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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五日，適逢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對日本投下兩枚原子彈讓日本宣言投降的七十週年，當全球媒體都在討論，兩枚導致日本投降的原子彈，到底有沒有其必要性時？全球領袖中，曾經以他國人民身分參與二次大戰，仍健在並有高度影響力的領袖，就是前總統李登輝，當年以台灣人的身分參戰的他，在日本投降之後，國民黨接收台灣，李登輝從日本返回台灣。

 

二次大戰時，身為台灣人的李登輝，投入陸軍，他的大哥李登欽則投入海軍。李登輝在新著《新．台灣的主張》中述及：「一九四三年，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適用於台灣，想報考的人蜂擁而至。我哥哥就是第一梯次的志願兵。」當時的《台灣日日新聞》還前後採訪了他們兄弟兩人，李登欽的哥哥最後死在戰爭中。李登輝不避諱的指出：「我和哥哥都還很年輕。一心懷抱著，為了國家挺身作戰、光榮赴死的理想。然而，理想與現實之間，確實存在著很大的距離。如今，這是我唯一能和大家分享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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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李登輝《新．台灣的主張》書摘：

成為志願士兵的台灣青年

戰後我成了基督徒，當時受到日本教育的影響，是徹底的唯心論者，自認為了解「死」是怎麼一回事。「武士道的真諦，就是發現死是什麼」—正如《葉隱》的精神，為了自己的國家，就算戰鬥到死，也無怨無悔。對一個接受日本統治時代教育，並且成為志願士兵的台灣青年來說，這是極為自然的想法。

當我被分發到大阪師團，便立即被派到位於高雄的高射砲部隊。當時我打算以步兵的身分遊走到最前線，和「從少年時期起，一直苦惱著我的那個生死問題」正面對決。但是，我這個學員兵的願望沒能實現。高射砲部隊沒什麼砲擊任務，空閒得很，我甚至讀了當時在日本列為禁書的雷馬克《西線無戰事》等書。

在軍隊裡，有時被反覆摑掌，或被迫洗丁字布，但我並不記得有什麼特別嚴苛的待遇。在高雄的時候，甚至還受到高等工業學校畢業的中隊長特別關照。眾多新兵中，他會特別把我叫到房間，請我吃飯，對我說很多話。我們甚至還一起研究了砲擊時可派上用場的「三維數學」。

海軍特別志願兵哥哥

一九四四年，哥哥被分發到高雄附近的左營海軍基地，利用週日休假來找我。兩人一起到相館拍紀念照，這也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哥哥。

當時，他只對我說了幾句話：「我會被派駐到南方某個港口。你應該很快會去日本吧。那麼今天就是我們最後一次碰面了。」所謂的南方，就是菲律賓的馬尼拉。但他沒告訴我具體的去向，以免觸犯軍機。

當年，我哥哥是最優秀的巡查，任職於台灣最大的警察署。為了當兵，他拋棄了原有的位置，並且留下年輕妻子、年幼孩子離家而去。究竟，當時他是抱著什麼樣的心情呢？儘管到今天，距離哥哥陣亡已經七十年，我內心還是無法理出頭緒。但是我知道，當他說「要成為堂堂帝國海軍，報效國家」的時候，心裡是認真的。那時，我和哥哥都很年輕。一心懷抱著為國家挺身作戰、光榮赴死的理想。然而，理想與現實之間，確實存在著很大的距離。如今，這是我唯一能和大家分享的結論。李登輝與胞兄李登欽(左)合照，1943年。(日本李登輝之友會提供)

在青島第一次看到中國人的模樣

在高雄與哥哥分手後，我搭乘運輸船從基隆出發。為了躲避潛水艇的攻擊，運輸船沿著中國大陸、朝鮮半島外海淺灘航行，朝日本前進。抵達門司港時，已是我從基隆出發後的第二十一天。

中途一度停靠青島，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國人。他們群聚在碼頭，臉和身體都很黑，看起來像是好幾年沒洗過澡。我在青島停留約一週，心裡開始不安地想著：「日本與中國展開戰爭，無異是犯下大錯。」眼底所見，中國人顯然過著極低水準的生活。衛生觀念等等，和日本人天差地遠。與這種生活條件如此嚴酷的民族打仗，應該不會贏吧！我認為，昭和時代的政治家和軍人，如果能夠多多了解中國的文化、社會及民族性，應該就不會發動那場戰爭了。

在東京大空襲中奮戰

一九四五年二月，我到位在千葉縣稻毛的陸軍高射學校，接受所謂的預備士官教育。很快地，三月十日的一場大戰役即將到來。那就是東京大空襲。面對B-29大隊空襲帝都東京，我們的部隊不斷用高射砲猛烈回擊。在日本幹部候補兵一片慌亂之際，我這早已習慣防空實戰的台灣人顯得驍勇善戰。燒夷彈碎片劃過我的鼻子，不過運氣很好，只是輕傷。在這場戰役中，直屬高射學校的小隊長陣亡了。我立刻挺身而出，代替他扛起指揮工作。

隔天就接獲命令前往東京東部，負責整理被炸區域和災民的救濟工作。災區工作最重要的就是確認死者名單。當時我才了解到，坐鎮現場指揮的重要性。這段經驗後來在我擔任總統，處理一九九九年的九二一大地震時也派上用場。

之後，我被分發到名古屋部隊，那裡也是受到美軍猛烈轟擊的地區。尤其是美軍最後一次轟炸名古屋的那天，將附近工廠整個炸到片瓦不留，現在回想起來真是悲慘至極的景像。名古屋城一帶被美軍炸成一片焦土，我們只能在城的後方搭起帳棚，野營過生活。

八月十五日的玉音放送，我的確聽到了。播放的聲音很小，內容聽不清楚，旋即長官宣布，日本已經投降了，戰爭結束了。坦白說，我還記得當時的反應是鬆了一口氣。不過，完全不清楚以後日本會變成怎樣。兩三天後，我提出要求回京都，長官很快就批准了。回到京都帝國大學之後，沒過幾天便收到通知，要我去領退休金──一筆可以讓我在日本生活一年的大數目。可是，家鄉的祖父不斷催促我趕快回家。我也非常擔心故鄉的情況。

胞兄陣亡六十二年後，靖國神社兄弟再會

京都一帶台灣人並沒有什麼準備返國的規劃，同時期在東京則有台灣友人聚集在一起，計畫從浦賀5返國。於是，我決定到東京，借宿在新橋車站附近同樣來自台灣的陳姓友人家，等待搭船出發。附近都是廢墟，只有陳先生的家孤單矗立著。

一九四六年四月，我平安返回故鄉三芝庄與祖父母及雙親會面，卻完全沒有哥哥的消息。而且，來幫傭的女性親戚說了一件很不可思議的事。她說：手拿軍刀，滿身血淋淋的哥哥站在蚊帳外面，看著由大嫂細心呵護長大的孩子們。後來聽說這位幫傭女生回到老家之後，不久就過世了。

我想，哥哥回家的時間，很可能就是他陣亡的那一天。我好想再見到哥哥，每天晚上都不睡覺，一直等著哥哥的靈魂出現。原本七十二公斤的體重，一下子消瘦到六十公斤。但不管等多久，哥哥的靈魂始終都沒出現。或許是因為身心俱疲，母親不到半年就罹癌病逝，連祖父也因為肝臟出問題而過世了。父親雖然活到天壽九十五歲，因為一直沒看到哥哥的遺骨送回來，到去世那天為止，他始終都不相信哥哥已經死了。由於父親沒有幫哥哥立墳墓，我們家人也就沒辦法祭悼哥哥。

二○○七年六月七日，哥哥陣亡後的六十二年，我終於在靖國神社見到哥哥。哥哥是海軍陸戰隊員，在馬尼拉之役負責斷後，不幸為國犧牲。

能夠在靖國神社哥哥的靈前深深鞠躬，祈求哥哥在天之靈安息，讓我感到非常欣慰。終於可以和感情深厚的哥哥靈魂相會，我感到盡了做人該做的義務。國內外記者把我團團圍住，提出很多問題，我回答：「我的家裡既沒有哥哥的牌位，也看不到哥哥的墳墓。我最敬愛的哥哥因為戰爭而去世，被奉祀在靖國神社。光是這點，我就很感激了。如果是諸位自己的親人被奉祀在這裡，你會怎麼做呢？」之後，大家就沒話說了。我想，他們也能了解我的心情。來靖國神社參拜，畢竟是我身為家人、身為一個人該做的事，我不希望有人以政治或是歷史問題的角度來看待。

二○一三年，我生了一場大病，開始意識到剩下的時間極為有限。或許是因為如此，想起哥哥的時候變多了。為何哥哥一定要留下妻子與年幼子女，選擇赴死？他死的時候，臉上是什麼樣的表情？為什麼死的是哥哥，而不是我？想著想著，我曾經在半夜醒過來，忽然哭了起來。我不知道為什麼，自己對哥哥的思念比起對父母的思念，還要來得強。我想，是因為我們兄弟的感情真的太好了。

人死後，靈魂到了哪裡？這是很難回答的問題。再怎麼努力思索，也不容易找到答案。日本人怎麼思考靈魂的問題？有別於美國的阿靈頓國家公墓（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靖國神社並沒有安置遺骨，安置的只有靈魂而已。放眼世界，這難道不是特例嗎？有人說「神道是心靈之鏡」（新渡戶稻造，《武士道》）。那麼，或許可以說，哥哥的靈魂就存在於日本人的心中。我由衷感激日本人將哥哥奉祀在靖國神社。

近代日本失敗的原因

戰前日本在邁向大國的過程中，犯下重大的錯誤。幾百萬人民因此喪生，對於當時政治領導者的素質，理所當然會產生懷疑。

為何日本會貿然走向戰爭？在此我們要介紹的，出乎意料之外，竟與台灣有些關連。在磯永吉與末永仁兩位日本農業技術人員的努力下，大正末期台灣成功種植出蓬萊米。結果，廉價的台灣米輸入到日本，使日本農民生活變得困苦。貧困農民販賣女兒的情形層出不窮。出身農家、對貧富差距感到不滿的青年軍官，於是發動了「五．一五」和「二．二六」事件。若我是當時的領導者，會首先從改革農村著手，但日本卻將國內矛盾的解決方案轉向大陸外求。這就是近代日本失敗的原因。

日本向美國開戰，是魯莽的決定。南邊往索羅門、瓜達爾卡納爾、新幾內亞，西邊往緬甸擴大戰線，這已經不是武器生產與財政能力所能負擔的範圍，不是嗎？當時我也這麼認為。

從結論來說，偷襲珍珠港等於是接受了美國的挑釁。藉由少數的犧牲，高舉戰爭的正義大旗。這和一八三六年德克薩斯想從墨西哥尋求獨立的阿拉莫戰役（Battle of the Alamo），是如出一轍的模式。這是美國歷史上反覆上演的戲碼。

戰前日本隨著時代的變化，已經沒有像後藤新平、新渡戶稻造這樣，具備長遠眼光而且能捨棄私心戮力政治的領導人。因此造成昭和時代的悲劇，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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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日抗戰是哪方史觀　這張護照見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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