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中國佛教提出的「農禪並重」的傳統禪修與現今佛教界一部分人提倡的「商禪並重」或「工禪並重」的意義和目的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佛教傳到中國的最初時期，屬以農業主體經濟模式為主的國家，是自給自足模式的自然經濟，出家僧侶隱居深山老林，遠離世俗社會的一個修持道場，僧侶如不自己豐衣足食的話，就難以學佛行佛及坐禪念佛念咒了。釋尊也從來沒說過，出家為僧後，立刻就能擺脫遠離吃喝拉撒睡，這是需要持久地如法修持之後，方可漸漸覺悟脫離煩惱障和所知障等惡業，成就福德資糧和智慧資糧等善業，究竟成佛。以往，高僧大德提出的「農禪並重」的修持方式結合當時的情況，是應機入世的具體表現。
可是現在與過去歷史背景，社會條件有了根本性的區別，時代發展的這麼快，交通各個方面非常便利，如今的人們基本上解決了溫飽問題，大家到佛家寺院來的目的主要是需要佛教的精神食糧，現今的佛教僧侶用不着經商，用不着務農，作為出家僧人，把精力主要放在修持方面，嚴修經藏；以佛教的六波羅蜜之一的法布施（財布施、法布施、慈布施、無畏布施）給與善男善女以及企業家商人們足夠的精神食糧；善男善女們又以物質財力方面的布施做佛教寺院的經濟後盾，佛教提倡，眾緣合和、互相依賴生存做事，只是社會需求不同分工不同而已。無論做什麼，只要勇猛精進，人人皆可成佛離苦得樂，甚至乘願再來，普度眾生。
寺院不是世外桃源，作為社會的組成部分，自然也會受到經濟浪潮的影響。尤其是像大陸範圍內的寺院，多數已成為旅遊景點，而政府又將旅遊業作為發展經濟的重要途徑。旅遊業雖然在客觀上帶動了寺院的經濟發展，寺院的生活條件普遍得到了改善，但寧靜的環境和純樸的道風也在逐漸喪失。在一些地區，寺院甚至出現了商業化的傾向，這是讓人最為擔心的。
佛教在當代的弘揚，目前教界原有的問題尚未解決，又出現了商業化的現象，這一問題已引起了越來越多有識之士的關注。佛教的商業化，其實就是世俗化的一種表現，在發展經濟的大氣候下，很多寺院從發展旅遊到發展各項服務行業，甚至連經懺佛事也演變為明碼標價的貿易活動，帶有強烈的商業色彩，如何避免佛教的商業化和世俗化，是當今教界應該警惕和探討的首要問題。
在寺院如何保持自身的純潔呢？而僧人又應如何自處方面呢？或許首先把握好開放的尺度，再次是加強僧眾乃至整個僧團的自身建設。身為出家僧侶，和社會的接觸要保持一定距離，現代社會的誘惑太多，用一句通俗的話來說就是紅塵滾滾，所以現代人修行比以往任何時代都要難。
在過去，一道圍牆就能保障寺院的清靜，而今天的電視、電話、網絡等都能突破圍牆的阻隔，除非具備很深的定力，否則單靠個人力量，的確很難抵擋世俗的衝擊。而一個如法的僧團，就是抵擋塵世的一座堡壘，所以生活在僧團中，遠比獨自居於精舍更有利於修行。
僧團想要完全封閉起來，顯然也是不現實的，因為學佛的目的不只是為了自身解脫，同時還要利益社會，這就必須與社會保持溝通。但在面向社會的同時，要把握好開放的尺度，尤其要加強對電視和網絡的管理，必須在限定的時間、地點內對僧眾開放。
若要同時進一步加強道風建設，通過戒律和禪修來提高僧人的自身素質，只要信心道念堅定了，就能明確作為出家人的本分和職責是什麼，自然也就有能力抵制社會的種種誘惑，從而自覺維護個人乃至僧團的純潔性，這正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
在這個崇尚炒作的浮躁時代，為了名和利的最大化，大家都在挖空心思，尋找機會，狠狠地炒一把，最好是能在一夜之間把自己炒成「明星」！好像只要成了「明星」，名聞利養自然而然就來了，這種炒作和浮躁也感染到了佛教界。
有極少數出家人，受這種炒作之風、浮躁之氣的影響，漸漸地離開了「修道、證道、弘道」這個本分，而愛好「劍走偏鋒」，專在一些與僧團本分事關係不大的枝末上做文章，如追求各種各樣的社會頭銜，頻繁地出入於各種社會名流間，借舉辦一些耗資大、收效小、華而不實的所謂「弘法活動」，不斷地在公眾面前亮相；或者舉辦個人成果展，以抬高個人地位，擴大個人影響，還美其名曰「擴大佛教影響」、「提高僧團社會地位」、「改善出家人形象」。
如果脫離「修道、證道、弘道」這個本分，單純為了個人的名聞利養去做這些事情，那就錯位了。通過「劍走偏鋒」，雖然有時候可能會贏得一時的紅火和熱鬧，但不能從根本上提升道場的品位，也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僧團的整體社會形象。如果住持的道場不清凈，僧團不整肅，僧人不守戒律、沒有道氣，這時炒作得越厲害，反而會露醜越多。要知道炒作是可以產生「名僧」，但永遠不可能產生「高僧」。古往今來，大凡為一方化主、堪承如來家業者，無不具備三種品質：
一者有真修實證。真修實證包括兩個方面：1.在自受用方面，表現為個人的德行和證量，至少是戒行清凈，有決定的正知正見，能堅持正信正行，已得根本的正受和正智；2.在他受用方面，對於修行法門和用功方法有深入系統的理論認識和相當的實修經驗，是真正的「過來人」和「明眼人」，堪為後學之良導。
真修實證既是出家人作為出家人的本分，也是出家人教化眾生的本錢。信眾之所以依止你、跟你學習佛法，是因為你的德行感動了他，他最終是想通過你的指導，在日常修行中，在他所期望的較短時間段內，得到一些真實的受用，或者能增長進一步修行下去的信心。如果你的德行和教導不能給他帶來受用或者信心，那你的教導對他來說就是無效的，真修實證是決定你能否成為一方化主的首要條件。
二者善能開示來機。為一方化主者，必須善於洞察人心，對機開示，要能搔着聽眾的癢處，抓住聽眾的興趣點，幫助他們解決當下的心理問題。凡是能夠深入人心、啟迪智慧的開示，必須是契理契機的，而要做到契理契機，必須具足三個方面的素質：1.首先是對佛教的基本理論有比較系統而深入的了解和體證；2.其次是有比較豐厚的世間文化修養，對現實社會人生和人的內心世界有比較深入細微的洞察；3.再次是有良好的語言表達能力和人際溝通能力。
三者要有承擔精神。對佛教的前途和命運，懷有一種強烈的使命感和憂患意識，自覺地把振興佛教事業和利濟蒼生當作是自己的本分事，處處嚴格要求自己，從自我做起，從當下做起，敢於承當，而不是麻木不仁、獨善其身、得過且過。凡出家為僧，理當發願成為一方化主，作眾生的依怙，為大眾之眼目。但最終能不能成為高僧，能不能成為一方化主，主要不在於你有多少燦爛的社會頭銜，不在於你是不是「名人」，不在於你出了多少本個人書畫集，也不在於你有多高的學歷和出了多少著作，而是在於你有沒有「道」，有沒有能力觀機逗教、攝受信眾，並幫助他們擺脫痛苦、走上解脫之道。
「一方化主」是靠個人的德行感召而來，完全是由龍天護法和廣大信眾由衷地擁戴而成，這裡面沒有一絲一毫的人為炒作，所以當效古聖先賢之精神，圍繞真修實證、深廣學養和承當精神這三個方面，老老實實地去做養育的功夫，也許二三十年之後，教界果能出現幾位像虛雲老和尚、太虛大師、弘一法師、印光大師那樣的大善知識。如若不然，離開這三個根本而求「一方化主」之美名，終難脫它名利之藪。
來看西方的德國，他們稟性好學深思，是西方國家之中最早體會佛教真諦，並且禮讚佛教教義的國家。十七世紀時，萊布尼茲（Gottfried Wihelm Leibniz）著《辨神論》，曾引用一些佛學典故。十八世紀，大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經常在他的著作與演講中提及錫蘭、緬甸、西藏和中國的佛教，讚歎佛教僧侶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的精神，並且對因緣業報的教義感到興趣。他在臨終時，曾向友人赫斯（Hesse）說，他堅信佛教輪迴的道理。
十九世紀初期，印度哲學在西方漸受歡迎，德國的哲學家如謝林（Schelling）、黑格爾（Hegel）等從翻譯的書籍中認識佛教義理的博大精深，其中尤以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對後人最具影響。他不但廣搜佛典，研讀經義，並且在自己的著作中引述佛教義理，讚美佛教是「世界所有宗教中最卓越者」，更在住家裡供養佛像，以佛教徒自居。崇拜叔本華思想的德國大音樂家華格納（Wihelm Richard Wagner）則頌揚「佛陀人生觀之偉大，使其他學說在相較之下，顯得微不足道」，同時在其作品中融入佛教體裁。大哲學家尼采雖然是耶穌教牧師的兒子，卻大膽地稱揚「佛教的真實性高於耶穌教一百倍」，並讚美佛教徒的祥和無諍。
由於這些哲學家、藝術家的啟蒙，佛學研究於十九世紀在德國向下扎根。第一個在德國開設梵文和印度學研究所的教授是薛立格（Aughust Wilhelm Von Schlegel，1767－1845），時為1818年，此後許多大學，例如Tuebingen University（1865），Goettingen University（1862），Munich University（1867）相繼成立，迄今德國有十多所大學設立與佛學研究相關的研究所。第一本有關佛教的著作是科也本（Carl Friedrich Koeppen）的《佛教》（The Religionof the Buddha，1853－1859），這本書代表德國佛教學術研究的開始。
在1881年，奧登堡（Oldenberg，Hermann，1854－1920）的《佛陀生平、教義與教團》（Buddha，His Life，His Doctrine，His Order，1881），在柏林出版，該書確立佛陀與佛教僧團的歷史，打破部分學者視佛陀為神話傳奇的謬誤，意義非凡。續後，他又編纂巴利《律藏》，將其中「戒本」譯成英文，並鼓勵英國的戴維茲教授創立「巴利聖典協會」。
1930年時，德國第一個佛教團體在來比錫誕生，它的名字是「德國佛教傳道會」（Society for Buddhist），是由塞頓杜克（Karl Seidenstuecker，1876－1936）所創立，目的在弘揚佛法。1905年，出版《佛教徒》（The Buddhist），是西方第一本佛教刊物。同年，他在柏林建立分社，將該會改名為「德國佛教會」（Society for Buddhist Mission in Germany），後來由於經費不足而不了了之。1907年，塞氏另創「大覺中心」（Mahabodhi Center），但三年後又因缺乏財源而停辦。
到1903年，音樂家古斯（Anton Walter Florus Gueeth），在緬甸剃度為僧，法名三界智（Nyanatilo－ka，1878－1960），是德國第一位比丘，此後有許多德國人、法國人、美國人、荷蘭人跟著他學佛，甚至請求出家。1906年，他出版《佛陀聖言》（THE WORD OF THE BUDDHA），多年來，被譯為多種文字流通。他曾創立出版社，並發行《佛教世界──德國佛教月刊》（The Buddhist World A German Monthly for Buddhism）。
1909年，「德國巴利文學會」（GermanPali Society）成立，其目的是為了要在西方建寺安僧。1911年，他意識到歐洲建寺機緣尚未成熟，於是來到斯都瓦小島（Polgasduwa）隱居苦修，受到當地居民的敬重，爭相供養。在兩次大戰中，他數次被視為德國間諜，鋃鐺入獄，卻無減其弘法熱忱，1946年獲准釋放後，他再度回到波加斯都瓦小島習禪修定，翻譯經典，終老於此。
三界智長老富含精深哲理的著作，對德國早期學佛者而言，是莫大的啟示。他難忍能忍的精神更感召了當時許多德國人學佛修行，對於德國佛教的發展具有很大的影響力。
1911年，「摩訶菩提協會」在來比錫設立德國分會，齊麥曼（Friedrich Zimmermann）為第一任主席，塞頓杜克為秘書，並迅速將The Buddhist Look－out復刊，1912年又將此月刊更名為Mahabodhi Leaves，此刊物到1916年刊行得很順利。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在錫蘭修行的德籍比丘紛紛被押解至澳洲拘禁，如三界智長老，直至1918年才得以回到祖國。1913年，「佛教生活聯盟」從「德國巴利學會」中脫胎而出，它不像過去德國巴利學會那樣強調巴利文的研究，而注重佛教的適用性，同時發行《佛教月刊》（Journal for Buddhism）。
在高等法院任職法官的格林（George Grimm），因為受到叔本華思想的啟發而研究佛教，修持止觀，並自學梵、巴語文，以期深入佛典。1921年，他合併「摩訶菩提協會德國分會」與「佛教生活聯盟」，舍宅成立「德國佛教團」（Buddhist Community for Germany），與塞頓杜克共同負責會務。1924年，改名為「三寶佛學社」（The Buddhist Lodge for the Three Jewels）。
同樣是因為深受叔本華作品感動而轉信佛教的達爾克醫師（Paul Dhalke，1865－1928），向以弘法度眾為己志，1918年開始撰寫佛書，翻譯經典，並創立《新佛教學報》（New Buddhist Journal），1924年後更名為《零碎集──應用佛學雜誌》（The Scrap Collection A Periodical for Applied Budd－hism），以科學方法分析佛法。1924年，他在柏林建立「佛教精舍」（The Buddhist House），環境優美，藏書豐富，在當時是歐洲的佛教重鎮。1928年，達爾克醫生逝世後，由其胞妹接管，二次大戰期間，柏林在戰火的蹂躪下損失慘重，精舍無法維持，遂由「錫蘭德國弘法使團」（German Dhamma－duta Society of Ceylon）買下，轉為寺院。
1921年，斯坦基（Martin Steinke，1882－1966）在柏林創立「佛陀團體」（Community around the Buddha），1933年來到中國，皈依倓虛法師，法號照空。1934年返國，被選為第一屆國際佛學會議主席，在倫敦召開會議。後來「佛陀團體」改名為「佛教團體」（Buddhist Community）。
納粹時代的1933年，希特勒的「國家社會黨」取得政權，禁止宗教活動，焚毀佛教著作，許多佛教團體領袖被秘密逮捕，但仍有人不畏強權，暗中進行佛教活動，像格林「三寶佛學社」的會員另創「老佛教團體」（Old Buddhist Community），格林在烏亭（Utting）的房舍就是他們聚會活動的地點；斯坦基則住在德國南部，著書講經，藉此續佛慧命；費雪（Kurt Fisher）在「佛教精舍」繼續發行《佛教生活與思想》（Buddhist Life and thinking）刊物，一直到1942年捨報往生為止。在錫蘭弘法的德國比丘也受到戰爭波及，1941年被監禁在印度德拉屯（Dehra Dun），直到1946年才被允許返回錫蘭。
1945年，德國戰敗投降，飽受戰爭摧殘的百姓急於擁抱宗教，佛法尤其能撫慰心靈的創傷， 各地佛教團體因此紛紛成立。1949年，自從慕尼克佛教團體加入“摩訶菩提協會”之後許多大城市如柏林、法蘭克福、漢堡、基爾、科隆等地也都相繼加入。1952年， 葛文德喇嘛同時在印度及西柏林成立“聖彌勒壇城西方教團”，是德國第一座密教寺院。其後日本佛教各宗派也來德國建立道場。一時之間，林林總總，佛教在戰後的德國呈現百花齊放的繁茂景象。
為了使德國法律承認佛教團體是德國的宗教團體，佛教徒自1952年便著手開會，進行立法程式，于1955年成立德國佛教會，將各個組織團體納入，1958年正名為德國佛教聯盟。1984年，德國佛教聯盟為與耶穌教取得平等的合法地位，成立德國佛教總會，制訂組織章程及共同目標。1986年，兩個佛教會共同設立全國辦事處，並協辦全國性活動。
近幾年來，中國佛教也在德國生根發展迅速。自1988年開始，就有德籍人士專程前往美國及臺灣求受三壇大戒。迄今為止，已有10萬名德國人皈依佛門，另有12萬名佛教徒是亞裔。正如普拉.康提帕羅在《寬容》中所言，佛法猶如一座以韌鋼牢築的橋，它能隨風浪起伏而微顫，也能與多變的環境氣候相適應，但與此同時，它又牢牢地捍衛著它的基礎，並提供了一條通向永恆、涅盤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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