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緣來去何增減？笑擁斜陽照海天。。。 短暫人生幾番風雨情。 匆匆走過幾度回眸戀。 心坎鑲著足痕淚光影。 誰悟得無生法忍行去。 *幻羽*捻題一*悟行* 2023/01/03/18:3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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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略說雍正與禪宗的諸般糾結因緣~:~(上)

 

雍正皇帝胤禎（１６７８－１７３５）是清兵入關定鼎中原後的第三代皇帝。後世圍繞其繼位、暴死等事件傳說多謬不實。其為政方略遭人物議處亦多，但他在位十三年（１７２２－１７３５），勤於政務，任用賢才，勵精圖治，在文治武功方面，都不愧一代英主之名。史稱“康乾盛世”，實離不開雍正承前啟後的功用。雍正還是一位很有學問的皇帝，曾從漣于著名學者閻若琚、張英、顧八代、徐元夢等人，不僅通曉《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而且詩詞，善書畫，有相當深厚的漢文化素養，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雍正喜讀內典，深通佛理，尤其對中國佛教代表性宗派禪宗，更是深得法要，別有慧解。他曾師從高僧，直探心源，亦曾升堂說法，開導辟迷；並以帝王之尊，親自編選《禦選語錄》，刊示天下。其禪論戛戛獨造、在在中的，遠非泛泛涉獵者所能企及。歷代帝王中，信佛崇佛之“佛心天子”不在少數，但像雍正這樣在佛理上卓然成家者實屬罕見。

 

清朝皇室與佛教因緣頗深。清世祖順治在他短暫的一生中，與佛教禪宗結下了不解之緣。他曾召禪僧憨璞性聰，玉琳通琇、木陳道等到內宮探討佛法，談論禪理。他自稱“癡道人”、凡請禪師說戒之類的禦劄，都自稱“弟子某某”，與宗門耆舊相見，不令稱臣致拜，從容咨訪，握手溫顏，情逾師友。

 

清聖祖康熙在位期間，曾多次巡遊江南，幾乎每次都參禮佛寺，延見禪僧，賜額題辭。《宗統編年》一書即受康熙之命而撰。康熙皇帝尤其尊奉藏傳佛教，對達賴、班禪、章嘉等活佛多有敕封賞賜。二世章嘉阿旺洛桑卻丹更是以國師之尊，出入皇宮，奔走邊關，極得康熙寵倖。

 

章嘉活佛轉世系統，是清代四大尖佛轉世系統之一，一世章嘉紮巴俄色，青海紅崖子溝張家村人，所以由他開始的轉世活佛系統稱張家活佛，康熙帝時，以“張家”二字不雅，改為章嘉。二世章嘉曾從五世達賴喇嘛學習。１６９３年被康熙帝封為呼圖克圖。康熙帝擊敗準噶爾部噶爾丹之後，在多倫召集蒙古各族王公會盟，建匯宗寺，封他為“灌頂普善廣慈大國師”，主持匯宗寺，掌管內蒙古地區佛教事務。

 

因章嘉國師經常出入內廷，與諸王子關係亦密切，而與其最投緣的是四王子雍親王，即後來的雍正皇帝。據雍正自述，他少年時即喜讀內典，年輕時曾雇人代替自己出家，同時與僧侶來往密切，在讀書時，將自己喜歡的文章編輯成《悅心集》，裏面所面所選多看透世事，任情放達的文章。如《醒世歌》曰：“南來北往走西東，看得浮生總是空。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杳杳在其中。日也空，月也空，來來往往有何功！田也空，地也空，換了多少主人翁。金也空，銀也空，死後何曾在手中。妻也空，子也空，黃泉路上不相逢。”

 

但早期雍正“惟慕有為佛事，”而對無跡可求的禪宗，因無實際體證，故未能窺其端緒，且每每非之。在結識章嘉活佛後，雍正與其“時接茶話者十餘載，得其善巧方便，因知究竟此如。”消除了對禪宗的偏見。因藩邸與柏林寺相距不遠，雍正與柏林寺禪僧亦有接觸。康熙十一年（１７１２）春，雍正到柏林寺，遇妙智禪師，相談甚洽，遂產生隨僧眾坐禪的想法。

 

正月二十日，與數十僧一起打七，僅二枝香功夫。次日晚又隨坐，至三枝香時，洞達本來。主持禪七的是當時名望很高的迦陵性音禪師。在打七之前，雍正與其問難甚久，但未能起一疑情，所以甚感失望。而此時迦陵性音踴躍讚歎，謂雍正已徹元微，籠統首肯。雍正自己當時自以為了歇，而數日後又覺不甚灑脫，又去叩問章嘉國師。章嘉回答：“若王所見，如針破紙窗，從隙窺天，雖雲見天，然天體廣大，針隙中之見，可謂偏見乎？佛法無邊，當勉進步。”“針隙窺天”是形象說法，實指初步破參，即參禪者初登解脫之門，悟此七盡之軀，四大和合而成，無有實我。

 

聽了章嘉的開示，雍正複於是年二月十一日隨眾結七於集雲堂。至十四日，正經行時，忽出一身透汗，命根立斷，桶底脫落，自覺與佛祖眾生同一鼻孔出氣。乃複問證章嘉。章嘉雲：“王今見處，雖進一步，譬猶出庭院中觀天矣。然天體無盡，究未悉見，法體無量，當更加勇猛精進。”“庭院觀天”指涉過重關。重關又稱前後際斷，指悟得山河大地，十方虛空，無非空華幻影。

 

雍正亦曾垂詢迦陵性音，並將章嘉的開示告之性音，豈料大禪師竟然不解其意，訕訕地說：“此不過喇嘛教回途工夫之論，更有何事？”雍正認為章嘉所說真實可信，而對性音之語不以為然。

 

雍正諦信章嘉之垂示，為直達究竟而精進提撕，至次年（康熙五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複堂中靜坐，無意中踏末後一關，“達三身四智合一之理，物我一如本空之道”。境智融通，色空無礙，獲大自在。雍正再去叩問章嘉，國師望見即曰：“王得大自在矣。”雍正心生大歡喜，慶快平生。在《歷代禪師後集後序》中，雍正追述了自己的參究因緣，對已故世的章嘉深懷感念，“章嘉呼圖克圖國師喇嘛，實為朕證明恩師也。”

 

雍正自稱破塵居士、圓明居士，以示寄情塵外，不受俗累之志。《悅心集》有一篇《布袋和尚哈哈笑》，將世上的英雄聖人，甚至皇帝都諷刺一番。“我笑那天上的玉皇，地下的閻王，與那古往今來的萬萬歲，你戴著平天冠，衣著袞龍袍，這俗套兒生出什麼好意思，你自去想一想，苦也麼苦，癡也麼癡，著什麼來由，乾碌碌大家喧喧嚷嚷的無休息。”文中還有“千載勳名身外影，百歲榮辱鏡中花”、“悚問沉浮事，問娛花柳朝”、“漆園非所慕，適志即消遙”等詩句，透露出雍親王學佛後虛豁曠達的胸襟和氣度。

 

康熙五十一年夏，雍親王到熱河避暑，白天閑來無事，乃將古德公案，一一研究。這時的雍親王已是“透過重關”，習禪深有所得的居士了，在看過前人分案後，陡然自信起來。因為“今見昔人之語，與朕之所言，多不約而暗符，無心而自合。圓音如是，不禁啞然。”在窺知古人意旨之淺深、機用之妙密後，雍正隨有拈提唱頌若干首。另有與諸禪侶及護衛待從之問答機緣，皆在茶飯後閒暇之時隨感而發。這些禪話皆被侍從記錄下來，編輯成帙，此即《圓明居士語錄》。

 

雍正的禪學見地，皆從實際修證中來，所以雍正最鄙薄“口頭禪”、“文字禪”，而重視真實見地，在《語錄》中言及見道行道難易時，雍正雲：“從來言，見道易，修道難；修道易，守道難；守道易，行道難。圓明不然此論。若見假道場，修假道難；修假道易，守假道難；守假道易，行假道難。若真實言，則行真道易，守真道難；守真道易，修真道難；修真道易，見真道難。但得真見，修守行皆易於為力。若見處不真，修守修，不但難之一字，亦斷不能成也。所以雲，參須真參，悟須實悟，但得本、何愁末？”

 

雍正所理解的真見是什麼？實即空義。空包括境空、心空。雍正雲：“學人初聞道，空境易，空心難。究竟則空心易，空境難。空境而不空心，到處為礙。空心而不空境，觸途成滯。不見道心空及第？應知心外複有何物而可空？物外複有何心而可空？所以雲，我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雍正又雲：“天無心覆而普蓋，地無心載而普擎，三光無心明而普照，聖人無心用而普應。聖凡之殊、絲毫之隔，只在有心、無心之別耳。”有真實見地者，應則天象地法三光，勿起分別心。如此則終日吃飯，不曾嚼著一粒米，終日著衣，不曾掛著一條絲。

 

雍正在《語錄》中還就參禪的方式方法，根據自己的參悟經驗，予以解說。如關於重關功夫，雍正指出，在初步破參後，雖說大事已明，但腳跟未穩，切忌得少為足，不肯精進。此時需要的是生疑。起疑情，總生大奮志，總有向上一路，而涉重關後，則要不疑而入真實。因此時已悟到萬法本空，妄想執著全消，已露智慧德相，所以只管赤條條去即可。佛常將眾生的無明妄想喻為迷頭認影，而此時既已消除錯認顛倒，識得本真，則頭影之說可以不論矣。又如關於回途工夫，本來透重關後，已證得智慧德相，不必管回途不回途，但隨遇而安，於一切處出入自在即得。如獅子之搏鹿，自在戲樂，透重關者亦得此三昧，回轉往復，獨步無畏。如果一年半載後仍覺不灑脫、不妥貼，就說明重關功夫未曾通徹。此時不妨重起疑情，再下一番功夫。古人雲功不浪施，即便錯用心，也只當寫作幾篇文字，辨理幾件事件，無有大礙。關鍵是不可執著某一境界，因為著一境界，便是魔境，參禪最緊要的是目下功夫，至於更進一步處，待到功夫到時，自然了徹。這些言論，皆非親歷者不能言。

 

在《語錄》付梓刊刻之際，他再次表白，非慕作家居士之虛名，亦不敢與古來大善知識比肩，惟念佛祖開此無上法門教化眾生之恩，欲使人信知妙性不遠，明覺非遙，祖印遙傳實有據，而言思絕處非虛說也。

 

雍正曾從章嘉活佛受“深廣教法”作為祈願即位執政的因緣，並曾賜給章嘉一副珍奇座具，後來果然如願以嘗，登上王位，從此對章嘉活佛更加崇拜信服，無論這是否屬實，雍正結交僧侶，忘情禪悅，而不像其他王子那樣攀緣結黨。投機鑽營，確是他在康熙朝紛亂的皇儲之爭中脫穎而出的重要原因。雍正即位後，雖政務繁忙，仍留意佛法。大臣沈近思少年孤貧，曾在靈隱寺出家。雍正以佛理問之。沈對曰：“臣少年潦倒時，嘗逃於此。幸得通籍，方留心經世事以報國家。亦如皇上聖明天縱，早悟大乘，然萬幾為重，臣願皇上為堯舜，不願皇上為釋迦。即有所說，安敢妄言，以分聖慮！”雍正本欲覓一知音道友，不意碰了軟釘子。雍正還曾問大學士張廷玉：“廷臣中有通禪悅者否？”張廷玉以張照對。雍正即召來問：“視朕何人？”對曰：“是佛”，“汝自視何人？”對曰：“乾屎橛”。言下大契，張照比之沈近思，“道行”的確高多了。

 

據《詔錄序稿》稱：“逮次年（康熙五十二年）登清涼山回，宗門載籍，絕不流覽。”又雲，“登極以來，複十年於茲，除禦園焚修文行禪師外，未見一僧，亦未曾齒及佛法一字。”雍正登極後，的確比較勤政，力圖匡正康熙朝末年的頹靡之風，為此創設了軍機處和密折制度。常常一天到晚接見軍機大臣，批復密折，真可以說“朝乾夕惕”了，但如果說十年未曾言及佛法一字，則未免絕對了。雍正十一年春至夏，雍正在處理政務之暇，與內廷王公大臣多次探討禪機、禪理。雍正共下一百則轉語，讓眾人參對，此即《圓明百問》。交上“答卷”的共六人，即張廷玉、鄂爾泰、福彭、允祿、圓壽、允禮。(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