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索台灣文化研究的軌跡 (上) /劉環月
轉貼自《台灣民間信仰小百科﹝迎神卷﹞》
《台灣民間信仰小百科﹝迎神卷﹞》代自序
早期的台灣，雖然被視為化外之地，明朝天啟四（西元一六二四）年，南居益率兵攻克被人佔領的澎湖，雙方和解後，明朝只要澎澎，竟讓荷人轉據安平；清廷入主中原，派施琅政取台灣後，仍一度決定決棄這塊「蠻夷之地」，顯見中國的封建政權，根本從未重視個海外弧島，有些史家雖喜歡把台灣的研究上溯至宋元，更有認為漢唐便把台灣視做中國的一部份的荒謬論調，然而基本上只是某些政治利益的追索，以滿足統治者的需要而已，真正落實記錄這個島嶼，留下珍貴記錄文獻的，從荷蘭人開始！
壹、荷人與鄭清的研究
十七世紀，荷蘭是世界上最強的海權國家，他們不斷地藉著海洋，擴充他們的殖民地，更重要的是藉著海灌的強大，拓展貿易領域，以期全世界都成為他們可以獨霸的市場。一六二四年，荷人正式入主台灣，其實不過是東印度公司又開了一家店罷了，這家「世界性」的貿易公司，總公司地址位於印尼的巴達維亞城，統轄的範圍包括南洋群島各地，台灣盛產鹿皮及梓腦，而成相當重要的一站，他們向荷蘭老闆定期的報告書，彙編成《巴達維亞城日記》，其中有關台灣的部份佔相當大部份，當時流水帳般的日記彙報，今天竟成研究早期台灣歷史最完整而珍貴的文獻。
此外，同時期比較重要的文獻，還有瑞士人Herport的《台灣旅行記》以及被猜測可能是荷蘭駐台末任總督揆一，署名C.E.S.者所著《被遺誤的台灣》等。
鄭成功領台後，明鄭政權在台灣維持了廿二年，留下的文獻大都與征戰有關，楊英的《從征實錄》，阮旻錫的《海上見聞錄》，彭孫貽的《靖海志》，夏琳的《閩海紀要》以至於施琅的《靖海紀事》，都為那個時代兵禍與動盪，留下珍貴的記錄。此外，江日昇以演義小說寫成的《台灣外記》，雖然是一本小說，卻也某種程度地記錄了明鄭在台灣的許多史蹟，因而一直被學界所重視。
清廷對於台灣，儘管視為「花不香，鳥不語，男無情，女無義」的蠻荒之境，但實際統治的兩百餘年間，留下許多方志，雖不夠精專，卻全面性地記錄下台灣的風貌，第一本方志乃在一六九四年完成，「台灣入清版圖以後，始有刱為方志者，李麟光、蔣毓英、王喜（又名喜寧）皆曾從事纂輯，而終能成為第一部台灣府志，且刊刻問世者，則高拱乾也。」（方豪〈台灣方志彙編〉）。
高拱乾纂修的《台灣府志》之後，台灣各地的廳志、縣志也不斷有人創修，或者補修、續修，這些地方志書，雖然屬於傳統的史學，但每部志書中，大抵上都翔實地記載了封域、規制、秩官、武備、賦役、典秩、風土、人物、藝文以及其他的附錄，足以提供後世研究台灣人的豐富的基本資料。
清廷領台期間，除了各式各樣的志書外，也出現了某些專題性質的書刊，諸如夏獻綸的《台灣輿圖》，各縣廳編的《淡新鳳三縣簡明總括圖冊》，修建台北城留下的《淡水廳築城案卷》，清官方文書的《皇清職貢圖》，羅大春的《台灣海防並門山日記》以及六十七的《番社采風圖考》……這些專門性的書刊，泰半都是官方的文書、檔案或資料，少數才是私人研究的成果。
清領台灣兩百餘年間，這個物產豐美的海島，一直都是西方傳教士與商人注目的焦點，尤其是「天津條約」開放了五口通商之後，西方商人大大方方的進出台灣，誰都不能干預。這其間，也留了許多因傳教或經商而來的文獻，傳教士甘為霖所為的《Formosa Under the Dutch》以及馬偕博士的《From Far Formosa》都是非常重要的文獻，此外，商人兼探險家必麒麟所寫的《Pioneering in Formosa》，更深入原住民的世界，留下最原始純真的一面，同時也寫下當時外國商人為了貿易的需要，如何開發與掠奪，最赤裸裸的一面。
貳、日治時代的全方位研究
一八九五年，日本憑著馬關條約，取得台灣的統治權。對於這個一直想向南方發展的寒帶國家而言，台灣不足是一個大島，更補足了「內地」（日人稱日本本土）缺少的陽光和產業，實現了這個長久以來的夢想，日人自然希望世世代代都能擁有。為了鞏固統治權，他們採軟硬兼施的方法來治理台灣人，更重要的是，為了真正掌握台灣人，日本當局甚至以官方之力，設置專門的研究機構，全面調查台灣的歷史文化與風土民情；一九ＯＯ年，台灣總督府和法院官員等便組織了「台灣慣習研究會」，由兒玉總督擔任會長，重要的文化研究者伊能嘉矩擔任總幹事，官民合作的機關，主要的任務是全面性地調查台灣人的衣食住行以及產業、民俗、風物、禮俗、舊慣……等，前後七年間，每年都出版一卷《台灣慣習記事》，這七本年刊，也成了台灣早期最完整、最有價值的民情風俗記錄。
一九Ｏ一年，台灣總督府更直接設置了「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下設三個部門，分別調查舊制的法令、士農工商的經濟行為與慣習，更將調查所得，研議做為立法的參考。「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共維持了十四年，重要的調查成果有：包羅民間法令、律則、會典、則例、省例、政典、諭告、碑記、公文、契約、帳簿以及約定成俗的慣例《台灣私法》（共十三巨冊）；調查清代行政制度的《清國行政法》（共七冊）；原住民族群、文化與生活習慣的《蕃族調查報告書》（共四冊）、《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共三冊）以及《台灣蕃族圖譜》（共二冊）等。
一九一九年，第一任文官總督田健次郎上任，認為對台灣的調查有繼續的必要，乃於一九二二年，設置「史料編纂委員會」，直隸於台灣總督府，惜半途而廢，一九二九年，繼任總督川村竹治又再設「史料編纂會」，但主體放在日治的歷代治績，且沒有正式出版，較不為人們所重視。
官方的成績已經相當可觀，但民間學者的努力更是驚人，尤其是一九二八年，伊能嘉矩窮十年光陰完成的《台灣文化志》，更被譽為「台灣研究史上劃時代的鉅著」，這部偉大的作品，包括了台灣的歷史、歷代文治武備、各地城垣之沿革、地方自治、治匪政策、抗清事件、分類械鬥、教學設施、科舉制度、社會政策、民間祭祀與信仰、各志書修志始末、經政沿革、農工沿革、交通沿革、商業貿易變遷、外力入侵、拓殖沿革、原住民治理、日人治台以及台灣地勢變遷……等。不僅內容包羅萬象，水準更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甚至直到今天，仍被認為台灣文化研究的經典。
此外，片崗巖為台灣所寫的第一部風俗叢書《台灣風俗誌》，鈴木清一郎討論台灣人民族性與民間信仰的《台灣舊慣冠婚葬祭與年中行事》，藤島亥治郎首開先例的建築與居住形態研究《台灣的建築》，移川永之藏的原住民研究《台灣高砂族的傳說與言語》，鈴木質的《台灣蕃人風俗誌》，增田福太郎的《台灣之宗教》，池田敏雄的《台灣家庭生活》，東嘉生的《台灣經濟史概說》，中村孝志的《台灣史概要》，山邊健太郎的《日本帝國主義與殖民地》，岡田謙的《未開社會》，東方孝義的《台灣習俗》，？原通好的《台灣農民生活考》……；此外更有被視為日本人良心的抗議雜誌《民俗台灣》，這些可觀的成就，不僅說明了日人對台灣研究的用之勤，更因眾人努力的結果，使得台灣的研究出現了最繁盛、最蓬勃的世代，甚至可謂是台灣研究的黃金時代。
從荷領到日治時代，漫長的兩、三百年間，台灣歷經了各種不的政權統治，在政治上的地位也不大相同，加上知識、智慧等的差，使得明鄭之前，有關台灣的討論，大都偏向眼睛所看得到的遊記或現象的記錄；清領之後，中國政權第一次長期地正式統治台灣（明鄭政權太短），許多基礎資料必須從頭建設，各式各樣的方志、田野調查記錄及土地記錄，遂成為這個時期最具代表性的文獻；及至日人領台，為了好好經營這塊「殖民地」，因此出現了最大數量有關台灣人性格、信仰、風俗、禮教、土地……等等的研究，此外便是殖民地的問題與歷史探索，構成了日治時期台灣研究最大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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