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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念真：228是個傷口 卻變成藉口



吳念真認為這幾年來二二八已經從歷史的傷口，變成政治人物的藉口。
記者張天雄／攝影


【記者何振忠、梁玉芳／專訪】

「詮釋一段歷史，要從對下一代有利的角度去解釋。」導演吳念真遺憾二二八這幾年被政治上的操作利用，他也期待二二八的爭論應該夠了，未來的二二八大家都去踏青！

「悲情城市」由吳念真與朱天文編劇，吳念真說：「二二八先前是被掩蓋的傷口，後來變成藉口，一如省籍，後來任何悲情、任何被壓抑的迫害，都拿這個來當藉口。」「傷口必須拉開，看問題在哪，傷口才會好。」

以下專訪以第一人稱記述：

拍悲情時，閱讀和採訪了很多傷心的故事。舉個例，大稻埕有位阿婆有一棟房子，人家要改建她都不賣，原來那時槍斃了人，屍體都是偷偷的埋掉，她先生的屍體就是埋在這房子下面。她怕如果改建翻地，挖出屍骨的時候要怎麼去解釋？你看，這個恐懼，一埋這麼久。

這故事跟我的想法沒什麼不同：那是一個傷口，必須拉開來看，看它問題在那裡，才會好嘛！愈掩蓋就會愈慘烈。

所以當這個東西可以討論、當二二八的東西可以出來、史實可以呈現的時候，就有兩條路可以走：一是了解事件發生的原因；二是希望以後不要再犯。

對於二二八，我認為這是兩方面對事件的認定不同，台灣覺得媽媽要回來了，結果大失所望，而大陸上的國民政府根本不覺得台灣是自己的小孩嘛！

這提供一個訊息，以後是不是可以在兩種文化聚合的時候，用這樣的心情去了解彼此省籍的東西。就像我看孝賢的「童年往事」，才知道大陸人的悲哀，他爸爸講家具臨時買一買就好，隨時要回大陸，我就沒辦法了解，因為我就住在這個地方呀！但他有錯嗎？沒有。

我去溫哥華演講，有人說要去中國化，批評一些人在台灣這麼久還眷戀著大陸，我說你們在加拿大也住了一、二十年，還不是那麼關心台灣，一樣嘛！

二二八對這一代的年輕人已經很遠了。他所閱讀的東西，會導致怎樣的心情，要先看我們這一代怎樣解釋。問題是我們這一代常常做錯一件事，特別到後來這幾年，一如省籍一樣，到選舉的時候就把它拿來當成操作的藉口，這是最大的悲哀。一旦這個放不掉，仇恨要形成，很簡單；但要遺忘或抹平，很難！

至於二二八事件本身，是沒辦法建立共識的，所以詮釋者用普遍的心去解釋或去面對，用最大公約數去了解這個事件發生的過程，就很重要。我們交給下一代的是什麼，下一代才能慢慢了解；但如果我們還是用仇恨去解釋，下一代接收到的訊息就永遠是這個。

二二八是很多面向的。我們礦區的礦長劉傳明當時被捉，關了十幾年，他是留學東京的。他講過一句話影響我一輩子：「做工很艱苦，再艱苦，也要讓小孩讀書，才有知識，才有力量。」這是多麼深層的東西，身家財產盡失，最後的要求，竟是要求讓小孩讀書。那個時代的那種人，他不是用仇恨去看事情，這是他的解決方式。

另有一個採礦師傅，也很有學問，在八堵被幹掉。他的媽媽後來不讓他的小孩再念書，理由是：「書不能讀太多，頭殼會胡亂想。」

所以我們要用怎樣的態度去面對問題比較健康？逃避嗎？恐懼嗎？還是用知識去了解？我覺得是用真實的態度去看待，再把你解釋的交給下一代。

我寫悲情，就是寫兩種文化的不一樣、兩種心情的不一樣。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在一個時機裡面，大家聚在一起，但沒時間好好去了解對方，剛好災難發生。

外省人本省人都不喜歡這片子，邱復生找人看試片時，當場就有人喊「這對外省人不公平」。其實那時候，我們怕的是被台灣人罵死！有個歐巴桑就罵我把台灣人寫得那麼沒水準。我們早知道，兩邊都別想討好，唯一能做的事是讓人知道二二八可以拍電影，可以說了。

孝賢將結尾落在家庭，這點很好。如何讓下一代往下帶，我們去解釋任何一個歷史事件，應該是從對下一代有利的角度去解釋。台灣能不能更持平去看待事情，經過二二八的大悲，沈澱下來的心情應該是很溫厚的，是思考怎樣去教小孩用更寬廣的角度看事情，期待他們成為祖籍台灣的世界公民。

台灣對二二八的爭論應該夠了，以後二二八應變成踏青日，當成春天的氣息，變成每年的希望之日，別再政治了。

【2005/02/26 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