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一片中文熱，曾經在十年文革中高舉「打倒孔家店」招牌的大陸，如今又重拾起老祖宗的學問，甚至有人在電視上專責講解百家學說；像于丹、易中天等人只在央視上講授一週課程，就能讓人人都搶著回家準時收看這些陳言舊調。不過這種現象反映的，並不是講家的舌燦蓮花，而是因對傳統的生疏匱乏而衍生的需求現象。就像是一向只向錢看的香港人不惜向港府大規模抗爭也要保留古蹟，也是基於對歷史的高度匱乏而產生的需求。只有匱乏才會激起渴望。
反觀台灣的匱乏在哪？高密度的社會中擠滿張牙舞爪防衛過度的人群，就像把狼群關進了狗籠裡，摩頂放踵之餘自然迭生嫌隙、動輒得咎。然而狼群進了同伴圈尚知要收起爪牙，台灣人卻大多是不懂得和同伴相處的「異鄉人」。雖然外國人士常常稱讚台灣「很友善」，然而遠方的罕病家族可以輕鬆募得三億的捐款，隔壁的單親家庭卻不見得能獲得救濟。台灣的「友善」只針對沒有利害糾葛的外人，親人之間卻往往十足陌生。親近的人的問題在於，所衍生的不僅是情感，還有連帶情感而來的責任。所以孔子總是強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每個人在各種不同的角色上都盡到自己應盡的責任；孟子也認為沒盡到國君責任的人，應該只能被算做「一夫」（一個普通人）。努力經營人際關係並重建責任感，正是台灣目前的匱乏。
要彌補這個匱乏，我覺得應該自重拾《論語》做起。錢穆先生在《論語與孔子》中的第一句話就主張：「論語應該是一部中國人人人必讀的書。」並以為中國傳統義理重要正在「人」，而讀《論語》正是讓人懂得如何「吃緊為人」。不管在任何環境下，都不能忘記做人的本分，都要緊守自己的責任，這樣才能在親疏之間拿捏收起爪牙的時機。
舉例來說，《論語．子路篇》記載著一段話：「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這段話往往被拿來做為批評孔子缺乏法律概念的證據。然而卻鮮少有人注意到孔子講這句話時的環境。那位洋洋得意訴說這件事的「葉公」，指的是「葉」這個地方的長官，當一個政府長官提出這個例證時，這個問題就不再是倫理的問題，而是政治問題！於是就不禁讓人思索了：到底是什麼樣的苛政，才會讓人被迫不得不割捨親情呢？什麼樣的連坐、什麼樣的酷刑才會讓人寧可身負不孝的罪名也要「微罪」滅親？孔子舉自己家鄉的例證說明真正的「直道」，其實就是在點醒這個長官的執法有誤啊！身為長官的人面對違反常情的事都應該要時時自省、思索當中的問題，不應得意忘形。
又比方說《論語．微子篇》記載：「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現代人往往批評這種行為是「愚忠」，因此前些日子大陸甚至有人提議〈出師表〉不符合潮流，應予以刪除！但是做正確的事哪有對象之分？而且「愚忠」這兩個字指的是對他人盲目地忠誠，然而忠於自己的良心難道也算是「愚忠」？諸葛亮忠於自己隆中對的分析全力實踐、柳下惠忠於自己的士人風範三黜不改。判斷自己的行為是否合乎本分然後盡全力去完成，這不就是「吃緊為人」的工夫嗎？反過來說，判斷一個人不值得自己效忠、認定自己有權可以不為某人盡己角色上的本分，則未免也太妄自托大了。自己真的比別人聰明、清高、才華洋溢嗎？就算是再聰明、清高、才華洋溢，就有權可以去貶抑他人嗎？這種得意，這種忘形，正是其他自命風流的人物終究不能成為諸葛亮或柳下惠、令人千古懷念的緣故！
人生在世雖然身兼多重的角色十分辛苦，但是緊守角色的責任卻是責無旁貸的本分。媳婦有媳婦的本分、丈夫有丈夫的本分，父親有父親的本分，兒子有兒子的本分。會發生媳婦飆罵公公的事，就是因為各自都忘了自己的本分，而使人忘本的理由，往往是因為得意忘形的緣故。因為自矜身份高貴，所以可以恣意開罵「高攀」的長輩；因為自覺高攀，所以對晚輩的無禮不敢回嘴；因為攀附權貴，兒子不敢為受辱的父親出頭、連和顏悅色地糾正妻子都不敢！這種婚姻有情感的基礎在嗎？
所以那位鄰居說的好：「讀書人應當要謙虛，不要太驕傲！」就是看透了事件的本質。不在於合乎倫理道德與否，也不僅是什麼壓力過大的反彈；真正造成這局面的，是公不公、私不私的權貴意識，是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妻不妻的扭曲關係。如果一開始所有人都各自守住自己的本分，不曾得意忘形，讓父親是總統無關女兒，媳婦是格格無關公公，釐清彼此的責任；不但格格大人不會開罵，台開案也不會發生了。所以我建議格格大人也應該在閒暇時多讀《論語》，才能在父皇卸任後仍然能和平維繫這段世紀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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