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三階段《歸來》
張藝謀很幸運，在電影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時，每個階段都有合適的人幫他。
第一階段，吳天明是在用體制內的權力資源幫助他們。
第二階段，商人出身的張偉平用錢和商業手段幫助他。
現在的第三階段，張昭稱不是靠某個人，而是靠的市場系統。
2014年張藝謀攜《歸來》再次出現在大眾面前時，距離他第一次擔任電影《一個和八個》的攝影師，已經整整過去30年。30年間，張藝謀從攝影師到導演，經歷了從拍藝術片獲獎到商業化試水再到人文回歸；30年後，他被稱作中國電影的大師級人物。細數張藝謀一路走來，每個階段都遇到了對的人……吳天明、張偉平、張昭，他們恰逢其時地站在張藝謀電影進一步擴張的時代位置上。
吳天明：那個讓張藝謀執導筒的人
1984年，《一個和八個》橫空出世，儘管曾一度被當成“精神污染”的活靶子來批判，但沒能阻擋它在中國電影史上散發的光輝，後來這部影片被稱為“第五代”導演的發端之作。擔任攝影師之一的張藝謀也憑藉該片獲中國電影優秀攝影師獎。
1986年，張藝謀主演了自己生平第一部電影《老井》，這部由第四代導演傑出代表吳天明導演的影片讓他第一次當演員就獲得東京電影節最佳男演員獎。
第二年，張藝謀執導自己的第一部電影《紅高粱》一炮而紅，獲中國首個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這位從攝影師起家的導演開始嶄露頭角。
今天看來，這些高起點在其他人身上都不可複製。這背後不得不提吳天明，這個被稱為“第五代導演之父”的人。吳天明擔任西安電影製片廠廠長時，以關愛呵護人才出名。他全力支持當時還在北影廠的陳凱歌拍攝了《黃土地》，又把原屬於廣西廠的張藝謀“借”到了西影廠，並讓當時畢業不久的他首次執導影片《紅高粱》，黃建新、田壯壯、顧長衛、蘆葦等“第五代”代表也多受其恩惠。
張藝謀曾對媒體講述過吳天明的豪爽與擔當。當時《紅高粱》的劇本還沒有審批下來，種高粱的時間已經到了，如果再不種就拍不了了。吳天明不知道從哪拿出三萬塊錢，這在當年可是一筆不小的數字。他把錢交給劇組說：“趕緊去種，有什麼事情我擔著。”張藝謀一直到今天都很感激，“如果沒有那三萬塊錢，就沒有那片高粱地，就沒有這個電影。”
吳天明愛才，那時張藝謀被分配到廣西電影製片廠，一直沒機會執導電影，吳天明在西安電影製片廠照樣給張藝謀發一份工資，還把張藝謀當時的家人調到西影廠工作，分了一套兩室一廳的房子。這在那個年代都不是容易辦到的事情。之後，張藝謀進入市場，並越走越遠。他承認，“自己也在某些報導上看到吳天明對他的批評，我們見面時也從不談我最近十幾年的作品”。
但他仍一直視吳天明為“恩師”。在拍最近一部《歸來》時，張藝謀還就影片的西北荒漠場景拍攝向吳天明請教。而率隊扛起西部電影大旗的吳天明，在這方面的經驗要比張藝謀多得多。“我拍《歸來》，還有一個想法，就似乎希望電影做好了，請‘頭兒’看一眼，我很希望從他嘴裏聽到對我的一些看法。”張藝謀說。吳天明曾這樣總結張藝謀的成功原因：“第一，他電影學院畢業，有智慧、有文化修養、懂藝術；第二，他15歲就下鄉，又經歷了‘文革’等事件，有農村生活的積累和人生的積澱；第三，他有事業心，非常刻苦。”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常務副院長尹鴻這樣總結“第五代”的三大貢獻：第一是引領了上世紀80年代思想解放和文化啟蒙的大合唱，第二是引領中國電影走上了世界舞臺，第三是引領了中國電影完成了市場化轉型。而“第五代”中的代表人物無疑是張藝謀，這三大貢獻他都是先行者和主力軍。1987年至1999年他執導的《紅高粱》、《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秋菊打官司》《活著》、《一個都不能少》、《我的父親母親》等影片三次獲奧斯卡提名和五次金球獎提名。鞏俐、章子怡也因此成為在國際上知名度最高的中國女演員。
莫言有一次回憶起張藝謀來找他，想把他的小說《紅高粱》改編成電影時的情景。他笑談當時的改編權只賣了800塊錢，但當時能買一頭大黃牛。雖有比張藝謀出價高者，但他一下子就被這個還沒有什麼名氣的同齡人身上的認真和誠懇打動，毫不猶豫把小說給了他。莫言承認，後來的事實來看，他與蘇童、余華等作家在國際文壇上有一定知名度跟張藝謀的電影有關，這也讓世界同行開始瞭解中國當代文學。而張藝謀能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拍出《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活著》那樣的所謂“有人文氣息的好電影”，他認為與當時文學的繁榮密不可分。
張偉平：市場草莽時代的開拓者
21世紀初，當電影市場大潮襲來的時候，“第五代”和“第四代”們表現了完全不同的選擇。吳天明、謝晉等人雖然還在努力拍出一些關照現實的電影，但已經遠遠被市場拋下。而張藝謀的市場化之路既有主動選擇的因素，也有偶然。
1993年中國電影機制改革啟動，承擔影片進口業務的中影公司在1994年初接到“每年進口10部外國影片”的硬性任務。在之後頭幾年，10部大片佔據了中國電影市場近80%的票房。可那時候蓬勃發展的電視佔據了人們的大部分休閒時光。
張藝謀意識到，沒有人看的電影藝術是危險的。1995年和1996年他嘗試了《搖啊搖，搖到外婆橋》《有話好好說》，前者講述一個黑幫老大的恩怨情仇，後者是一個都市愛情喜劇，都是典型的商業題材，但在沒有觀眾、沒有市場，電影還停留在高雅藝術供電影節評獎、學院派討論的情況下，張藝謀的這種嘗試被看作藝術水準的倒退。
張藝謀市場化之路的成功應當歸功於張偉平。
2002年《英雄》的橫空出世被後來的研究者看作是中國電影市場化之路的開端。這部中國當年投資最高的電影以3000萬成本首次實現了票房過億，達到2.5億元人民幣，而當年中國電影全年總票房不足10億。
實際上，早在《英雄》之前六年，張偉平就開始給張藝謀投資，1996年《有話好好說》的投資人臨時撤資，張偉平資助了2600萬。因沒有宣傳發行經驗，張偉平把海外版權以800萬元賣給了一家國內公司，人家一轉手賣了4600萬，一部電影下來張偉平賠了1000多萬。
1997年， 張偉平成立了北京新畫面影業有限公司，導演只有一個張藝謀，負責藝術創作，張偉平負責發行行銷。從那時開始，《一個都不能少》《我的父親母親》《幸福時光》等文藝片以一年一部的速度出爐。與張藝謀早期的影片類似，這些影片仍然是國際得獎、靠海外賣版權回籠投資的老路子，國內基本沒有票房貢獻。
張偉平的新畫面影業公司只為張藝謀一人而開，在張藝謀去準備奧運會開幕式的一年裏，張偉平就讓員工帶薪休假。這種“忠誠”是在二人在分道揚鑣後，給張藝謀帶來的最大輿論壓力。2001年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承諾“將在每年進口10部左右影片的基礎上提高到20部”，這給了中國電影破釜沉舟進行改革的外部壓力。也在此時，李安的《臥虎藏龍》獲得奧斯卡獎，喜愛動作片的張藝謀一下子和張偉平找到了市場化的突破口——拍有廣大群眾基礎的武俠片。
電影第一次請來李連傑、梁朝偉、張曼玉、陳道明、章子怡、甄子丹等一眾一線演員，畫面拍得像MV般唯美壯觀，還首次把電影首映禮辦在了人民大會堂。《英雄》開創了大製作、大導演、大明星、大宣傳的“中國大片”模式，可影片內容卻以混亂的價值觀引發爭議。這種只重形式、不重內容、不管好評差評先把觀眾忽悠進影院的“大片”模式，後來屢屢為業內詬病。
從產業發展角度來說，《英雄》開闢的一條新路從某種程度上成為當時中國電影的出路。在之後的十年內，陳凱歌、馮小剛、陳可辛等只要能找來投資的中國導演基本都過了一把“武俠”癮，基本都習慣了開發佈會、口乾舌燥地跑宣傳，談演員談花絮就是不談電影本身，也基本都招致罵聲一片。而張藝謀更是再接再厲，拍了《十面埋伏》《滿城盡帶黃金甲》等古裝片，仍不討好但也把票房抬向了新的高度。
《英雄》之後，張藝謀的公眾形象也從《紅高粱》《活著》的時代急遽變化。外界不斷批評他放棄藝術品質，只注重商業票房，批判、質疑、諷刺不絕於耳。吳天明更是犀利指責自己的徒弟“《三槍拍案驚奇》你想告訴人什麼？！”對此，張藝謀幾乎從不正面回應。雖然張藝謀也在這一過程中意識到了好的形式還要有好的內容，甚至把《雷雨》的故事放進了《滿城盡帶黃金甲》，甚至開始回歸從原創小說裏汲取靈感拍了文藝片《山楂樹之戀》，但最終都淹沒在對演員、製作、投資誇大的宣傳裏，人們質疑他在投機取巧、以小博大。
2014年3月在恩師吳天明的追思會上，張藝謀說，“中國電影是被票房綁架的年代，包括我自己拍了不少各種各樣的片子，我們要試水，要嘗試不同的風格。中國電影要想好，除了有情懷，也需要有品質的商業電影，去佔領這個陣地。”這幾乎可以看作他對自己前十年商業行動的注解。但是從另一個角度說，《山楂樹之戀》《三槍拍案驚奇》的高票房也標誌著一個新的電影時代來臨，那就是中國電影市場開始允許更多電影類型存活。於是號稱投資6億的《金陵十三釵》上馬，這也是“二張”合作的第11部電影，這是講的一群妓女用自己的生命挽救了一群女學生的故事。這種“妓女比學生下賤”的價值觀很難得到西方觀眾的認同，海外市場慘敗。
張藝謀和張偉平之間的裂痕開始出現。二人“分手”的原因，外界大多將矛頭指向張偉平，認為其性格強勢、唯我獨尊、用生意綁架張藝謀的藝術，得罪太多圈中同行。而張藝謀妻子和三個兒子的曝光，面臨巨額罰款和輿論討伐，被認為有幕後推手。低調、不解釋的張藝謀似乎獲得了更多同情分。但也有人認為張藝謀是覺得分賬不均，在巨額收益面前，藝術家沒有得到應有的份額。
張昭：互聯網時代的同行者。
當《金陵十三釵》還在繼續大片燒錢掙錢的老路，中國電影市場已經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同年上映的《失戀33天》以900萬投資獲得3.5億票房，將投資收益比放到最大。而更早在2006年，《瘋狂的石頭》投資不到350萬元卻拿下2300萬元票房，已開啟了小成本取得大回報的先河。
中國電影票房也從2006年的26億迅速增至2013年的超200億，“大片”高回報的時代已經過去，“億元俱樂部”不再是某幾個大導演的天下。而此時，細分市場、做足行銷、特別是互聯網時代抓住與線民的互動才是勝出之道。《失戀33天》正是網路行銷成功，其案例已經成為電影界、網路界、行銷界、MBA課堂上的經典案例。
張藝謀與張偉平長達16年的合作在時代轉換之下不可避免地破裂，很快，新的東家、剛成立不久的樂視影業以一場盛大發佈會高調宣佈張藝謀的加盟。樂視影業總裁張昭表示，張藝謀很幸運，在電影處於不同的產業發展階段時，每個階段都有合適的人幫他，他以不同的方式與合作夥伴一起做電影。第一階段，張藝謀等一批“第五代導演”在吳天明的幫助下起步，吳是在用體制內的權力幫助他們；第二階段電影市場大潮來臨時，《英雄》等一系列作品，是資本與行銷方式結合的代表；現在的第三階段，張昭稱不是靠某個人，而是靠的市場系統。
談到雙方合作的緣起，張昭說“肯定不是錢的事，其實事情很單純，找到一些共同的點就好辦了。這跟結婚一樣，要看主要方面，不能關注到一天是刷兩次牙還是三次牙這樣的細枝末節。分手也不是就否定了過去的感情，再結合則是對未來的憧憬。未來才是根本的點。”張昭說，雙方一拍即合。張藝謀稱他是知識份子企業家，“他覺得我是海歸，學電影出身，有互聯網優勢，值得合作；我覺得他是中國最優秀的導演，值得尊敬，也值得合作。”
張藝謀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也表示，跟樂視的合作，除了年輕化、網路化之外，賈躍亭（樂視集團董事長）、張昭都對藝術很尊重。他簽約後就報了項目，他說這次拍戲是最安心的一次。
主演陳道明也反映拍《歸來》時這種安安靜靜創作的氛圍又回來了，“創作氣氛寬容，合作者專業，不像一些劇組一進組就跟搶錢似的。”這種安靜創作的心態已經很久沒有了，上一次還是在拍《一個和八個》的時候。陳道明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和張藝謀有過《一個和八個》《英雄》《歸來》三次合作的陳道明恰好經歷了張藝謀的三個時期。在陳道明看來，“張藝謀和我一樣，就是老了點，其他沒什麼變化。”拍《一個和八個》時民主性更強，不會考慮票房和其他，只考慮拍電影，“後來到了《英雄》，他的變化來自於雜念多了，不像過去那麼單純，這也是環境使然。”
“現在他的江湖地位在那，觀眾的、投資方的、社會效益，他要考慮方方面面的東西，舉手投足間就略顯躊躇，舉手還得顧及各方面，活得比過去更累。”和張藝謀合作之初，新“二張”就在三點上達成一致：一要拍有價值回歸的電影；二中國電影實現越洋征程；三要用互聯網來分享文化價值。
第一步，毫無疑問通過《歸來》實現。《歸來》之後，有消息稱張藝謀和好萊塢團隊合作拍攝英文大片的計畫很快就對外公佈。這是張藝謀和樂視影業合作的一步重要的棋。不同於以往任何一種與好萊塢點綴式合作的方式，這次用全球分工的方式完成以中國故事、中國導演為主的創作。和樂視合作的第三個共同方向，是用互聯網來分享文化價值。但如何把互聯網變成和消費者互動的管道，還需“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
此次《歸來》的宣傳發行的確和以往有了很大不同，打開百度，搜《歸來》，蹦出大字：《歸來》還有多少天上映；張昭表示，上映前網路視頻花絮播放量累計近億；借母親節期間，電影行銷團隊發起通過電子商務為母親買票看《歸來》、並附贈“歸來”字樣購物袋等活動，帶動老年觀眾；此外，微博、微信也已經展開母親節帶父母去看電影等話題討論。
“電影的推廣就是觀眾想知道什麼，我們就告訴他們什麼。”張昭說其實互聯網行銷並不複雜，比如觀眾好奇演員吃什麼，我們就製作一個劇組吃盒飯的特輯；觀眾想知道電影配角有多少明星，我們就給明星單拍特輯；想知道鞏俐穿什麼衣服，我們就做了一集服裝。
這些與張藝謀過去封閉式拍攝、由團隊不時爆一點週邊花絮完全不同。另外，樂視影業打造了IMAX版和4K版《歸來》，顯然這不排除票房的考量，而張昭的理由也很感性，誰說技術只能適合動作片，不能幫助電影情緒的帶動？同時，《歸來》作為第一部4k（即高清的4倍）電影，將隨著樂視新產品4k家庭電視隨互聯網進入百姓的客廳。
“過去電影產業是個娛樂產業，大家消費的是娛樂新聞不是消費電影。現在做市場一定要和環境結合，我們很幸運的是有了互聯網，我們不能做推動歷史的人，但可以做順應歷史的人。”張昭強調，“張藝謀絕對不是樂視的核心，樂視的核心是消費者。”
近十多年來的電影市場模式，令張藝謀飽受爭議，今天《歸來》能不能得到新一代觀眾的認可，張藝謀也心存忐忑。張昭倒對“導演”理解得明白，“首先他是職業導演，他自己也一直在變，願意永遠為天下之先。中國電影產業對導演這個職業賦予了過多的文化價值，不要忘了導演就是一個職業。和製片人作為職業是一樣的。”同時張昭很清楚，樂視不應該以一個張藝謀為核心，而是要和張藝謀以及其他很多電影創作者一起，以互聯網用戶為核心。
2014-06-06中共中央宣傳部喉舌發文，批判張藝謀的新片《歸來》，稱其吹響摧垮中共意識形態的結集號，引發各界爭議。
中國官媒新華社旗下《亞洲新聞週刊》主筆劉浩鋒日前在中宣部的“黨建網”發表文章說，前蘇聯電影《悔悟》的公映是蘇共意識形態崩潰的開始，對蘇聯亡黨亡國起到了推波助瀾作用。張藝謀執導的影片《歸來》是中國版的《悔悟》，它的公映是西方吹響摧垮中共意識形態的結集號。《歸來》以一個知識份子家庭的變遷反映文革時代，是一種“以偏概全”歪曲歷史常用的解構主義手法。
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在接受本台記者電話採訪時表示，文章對電影《歸來》的批判，讓人想起文革後對白樺小說《苦戀》的批判，代表了當今中國新左派的觀點。夏教授說，
“從某種程度來說，他是想把習近平推到到更新左派的方向，同時在打擊任何右翼傾向的時候，他認為如果當今政府允許右翼思潮出現，就會把整個共產黨社會主義葬送。”
電影《歸來》根據旅美華裔作家嚴歌苓的原著《陸犯焉識》改編。劉浩鋒的文章稱，嚴歌苓的作品曾因解構主流價值有功，博得西方親睞。張藝謀也因電影語言敍事符合西方解構中華民族精神的需要，受到西方追捧培植。
文章說，電影《歸來》透過女主角馮婉瑜多次反復“接站”要見丈夫陸焉識的情節，揭示了中共對右派知識份子及其家人的迫害。
北京青年導演范坡坡在接受本台記者電話採訪表示，他對電影《歸來》很失望，原著中用冷靜筆觸描寫了很多殘酷場景，但電影卻完全沒有拍出其精華。範坡坡說：“原著筆觸很冷酷，反而讓你覺得更加看到那個時代的荒謬和無奈，可是到這個電影裏卻變成很煽情的東西。因此我反而覺得和他們不能有共鳴。”
范坡坡認為，張藝謀在影片中對文革的反思毫無深度，其煽情手法很低俗：“張藝謀對於文革的反思和那個時代荒謬性的批判，完全沒有深度。其實這個電影某種程度上是在中共扶持下上映的，所以它完全沒有那樣的力度。”
範坡坡表示，當他看到 “黨建網”發表批判張藝謀電影《歸來》的文章時，覺得可笑至極，中宣部給張藝謀立了一個他根本不配的“豐碑”。範坡坡說：“文章寫得很後現代，讓人啼笑皆非，不知道他到底是來損張藝謀的，還是來捧張藝謀的，還是說，甚至讓人覺得是不是來損中共的。”
有中國線民認為，這篇文章是對電影的一種炒作，因為“張藝謀沒有這本事”。也有網友發帖說：“文革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如今都身居要職，來點兒文革口味，不能說不正常，就是挺嚇人，有時也搞笑，有瘋言瘋語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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