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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楊老闆關於159-1第2項「反對詰問權與傳聞證據」這篇文章，我是覺得該論點是有問題的。若只從對質詰問權的角度觀察，將其解釋為法定調查程序，確實在審判程序中已經「補正」，看起來沒有問題。

然而這樣的論述是忽視傳聞法則的設計脈絡的。跟直接審理的思考相同，傳聞法則同樣在避免「知覺錯誤危險」、「不正確記憶」、「真摯性危險」等問題，傳聞法則本質上是要排除這些危險的。

之所以不排除而成為例外，最根本的思考還是「可信性」與「必要性」。前者是指在被告不能出庭接受質問、形式上觀察的前提下，在客觀上具有可信性的情況，允許其作為判斷之素材。然而除此之外，這些思考還有「必要性」的思考，換句話說真的有客觀不能詰問、客觀上不能出庭的情形存在，而該證據又有出示的必要，此時才開傳聞例外。

也就是說傳聞例外本身的危險性，絕對不會因為單純的補正對質詰問就予以消失，這只是立法者衡量「證據使用」與「證據危險」的結果。被告能夠出庭作證，具結、接受對質詰問，此時根本不需要開傳聞的例外。

照楊老闆這篇文章的看法，如果將重點只放在對質詰問上，其實是根本忽略了傳聞法則「必要性」的思考，也就是沒有必要使其成為例外，卻非要讓它成為例外不可。

這種危險最根本的問題還是在最後：讓法官自己決定採取哪一個證據，一者是證人的證詞，另外一者是「傳聞例外」。那麼原來的防堵措施：不管是當初設計卻被傳聞法則壓到不知道哪裡去的直接審理（在直接審理下，不可以用轉手的證據，這一點應該不會和本人出庭而有扞格），另一者是當初根本不是要容許這種情形的傳聞法則（被告可以出庭，根本並非傳聞例外），兩者皆拋捨了—這樣的結論是從抽象的582解釋關於嚴格證明的定義，不依照德國法、美國法，等於是走自己的路。

增加證據的容許性是一把雙面刃，有好、有壞，實務上運作起來才能見真章。我倒是很好奇，在實務案重初供的自由心證假設下，審判中傳喚證人到底是要調查證據，還是只是在形式上補足欠缺的程序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