黨邀請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正日前往廣東省以展示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不過在一般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仍認為朝鮮勞動黨和北韓是共產主義執政黨和社會主義國家的負面例子。
政治經濟
中國國民黨在1928年至1949年期間統治中國大陸地區，但是最終被迫撤往臺灣地區。1950年代至1970年代，中華民國政府在施行的重要基本國策和政治宣傳中均以中國共產黨作為主要假想敵。其中當時中國國民黨指稱中國共產黨憑藉著蘇聯幫助而奪取中國大陸政權，除了批評中國共產黨為「漢奸」外，並且以國家民族生存為訴求對臺灣民眾大力宣傳，而將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大陸形容為民生困苦的獨裁政權。一直到1980年代初期，有關反對中國共產黨的宣傳逐漸減少。與此同時，由江澤民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則開始向過去的敵人中國國民黨表達友好姿態，期望藉由加強與中國國民黨間的關係，以促進臺灣地區與中國大陸統一的可能性。然而在2000年後，中國國民黨喪失從1949年以來統治臺灣地區的政權。而過去的宣傳仍很大程度影響臺灣人民對於中國共產黨以及中國大陸的觀感，其中負責海峽兩岸事務的海峽交流基金會在2007年11月28日的調查中，指出近70%的臺灣民眾對於中國共產黨政府有不好印象。
有些觀點認為中國共產黨和其領導人應該對中國人數眾多的非正常死亡承擔責任，這些非正常死亡案例主要集中於1960年代的三年困難時期和隨後的文化大革命。不過在中國共產黨執政時期，中國大陸在1980年代經過改革開放之後的30年經濟高速發展，很快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第一大工業國、世界第一大農業國和世界第二大服務業國。儘管一些評論認為中國共產黨採取的政策對環境、文化、人口結構造成了破壞，然而調查顯示目前中國公眾對於中央政府的滿意度很高。而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強力推進的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得到西方商業界和金融界的歡迎，在此各國企業得以公平競爭、市場獲准簡便、資本交易便利，並且自由貿易試驗區運行1年來的發展而有一定成效。
南非《商業日報》認為，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所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方案將在之後決定中國未來的走向，使得國家經濟更為穩健、人民更加富有，而相關的政治改革也將更為順利地推進。不過中國市場經濟學家吳敬璉認為自從2004年江澤民轉交軍權以後，中國共產黨黨內保守的毛澤東主義派系勢力逐漸增強。該派系勢力主張計劃經濟，並且把市場改革與政治改革不平衡帶來的社會問題全歸咎於市場改革派。另外裙帶資本家和腐敗政府官員也希望加大國家權力，從而得以在政府幹預的市場過程中獲利。對此吳敬璉認為中國經濟正朝向官僚壟斷資本主義，因而對於未來中國共產黨保守派領導下的中國經濟發展表示擔憂。
腐敗問題
中國共產黨黨員幹部腐敗而違法與違紀事件時有發生，對此中國共產黨對不合格黨員會予以開除黨籍處理，其中在2004年被開除黨籍人數約49,000名。到了2006年時人數則略有下降，當年度一共開除了20,000多名違紀黨員，這佔中國共產黨黨員1.7‰。不過許多人士認為這是中國共產黨本身的制度問題，只靠黨內紀律處分並不足夠。2007年9月13日，擁有更多職能和權力的國家預防腐敗局正式成立，主要的工作有反腐敗宣傳和教育、進行制度的建設、機制與體制的創新，以及在反腐敗案件上取得源頭性解決的工作，試圖能夠解決中國共產黨近年來黨員幹部腐敗案件之問題。
2008年1月15日，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發表講話，表示今後會把反腐敗工作的成效看作是獲得民眾信任的重要指標，這是中國轉型發展近30年來首次明確提出的關於反腐敗目標的看法。中國共產黨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很多政治觀察人士對於習近平的改革舉措表示出乎意料。其中2014年9月11日，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助理教授陳定定在雜誌《外交學者》網站發表分析文章表示在不到2年時間裡，中國政府在計劃生育、勞動改造、戶口制度、反腐工作等領域都進行了改革。而在國際透明組織所發布的清廉印象指數中，中國的清廉印象指數自從2011年開始已經連續3年分數有所上升；不過2013年中國在清廉印象指數的得分爲40分，在176個國家中位列80名而屬於「嚴重腐敗」之列。但到了2014年，中國的清廉印象指數比上一年低了4分，得分為36分，排名更是從80名下滑到100名。外交部發言人更是聲稱「2014年中國「清廉印象指數」評分和排名與中國反腐敗取得舉世矚目成就的現實情況完全相背、嚴重不符。」並表示不承認國際透明組織的腐敗指數標準。
言論管控
2008年以後中國共產黨在新聞自由和訊息公開上作出比較大的改善，例如相比2008年西藏騷亂的封閉作法，對於汶川大地震則給予外國記者較高的自由度報導新聞，這一做法也獲得許多國際新聞媒體的支持。之後發生的甕安騷亂事件也基本上得到及時的公開報導，而2008年喀什襲擊事件後也有相關的新聞採訪詢問，在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華國鋒逝世當天新華社也立即發布死訊。2008年6月20日，胡錦濤在考察《人民日報》時發表講話強調：「要完善新聞發布制度，健全突發公共事件新聞報導機制，第一時間發布權威資訊，提高時效性，增加透明度，牢牢掌握新聞宣傳工作的主動權。……哪個國家都有負面，中國這麼大，負面的難以避免。我們會保持開放的心態，相信大家會對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主流進行充分估計、綜合評價。」
對於這次重要談話，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喻國明認為過去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人鮮少如此強調尊重新聞規律。不過無國界記者發布的2011年至2012年年度新聞自由指數中認為，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79個國家中排名174位。而在《經濟學人》發布的2012年民主指數排名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排在167個國家中的142位，被歸於「獨裁政權」之列。另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還建立了防火長城，對於網際網路進行審查而阻止民眾瀏覽部分網站，同時在中國國內還有出版物審查制度。而中國每年都會投入相當龐大的經費用於維穩，其中從2011年開始中國連續3年的維穩支出均高於軍費，2013年的預算中便高達7,690億元人民幣。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