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的猶太學者,鄂蘭（Hannah Arendt）, 六○年代曾以雜誌特約記者身分,前往耶路撒冷採訪納粹戰犯艾希曼的審判。她認為,艾希曼不但心智正常,更沒有狂熱的猶太仇恨。他只是全然臣服於希特勒的領袖意志之下,失去了一個自由人應該有的自主思考與理性判斷。當他忠實徹底地執行屠猶政策時,不但沒有任何的道德罪疚感,反而覺得自己是在遵守法律義務。這也就是至今仍被廣泛討論的「平庸的罪惡」（the banality of evil）。"
3.懺悔
再相遇時
, 他22歲,她43歲。他已經是法律系的學生,納粹戰犯的法庭旁聽席上,他聽見法官叫她的名字,他看見她的背影。彷彿被震動地驚惶,他不發一語和所有人一起,一同審判她的罪行,面對當年他所無知的她。
這個當年溫暖擁抱他的柔軟軀體,也曾經檢選死亡,這個在教堂裡聽到唱詩班的歌聲,感動地流淚的善良女人,也同時讓三百多名猶太囚犯在教堂裡活活燒死,只是堅持盡忠職守。每一個為她朗讀的小女孩,和他ㄧ樣,都以為自己將獲得特殊的憐憫,她們面臨死亡,他則在羞愧的愛裡變形。但她曾是如此溫暖,她的秘密如此單純,她只是一個文盲。她用自己的卑微,維持一個秘密的尊嚴和社會要求的盡忠職守,卻付出了最大的代價。
寫到這裡,鍵盤上的手遲疑而沉重,我曾在華盛頓特區的浩劫博物館裡為死亡和恐懼所憾動,在柏林的猶太紀念館裡,感到生死無依的孤寂,我發現我很難以私人的觀點,論述這段關於猶太民族的悲劇,和德意志人民集體的罪惡感,但不可否認,我感到存活在集體意識中,有被驚醒的惶恐。我們在規範中有意或無意的順從,都可能被一種更強大的意識所操縱,比如媒體、比如某些激昂熱血的主張、比如旗海飛揚的競選造勢,當我們跟從,無法預知未來,是否也該為當年錯誤的信仰被審判?
“換了是你,你會如何？” Hanna 問法官。她也問了我。
那個時代集體激情所犯的罪, 受審的豈止是這幾個女人和Hanna? 誠如鄂蘭所言, 罪惡不在Hanna,而是操控者的制度。然而,她在制度下無知,於受害的當事人而言卻並不無辜。只是,要從何悔改呢? “It doesn't matter what I feel, it doesn't matter what I think, the dead are still dead."…。
罪無可贖, 這是Hanna的無助和悲哀。
相對於Hanna無知的罪衍, Michael沒有說出Hanna是文盲的秘密,卻改變了她的命運,即使認罪是出自Hanna的意願和尊嚴,他無法迴避自己所感到的罪惡感。再一次,他為她朗讀,是為了救贖。
只是沒想到在為她朗讀的過程中,他再一次經歷了記憶中的愛恨。他讀信的表情,他ㄧ直不願意給她回信…,現在她給的回應都該為過去受到處罰。直到看到Hanna貼在牆壁上文字,他才痛哭失聲。他沒有找到救贖,只有遺憾, 怎麼辦?
如果你需要紓解,去劇院,找文學,不要到集中營來,這裡什麼也沒有。
審判的二十年後, Michael依著Hanna的遺願,拜訪在紐約當年受害的Miss Mather, 她的生活如此尊貴,而Hanna死了,依然卑微。坐在她面前的Michael 拿出小錫罐,也彷彿帶著Hanna的卑微,謙卑地請求,裡面有她要給妳的錢。這不就是Hanna今生的全部了嗎? 只是,對於猶太人所受的傷害,對於任何形式的懺悔或任何意識著原諒的行為,有誰可以單一地回應或回饋? 當悲哀已經巨大得無法超越,沒有原諒並不是殘忍,不輕釋的原諒,只是悲哀裡僅存的尊嚴。
錢從錫罐裡拿出來,丟在桌上,她不要。
於是,他建議把錢捐給猶太的文盲團體,「我可以用Hanna的名義嗎?」
「只要你認為合適」她說,他的眼睛泛起感激的眼淚。
「但我留下這個錫罐 」,破舊的小錫罐, 她說。,錫罐於她,象徵著記憶,存放珍愛的器皿,不在存放物的價值,在這錫罐本身。這個器皿,不也是Hanna的心嗎?
電影最後的畫面裡,這個錫罐和Mather失去的一家人的照片,放在一起。
這片段寧靜而堅定,每一個決定都清醒而溫柔,溫柔中的有一種東西,遠多過於原諒。
讓我也眼睛發燙,沒流下眼淚,卻一直盈滿。
贖罪,我感到整個德意志人民深深的懺悔。我看見,人性裡和惡掙扎,那個努力的善良。
巨大悲哀後的希望。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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