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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年社會衍生出大量文化評論談及不同國家如何借政策限制自由，或疫情下制度不公義等問題時，同樣地，本港表演藝術圈多了比以往幾倍的討論及書寫，有些更是全球性的，然而卻幾近全部集中討論生計及網上技術等問題，疫情前期集中藝術工作者訴苦難以維生，後期則大肆鑽研表演轉型網上的技術及定義，而甚少討論更大的與社會連結的議題，如藝術正義，機構壟斷資源，藝術如何表達或被限制自由民主，中港台藝術上的政治矛盾，甚或港區國安法下審查的恐懼，就好像疫情下藝術正自我隔離，不問於世。這種大量而封閉的書寫及論壇，簡直令人不安，正顯示了表演藝術一直被社會邊緣化﹐是多無力、脆弱、可憐。事實是面對禍及世界的疫情，表演藝術人員從來不是最核心要被保護的一群，連生存也有危機，更談何關心社會？大難臨頭，社會不重視藝術，而藝術也對世界冷漠。

故此，「網上演出」看似成為本地表演藝術的救命稻草一樣，讓不同藝團及人士爭相應用及討論，為了持續生產，而不斷研究拍攝技術、行銷方法，及在網上與觀眾的關係等，總之就是保持有產品。以致不少大型藝團在討論會中都在批評政府關閉劇院不對，及沒有給更多資源及配套讓藝團發展網上演出，例如要求多幾部攝影機，多一些網上宣傳，更多錢去給藝團租場地拍攝等，或評論人反芻藝術定義，批評作品有否思考轉型網上的藝術性，及如何介定表演及影像藝術等問題。然而，這些生產鏈結構及定義產業，其實都是以政府或大型資助機構，務求方便資源分類及管理的思維，最終結果都只是既得利益者的資源輸送，及鞏固自身的話語權地位，根本無助於因疫情而揭露的表演藝術結構性不公平問題，包括不合理的勞資合約，藝術工作者定薪問題，政府傾斜向大型藝團輸送資源，藝術圈不流通及遭壟斷等，這些都在疫情下完全裸露於眼前，也直接構成上述藝術工作者生計不保的原兇之一。其次「網上演出」這個名詞本身已脫離社會現實。在今天直播已成為日常，每個人隨時都可以生產自己的「小劇場」，包括近幾周興起的「Clubhouse」語音平台，我們還要去鑽研網演的藝術可能性、定位、資源等，而忽略社交平台已轉變為社交表演平台，以及當下觀眾所關注的議題及文化，便更使表演藝術固步自封。

同為藝術策劃人，曾於疫情一年策展了九個網上節目及幾個討論會，面對上述生計、轉型，以及政治壓抑，網演對我來說卻是打破現有機制的最好策略，當節目不再需要依附於政府表演藝術場地及其思維限制，以及資源與觀眾有更多流動可能時，我認為網演更有可能促成在香港未成氣候的「文化民主」論述，即如何引領公眾更積極參與、分享及創造文化藝術，這成為我去創作節目的目標，包括在演出中強調互動及觀眾的主動性，觀眾可以即時與演出溝通，甚至影響演出效果；或在網上會議觀平台上，作為其中一個視窗方格，觀眾更成為了「被觀賞者」之一；演出也很多時談及社會現實，更與觀眾討論當下疫情問題；或直接質疑政府對科技的迷戀及執著，如何短視支援技術，漠視科學及想像力，繼而阻礙藝術與科技的合作發展等。簡便執行，直接與觀眾交流，及關心世界，才是網上形式最大的優勢，是我繼續去做的主要意義。評論上，我更效法比利時文化記者 Wouter Hillaert，藝評不應再只討論藝術性，而更要批判資金來源、權力關係、勞工剝削等不平等問題。這正好可以抗衡在新自由主義下，唯有大型企業才有資本完成高畫質的網演並發行，繼而擊倒其他藝團及獨立人士，剝削觀眾的參與權。

世界發生了巨變，如果藝術要走出隔離營，討論文化民主，讓公眾意識到自己的文化權利，關心生產者的背景立場，是否公平正義，可能是其中一條出路。可幸是我還見到幾多本地藝術家有心有力，努力創作，反思當下。不過藝術多以迂迴的方式去表達與社會的關係，未必每次都可以像文化評論一樣即時回應世界，藝術需要時間沈澱、消化，轉換概念，再給觀眾更多想像。我們就期待下一波的藝術發展，及公眾有更多參與文化的可能。

文章已刊於《信報》文化論政 2021年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