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龍應台 2007年9月17日
有一天,和一群來香港留學的德國大學生聊天,剛好是台灣的歷史教科書問題正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民進黨政府試圖在教科書裡進行所謂「去中國化」,反對者則抗議紛紛。我問這些德國學生,「你們高中的歷史課是怎麼上的?」
每個人來自不同的省,而德國的教育權下放在各省自治,因此有些差異,但是在七嘴八舌的爭相發言裡,我發現兩個共同的特點,一是,在他們的歷史教學方式裡,教科書不重要。一是,歷史教學是開放式的。
如果這一個課是1870年的普法戰爭,那麼老師在上課前要求學生讀的會是很多第一手資料,譬如俾斯麥首相的演講原文,要學生從演講稿中探討當時普魯士的外交策略,從而分析普法戰爭的真正原因。除了瞭解德國觀點之外,學生必須知道法國觀點,老師可能用電腦圖片放映當時法文報紙上的時事諷刺漫畫、評論,或者畫家筆下的巴黎街頭圖像。在分析戰爭本身,老師可能出示一張他帶來的1870年普魯士的經濟發展指標圖,用來解釋當時的「新科技」──譬如鐵路的廣泛使用和新製大砲的威力──如何使普魯士在戰場上占了上風。法國本身貧富之不均、工人階級之不滿、社會壓抑已久的不安定,老師可能用當時法國的生產指數和土地分配的圖表來說明。也就是說,在整個講課的過程裡,教科書非但不是唯一的教材,而且不是核心的教材,甚至可能根本沒用到。
第二個特徵是開放式的教學。教學的主軸不是讓學生去背誦任何已經寫進某本書裡的敘述或評價,而是要學生盡量從第一手資料裡看出端倪,形成自己的判斷。如果這一堂課的主題是納粹,學生可能必須去讀當時的報紙、希特勒的演講、工會的會議紀錄、專欄作家的評論、當時的紀錄片等等,然後在課堂裡辯論:納粹的興起,究竟是日耳曼的民族性所致,還是〈凡爾賽合約〉結下的惡果,還是經濟不景氣的必然?各種因素都被提出來討論,至於結論,學生透過資料的分析和課堂的論辯,自己要下。
滿頭捲髮的路卡士說,「我們那時就讀了托馬斯曼的弟弟,亨瑞琪曼的書,《臣服》,因為他認為德國人的民族性有慣性的服從性格。我們在課堂上就此辯論了很久。」
如果主題是1948年的歐洲革命,學生必須從經濟、社會和政治的不同層面分析革命的起因,然後又要試圖去評價這場革命的後果:這究竟是一個失敗的革命,如法國的Alesis deTocqueville所說,「社會頓時撕裂成兩半:羨妒的無產階級和恐懼的有產階級」;或是一個成功的革命,因為二十年後,德國和義大利都統一了,而法國擴大了選舉權,俄羅斯廢除了農奴制。
事情的是與非,人物的忠與奸,往往沒有定論,學生必須自己從各種資料的閱讀裡學習爬梳出自己的看法。
「我們還常常要做報告,」剛剛來到香港的漢娜說,「一個人講四十五分鐘,等於教一堂課。」
「你記得講過什麼題目?」
「當然記得,」她說,「因為要做很多的準備。我講過英國的殖民主義。」
在這樣的歷史教學方式裡,教科書的地位,只不過是一個基本的參考資料而已。在眾多一手和二手的資料裡,包括演講、漫畫、照片、統計圖表、新聞報導和學者評論、人物日記、法庭紀錄等等,教科書只是一個指引,不具任何一鎚定音的權威。
開放式的歷史教學,著重在訓練學生運用材料的能力,尤其在培養學生面對紛雜的史實做獨立思考和獨立判斷。教科書充其量只是路邊一個小小指路牌,不是燙了金的聖經。
「那考試怎麼考呢?」
考試,他們解釋,也不會以教科書為本,而是開放式的題目,都是要你寫文章答覆的,譬如「試分析俾斯麥的外交政策」或者「試分析魏瑪共和國失敗的原因」;測驗的是一種融會貫通的見解,教科書根本沒有答案,也不可依賴。
如果教科書根本不被看作一鎚定音的權威,如果課堂中的歷史老師有獨立見解,又有旁徵博引的學問,如果我們的考試制度不強迫老師和學生把教科書當聖經,我們需要那麼擔心教科書的問題嗎?歷史教學的真正問題所在,恐怕不在教科書,而在教育的心態、制度和方法本身吧。
「可是美國的歷史教育比較跟著教科書走,」來自奧地利的約翰在美國讀過一
年高中,他插進來,「而且他們的歷史課教得很細,不像我們在歐洲,著重在
大事件、大歷史。」
克力斯說,「那沒辦法,他們只有兩百五十年歷史可以談,所以連什麼『三十
年代流行時尚』都可以在歷史課裡討論一整節。」克力斯也去美國交換過一年。
話題轉到美國去了。克力斯接著,「我發現美國人跟歐洲人真的很不一樣,譬
如說,有一次老師出題,要大家挑選二十世紀本國某一重要人物來做報告,結
果,你知道嗎?有五個人,選的是蝙蝠俠!不可思議,是高三呢。」
大家轟一下笑開了。我忍住笑,說,「美國嘛,大眾文化特別重要。如果是
你們德國班上做這個題目,大家可能選什麼樣的人物呢?」
克力斯回答,「阿登瑙爾、希特勒、布萊希特、托馬斯曼……或者舒馬克、
貝克包爾什麼的,都可能。可絕對不會是米老鼠、蝙蝠俠或超人吧。」
【2007/09/17 聯合報】
文章定位:
人氣(27) | 回應(0)| 推薦 (
0)| 收藏 (
0)|
轉寄
全站分類:
不分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