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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經濟大受金融海嘯衝擊，失業率攀升到十％以上，雖然還不能與一九二九年大蕭條時的二十五％相提並論，卻已讓美國有識之士深感憂心，英特爾（INTEL）創辦人、前執行長安迪．葛洛夫（Andy Grove）就是其中的一位。葛洛夫日前在《彭博商業周刊》指出，當前美國公司的發展策略只重視創新研發，卻將製造部分大量外包到新興國家，因此缺乏規模提升過程，無法替美國社會創造就業機會。他認為，美國需要一套以就業為核心的經濟理論，需要一個以就業為核心的政治領導者，指導我們的計畫與行動。他甚至主張，政府應向外包的勞工產品徵收特別稅，專款專用，設置「美國規模提升銀行」，為那些提升美國製造規模的業者提供專款。

平心而論，近百年來美國穩居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地位，這是人類社會史無前例的成就。近十年來，雖遭逢科技泡沫、反恐戰爭與次貸風暴衝擊，但據世界銀行統計，美國去年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 仍以十四兆美元排名世界第一，幾乎是第二名日本五兆美元的三倍，也佔全世界整體ＧＤＰ二成以上，國力甚為可觀。由於「存在就是真理」，所謂將製造部分外包至新興國家，大幅降低成本，而將創新研發留在國內，提升高附加價值的主張，打著全球化的旗幟，成為美國社會的主流聲音，任何人若是加以挑戰，勢必被貼上保護主義、本土主義、違反國際分工的標籤，成為背負污名的保守派。

換言之，美國此際固然遭逢一九二九年大蕭條以來最嚴峻的經濟困境，但美國企業所創造的價值，仍為其他國家所不及，此一現象大大強化製造外包主張的正當性。論者甚至以鴻海富士康員工連環跳為例，指出美國蘋果每僱用一名員工、中國就有十名員工負責組裝，而且利潤絕大部分歸於蘋果，鴻海富士康只能賺取微薄利潤，充分印證了外包策略的正確性。故而，此刻任何人要跳出來質疑美國企業外包海外策略，要求增聘國內員工，似乎顯得不識時務，既屬思想落伍，更是政治不正確的傾向，必須具有高道德勇氣。

然而，美國有識之士仍在財政雙赤字，尤其在失業人口未能下降的現象中，看到了美國經濟的內在危機。葛洛夫指出，今天美國電腦製造業僱用十六萬員工，比一九七五年第一部個人電腦組裝時僱用員工數還少，而相對的，在亞洲從事電腦製造業的工人、工程師與經理約一百五十萬人。美國科技業國內與國外代工員工的比例，約為十比一，讓某些人沾沾自喜美國企業全球營運的成功，賺走了利潤大餅的最大塊，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布蘭德（Alan S. Blinder）即以電視機為例，盛讚「電視機不過是一種商品，它們的生產移往海外工資低得多的地方。到今天，美國境內製造的電視機數目為零，這是美國的挫敗嗎？不，這是美國的勝利。」但是葛洛夫語重心長地指出，「如果我們的社會，除了一些領高薪、做高附加價值的人以外，只有大群的失業人口，這社會又是什麼社會？」

美國是科技先進、高國民所得、資本主義最發達、全球第一大經濟體，擁有實施企業外包、利用其他工資便宜國家作為生產基地的最佳條件，卻依然嘗到大量勞工失業的苦果，在美國企業外包已成趨勢下，未來美國藍領，甚至服務業勞工，將逐漸失去他們的工作。反觀台灣，原本就缺乏研發創新與品牌，產業重心在組裝代工，卻仍發生一九八○年代傳統製造業與九○年代科技業兩波企業外移，將生產基地遷往中國後，造成產業空洞化，嘗到了近二十年經濟在原地打轉的惡果，歷經李登輝時代「戒急用忍」與陳水扁時代「有效管理」，仍無法擺脫中國的磁吸，如今馬英九執政，不記取教訓，反而變本加厲，一切以中國為師、為解藥，只會不斷向中國開放，實施三通、直航、觀光，甚至簽下ＥＣＦＡ賣身契，企圖引進中資、中國勞工、中國商品，讓台灣全面淪陷。

對於陷在高失業率，卻毫無振興產業措施，只會以依賴中國作為解決方案，執意簽署ＥＣＦＡ，意圖將台灣全部綁在中國的馬政府，葛洛夫提出以就業為核心的經濟理論，就像一面照妖鏡，讓馬政府吹噓ＥＣＦＡ可以救台灣經濟的騙局露出了馬腳。相信葛洛夫若生在台灣，也會站出來反對馬政府向中國傾斜政策，為台灣勞工請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