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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孝賢：當年拍悲情城市 想打開窗口



「悲情城市」導演侯孝賢認為歷史真相的還原，需要更多的討論。
記者張天雄／攝影


【記者梁玉芳、何振忠／專訪】

包個花頭巾、在三重路邊頂寒風拍新片的導演侯孝賢說，當年拍「悲情城市」，純粹是「青瞑牛不驚槍」，只想表達對統治階級的反感，打開一個討論二二八的窗口，恢復這些被歷史掩蓋人們的尊嚴而已。

至於片子後來引起的國內論戰，甚至還有檢調對拍片成員的調查，侯孝賢表示，他不去想，也不在乎。只要片子打開一個討論的機會，就值得了。

侯孝賢表示，要徹底還原歷史的真相，還需要更多的討論時間；歷史不還原，就永遠會被強勢者詮釋。十八年後再看這個城市，他嘆口氣說，新的悲情永遠會發生，特別是在總統大選後，不同的身分還是會不斷被提醒。

以下為侯孝賢的訪問紀要：

當年拍攝悲情城市的初衷，就是想為二二八、白色恐怖肅殺氣氛中，被掩蓋的人和歷史，恢復他們的尊嚴而已。

我受陳映真小說的影響很大，早就想拍「山路」、「鈴鐺花」，但他勸我不要，政治仍然敏感，一拍，可能就會被抓去關。後來一解嚴，我馬上開始準備要拍個以二二八為背景的故事，呈現日據後、光復的台灣，面對權力交替、利益重新分配，產生了什麼變化，用一個台灣家族成員不同際遇的故事來表現。這就是「悲情城市」。

拍片純粹是表達我對政府、統治階級的反感，我一直如此。我不是什麼社會主義者，就是站在社會的弱勢面，在權力的對立面，拍邊緣、弱小的那群人。 那時候台灣人、台語受到很大的壓抑，比如電視說台語只有一小時段，所以片裡大量採用台語，這是刻意的。

至於「悲情城市」會在政治上引起什麼效應，我沒有想太多，只是想藉影像打開一個紓解的窗口，像念真寫「戀戀風塵」，談他的親人、朋友，抒發許多人共同的感情一樣。當時是「青瞑牛不驚槍」，那時的確是有調查局的人來了解拍片這群人是在幹什麼，聽說後來掛名製片的楊登魁還被調查。

這麼多年來，觀看者對「悲情城市」有不同的解讀，我對這個也沒有想太多。開拍前蒐集資料，就知道二二八的歷史太複雜，不是一部影片就可以說清楚的，片子裡甚至還牽涉到「鹿窟事件」，早就超出二二八事件了。

我從不看評論，但引起討論是好的，總會有各種觀點來抒解不幸，這件事原本就該好好地、徹底地討論。太多的說法沒有真正針對二二八的本質討論，每個發言的人總有自己的立場；但歷史不還原，永遠就會被政治人物利用，永遠被強勢者詮釋。

我對二二八的看法，就是一種反對統治者的行為，而不是外省人、本省人的問題。事件發生時，本省人和外省人相互保護的情形所在多有，不應該是後來被政治人物詮釋切割為省籍隔閡，或者是語言的隔閡。

這塊歷史是我們的資產，好好的去面對，就會發現強大的力量；而不只是族群切割、意識形態的切割，永遠對立。哪天局勢翻過來，受害者又成了加害者，複製過去當權者的那一套，永遠不停的輪迴，問題就永遠無法解決，人民永遠是輸家。

悲情的背景是台灣最複雜的一段歷史，但得金獅獎，老外當然不懂台灣的過去，但片子講的是人在政權壓迫下的卑微情懷，這是普世共通的經驗與價值，因此他們會感動。這也是我的最初的動機：人文的關懷大於政治的討論。

「悲情城市」裡家族成員人物都有所本，像梁朝偉演的人物，就是擷取鐵雕藝術家陳庭詩的影子。他七八歲時從樹上摔下來，失聰。後來，梁朝偉在火車上被逼問是哪裡人，他只得開口說：「我是台灣人。」這只不過是依照真實情境——可以去問（詩人）詹澈，他的父親當時在火車上，被用日本話、台灣話問他是哪裡人，他就趕快回答我是台灣人。這是當時的實際狀態。

對「悲情城市」的誤解，也是理所當然，只是我並不為任何意識形態服務，我有的，就是「反抗」。只是任何立場的討論，都應該有所節制。

【2005/02/26 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