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訴人另以特別費與薪資不同，薪資在發給時並未要 求公務員每月出具領據，但特別費如果請領人沒有出 具領據，各機關之根本不會主動發給，出具領據本身 就是一種積極之意思表示行為，即「日後會支出之承 諾」，或是「本月從月初至今已有支出之事實」，故 被告馬○○在無全額支出之打算（92年12月之前）及 無全額支出之事實（93年1月以後）下，仍出具領據請 領特別費半數之全額，即屬實施詐術之積極作為。 （四）被告馬○○臺北市長任內，每月卻固定轉匯20萬元至 其配偶周美青中國國際商業銀行國外部之帳戶（帳戶 往來明細影本附卷參照），匯款數額超過薪資所得約5 萬元。再者，其於每年年底向監察院申報財產時，係 將所有帳戶（含配偶周美青之帳戶）之存款均列入（ 88年度至94年度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影本附卷參照） ，並未加註那些部分是未支出之特別費，主觀上顯然 已無日後再支出之打算，被告馬○○對於上年度未支 出之特別費主客觀上均已納為己有。 （五）公訴人復以法務部曾以70年8月5日法70會字第9780號 函及行政院本年七月二日及七月廿八日台 (70)忠授字 第０五三四０、０六一二一號函根本未提到所謂之「 特別酬庸」或「實質補貼」，反而再次重申「因公支 出」之原則。至於法務部雖曾於95年11月29日行政院 院會時提出法律諮詢意見指出特別費「數十餘年來慣 例由政府編列預算給予，具有『實質補貼』性質之業 務費用之一，然此意見書所指之「實質補貼」與前述 歷年來公函所揭示之「因公支出」原則及特別費預算 書之用途說明均明顯牴觸。按特別費縱使為國家對於 機關首長之特別津貼，其前提仍須以機關首長實際上 有支出為前提，其與其他一般公務預算不同處，僅在 於其支出是否屬於公務，是否有裁量權之濫用（例如 何以僅饋贈其政治上之支援者某甲而不饋贈其他人） ，國家並不過度干預。理由在於特別費經由機關首長 之饋贈招待等之支出，有助於提昇機關內人員士氣與 推展機關之對外關係，而達所謂「政通人和」之效。 然若機關首長根本無任何支出，而將之納為己有，如 何能達到國家編列特別費之宗旨？故法務部前述之實 質補貼說仍應以「有實際支出」為前提，始符合法律 意旨）。另該意見書所提之「無須繳回」乙節，亦與 行政院主計處95年9月28日處實一字第0950005738號函 所指出特別費預算之執行，「應在原列預算額度內按 月依可支用數之上限，核實分配預算辦理，不得超支 ；如有賸餘，得依預算法61條規定，轉入以後月份繼 續支用，但以同年度為限，故年度結束後，未支用之 餘額，應列作預算賸餘繳庫」見解並不一致，故此意 見書之「實質補貼」觀念實屬獨創之新見解，並非通 說。 （六）查被告馬○○每月出具之領據數額均為特別費半數之 全額，而臺北市政府於年底決算陳報執行率時，關於 無庸檢具單據部分亦均報為百分之百（臺北市政府秘 書處95年11月23日北市秘會字第09531107100號函所附 87年12月迄95年10月臺北市長特別費支用情形統計表 附卷參照），統計數字上既然已無餘額，審計單位自 不可能要求將餘額繳庫，可知「慣例上從未要求繳回 餘額」乙節，實係因審計單位誤以為被告馬○○歷年 來特別費實際上均有全部支出所致。此外，經查臺北 市議員李新曾於89年11月17日公佈臺北市政府一二級 單位首長的「年收入排行榜」，馬○○市長以六百四 十多萬元（含特別費）排名第三。當時臺北市政府主 計處即發佈新聞稿指出，由於特別費為首長因公所需 的招待饋贈、婚喪喜慶等支用，不屬於首長的收入， 應該扣除（臺北市政府89年11月17日新聞稿、89年11 月18日聯合報第18版新聞報導網路列印本及臺北市政 府主計處處長石素梅96年2月12日訊問筆錄、同處副處 長鄭瑞成96年2月9日訊問筆錄、主計處科長林秀風96 年2月12日訊問筆錄附卷參照）。被告馬○○當時任職 市長，對此新聞事件及特別費不屬首長收入之性質， 焉有不知之理？ （七）辯護意旨雖另以所謂「大水庫觀念」辯稱金錢具有替 代性，被告馬○○既然從其總財產中捐款，即可互通 有無，故前述從薪資帳戶以外之帳戶所為之各項捐款 ，均可視為從特別費捐出云云。然查前述薪資帳戶以 外之帳戶，客觀上大多有其獨立之資金來源（競選經 費捐款、競選費用補貼、國大代表薪資等），另從被 告馬○○於捐款時主觀上有無「從特別費支出」之認 識言之，本件案發前之95年5月19日被告馬○○曾對外 公佈「馬○○財產申報說明」（影本附卷參照），其 第四點指出：「本人在87年與91年兩次參選臺北市長 ，選票補助款合計4,775萬元（分別為87年2,299萬元 與91年2,476萬元），自88年起陸續捐助本人設立之財 團法人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2,271萬元）與財團法人 敦安社會福利基金會（2,480萬元）以及中國國際法學 會（預定捐助100萬元，已捐出36萬元）、法治斌教授 紀念學術基金（50萬元）、台灣住民多族群文化交流 協會（98,775元）等單位，捐款總金額已超過選票補 助款總額72萬餘元。此外，本人兩次選舉競選經費結 餘242萬元亦已捐助中華聯合勸募協會130萬元、政大 指南法學基金會100萬元，餘款12萬元。綜合言之，本 人因二次選舉之補助款已全部捐出，且並非全數僅捐 助本人設立之基金會，捐款總額甚至超過補助款金額 ，實無所謂『發選舉財』的問題。」，已明確表明前 述各項捐款依馬○○當時主觀之認識，均係來自「選 票補助款」與「選舉經費結餘款」，而非來自「特別 費之收入」。換言之，被告馬○○自88年至92年間為 前述捐款時，不僅客觀上資金來源並非來自特別費， 主觀上亦無「先捐款，日後再從特別費取償」之認識 ，從而前述捐款即不得視為特別費之支出，亦不得做 為被告在請領特別費時並無不法所有意圖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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