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blog.pixnet.net/yufou/post/9870736
http://vc.cs.nthu.edu.tw/~jhchang/store-room/teach/direct1.htm
安哲羅普洛斯
對於人的存在，奇士勞斯基一直是抱著悲憫的胸懷的，從以前的十誡系列，和藍白紅三部曲，都可以看出他對人得存在意義的溫潤態度
奇士勞斯基《愛情影片》配樂
http://mymedia.yam.com/m/1651240
普瑞斯納
http://cdhi.audionet.com.tw/200010-cdhi/Topic%20Park/musician/12-Preisner.htm
奇士勞斯基的戲
對我而言，倘若電影果真具有任何意義，那便是讓人們身入其境。
我無意於此（編按：史上第一位奪得三大影展最佳影片的導演），但我寧願看到這樣的記載：史上第一位成功地製造出直角的導演（編按：喻能將事情掌握得恰如其分），目前我尚未能達到。
我拍的每一部電影---除了〈工人’71〉（Robotnicy ’71）之外---都在講人，而非政治的故事。
我拍過的電影，從第一部到最近的一部，每一部都在講一群找不到自己方向、不曉得該如何生活、不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的人----一些迫切在尋找的人們，他們企圖尋找一些最基本的答案，像是這一切都是為了什麼？早晨為什麼要起床？晚上為什麼要睡覺？又何苦再起床？從這次醒來到下一次醒來之間，該如何打發時間？你該怎麼過日子，才能讓自己在早晨的時候能夠心平氣和地刮鬍子或化妝？
電影學校教我如何去看這個世界。
並不是每件事都可以被描述的，這正是紀錄片最大的問題。拍紀錄片好像掉進自己設下的陷阱一般；你愈想接近某人，那個人就會躲得愈遠。那是非常自然的反應，誰也沒辦法。
如果我想拍一部有關愛的電影，我總不能在人家躲在房間裏作愛時，跑進他們的房間裏去拍吧！如果我想拍一部關於死亡的電影，我也不可能去拍某人真正死掉的過程，因為那是一個非常私密的經驗，誰都不應該在那個時刻受到打擾。我注意到當我在拍紀錄片時，我愈想接近吸引我注意力的人物，他們就愈不願意把自我表現出來。
我害怕那些真實的眼淚，因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有權利去拍攝它們。碰到那種時刻，我總覺自己像是一個跨入禁區的人，這就是使我逃避紀錄片的主要原因。
我想要表達的是，在每天的生活當中，我們都面臨抉擇，並應對其負責。同時我們並沒有察覺到這些抉擇會將我們導入某些方向。對此我們可說是一無所知，只有在日後回顧一生，我們才能明瞭當時做下的某些抉擇，所具有的決定性。
當我拍記錄片的時候，所擁抱的是生命，接近的是真實的人物、真實的生命掙扎；這驅使我更了解人的行為－－人如何在生命中克盡其責地扮演自己。
基本上，這些人物的表現和其他電影裏的人物沒什麼差別。不過在《十誡》中，我把重心放在他們內心中，而非周遭的世界。以前我所處理的題材經常都是外在的環境，陳述周遭發生的事件，以及這些事件如何影響人群，然後人群又如何影響這些事件。現在，在我的作品中，我經常把這個外在的世界拋開；愈來愈常出現的題材，是那些回到家裏，把門關起來面對自我的人們。
我們在構思《十誡》的時期，常常想到這些問題：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什麼是謊言？什麼是真相？何謂誠實？何謂不誠實？它們的本質為何？我們又該以什麼樣的態度來對它們？
我不拍隱喻，隱喻是給人讀的；它是個好東西。我總是想攪動人們的心情，讓他們想去做某件事，無論是把他們拉進故事中，或是給予他們分析這個故事的靈感。重要的是，我能夠迫使他們去做某件事，或是以特別的方式感動他們，這就是我一切作為的目的：讓人們去經驗某些事物，無論是用理智或感情去經驗，都無所謂。
我拍電影是為了給人們一些東西，將他們帶往另一個地方，無論那個世界是屬於直覺亦或知性的世界，都是好的。
我最喜歡的觀眾是那些說電影在講他們自己，或對他們產生特殊意義，以及改變了他們的人。
藍、白、紅：自由、平等、博愛。皮西歐提議把十誡拍成電影，那我們為何不嘗試把自由、平等、博愛也拍成電影呢？為什麼不試著對《十誡》中訓誡作更廣義的了解？為什麼不試著解析十誡的現代功能？我們對它的態度為何？而自由、平等、博愛這三個名詞的現代功能又是什麼？讓我們針對人性化、隱私及個人的層面，而非哲學、更非政治或社會的層面來討論。西方世界已將這三種觀念在政治及社會層面上付諸實行，但它們對個人層面來說，卻又是完全不同的論題；因此我們想到拍這三部電影。
這三部電影（編按：藍白紅三色電影）都在講具有直覺、感性的性情中人，對白中不見得都直接表達出來。在我的電影裏，很少有話直說。最重要的事經常都發生在幕後，是你看不見的；要不它存在於演員的舉手投足之間，否則它就不存在；要不你可感覺得到，否則你就感覺不到！
紀錄片的推展主要須借助作者的想法；戲劇的推展則須借助動作。我想我的電影一直有一個傾向：推展它們的動力總是想法多於動作，或許這正是它們最大的缺點。無論你做任何事，都應該有一貫性；而我卻從來不擅於描述動作。
這一條思路最後即發展出《盲打誤撞》。它描述的對象不再是外在世界，而是內心世界。它所敘述的是那些會干預我們命運，把我們往這個方向或那個方向推的力量。我想該片最根本的瑕疵出在劇本上；直到今天，我還是很喜歡這個有三種可能結局的點子，我覺得它豐富且極有趣味，只是劇本沒能好好地發揮。每天我們都會遇上一個可以結束我們整個生命的選擇，而我們卻渾然不知。我們從來不知道自己的命運是什麼，也不知道未來有什麼樣的機遇在等著我們。
我所謂的命運指的是一個地方、一個社交團體、一份專業生涯，或是我們從事的工作。在情感的範疇裏，我們可以享受較大的自由；但在社會生活的範圍裏，我們卻大大地受到機遇的主宰。有很多事我們非做不可，或者我們必須變成某種人；當然，那和我們的基因有關，在拍攝《盲打誤撞》時，這些念頭不斷縈繞在我心頭。
奇士勞斯基的信仰
我並不上教堂；但我相信有類似上帝的東西存在著，我與祂的關係是個人化的，不須依靠別的憑藉。
想想「十誡」總是有用的。它們已存在六千多年，未曾受到挑戰；但是，數千年來卻天天被重新觸犯。問題不在於當代人行為特別懷，或甚至我們不懂如何應對進退；而是我們藉以判斷事物的標準不斷在降低，好壞不再明確，我們的生活方式亦然。我們開始不斷問這些問題，但是我對於從別人處聽來的答案，信心日減，每個人都試著依個人所需，建立起一套價值，我們甚至不再確定，每個人所擁有的是否還是同樣的十誡？
我認為能夠提供絕對仲裁的標準是存在的；不過當我說我想到的是上帝時，我指的是舊約，而非新約裏的上帝。舊約裏的上帝是一位要求很多、很殘酷的神。祂毫不寬貸，殘忍地要求子民服從祂定下的一切規矩；而新約裏的上帝卻是一位蓄著白髯，寬容而善良的老頭子，任何事都能得到祂的原諒。舊約的上帝賦予我們極大的自由與責任，祂觀察我們的反應，然後加以賞罰，想求得祂寬恕是不可能的事。祂是永恆、明確、絕對（而非相對）的仲裁。一個仲裁的標準理當如此，尤其是對像我這樣不斷在尋覓、懵懂無知的人而言，更應如此。
罪惡觀念和我們常稱之為上帝的這種抽象、絕對的權威密不可分。不過，對我而言，還有一種自覺的罪惡感和前者意義相同。通常，它源於我們的懦弱。我們不能抵抗誘惑：貪求更多的錢、享樂、想擁有某個女人或某個男人，或想掌握更大權勢的誘惑。
另一個問題是：我們是否應該活在罪惡的恐懼之中？這又是個完全不同的問題。它源於天主教及基督教傳統，這個傳統又和猶太教的傳統不盡相同。這也是為什麼提出舊約及新約上帝的原因。我認為這樣的權威的確存在。有人說過：如果上帝不存在，人類也會創造一個上帝。但我不認為這個世上有絕對的正義這回事，我們永遠不可能得到它。唯一的正義存在我們心中的那把秤上，而我們的秤非常微小；我們既渺小、又不完美。
奇士勞斯基的人生
我們都是在偶然的情況下被可能的選擇所審核。選擇，是一種決定命運的方式；它或許會適時呈現，卻不是我在期待中而獲得的。
我有一個不太流行的觀念，我認為人本善；人天生想做好人。問題來了，如果人性本善，那麼邪惡從何而來？我並沒有一個十分合乎邏輯、又有道理的答案。我的理論是：一般來說，邪惡之所以會滋生，是因為人們總會在某個階段發現到自己沒有能力行善；邪惡的原因是挫折感。無論人的改變是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我們也不可能對人為什麼會無力行善作出結論；因為理由太多了，有成千上百種不同的理由！
我很怕那些企圖教我一些事或想指導我找到目標的人物，對我或對任何人都一樣。因為我不相信別人能讓你找到目標，除非你自己找到它，我對那一類的人具有近乎偏執的恐懼感。
對於這些事我非常地落伍。我知道現在大家很流行到處去找心理治療師，參加各種團體或個人的心理治療活動，尋求心理醫師的援助。我認識很多人都在這麼做，我覺得這很可怕。我對那些治療師近乎偏執的恐懼，就跟我對政客、傳教士和老師的恐懼一模一樣。
我害怕這些指你走上正途、這些「知情」的人士。因為老實講－－我對此真的深信不疑－－沒有任何人真正知道任何事，除了極少數的例外。非常不幸，這些人物的行動通常都以悲劇收場－－像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或是史達林主義之流。我深信史達林與希特勒都十分清楚他們在做些什麼，他們清楚得很，那就是實情！那就是狂熱主義！那就是覺得自己知情的結果！下一刻，軍靴就出現了。那些事件的結局永遠都一樣！
我的態度是：即是有不公正的事件發生，有人表現得很惡劣；以我的觀點來看，我必須試著去了解那個人。無論他們是好是壞，你必須試著了解他們為什麼會這樣。我認為這個方法和對抗一樣有用。
如果我看到某人的動機是為了他們內心所信仰的某種意識形態－－比方說，政治上的意識形態－－而不是為了追求生活上的舒適，那麼即使他們站在相對的立場上，也會得到我某種程度的尊敬，不過這種尊敬當然有限度。我不可能去尊敬一個認為應該把別人眼睛通通剜掉、把敵人的喉嚨全割斷的人。
在戒嚴法實施期間，我領悟到政治其實並不是這麼重要。當然，從某個角度來看，政治決定我們的角色，准許我們做某些事，或不准我們做某些事。但是政治並不能解決最重要的人性問題。它沒有資格干預或解答任何一項攸關我們最基本的人性或人道問題。其實，無論你住在共產國家或是富裕的資本主義國家裏，一旦碰到像是「生命意義為何？」「為什麼我們早晨要起床？」這類的問題，政治都不能提供任何答案。
長久以來，我只知道在物質世界，那個你可以觸摸，可以在店裏買到的世界之外，生命裏還有別的東西存在。
我想，無論你住在哪裏，一般來說，每個人都很孤單。我經常目睹這種情況，因為我在國外工作，和許多國家的年輕人都有接觸：德國、瑞士、芬蘭和其他許多國家。我看到人們最大的困擾，以及使他們自欺最主要的原因——因為他們都不願意承認—— 就是孤寂。
事實是，他們沒有可以談論重要話題的對象。事實是，因為現代生活愈來愈舒適，反而抹殺了許多過去對我們十分重要的事：交談、寫信，與另外一個人作真正的接觸。每件事都變得太過虛浮。我們不再寫信，改用電話代替。我們不再旅行，以前這本來是非常浪漫、極富冒險性的活動，現在卻淪落成到機場去買一張機票，飛到另一個看起來大同小異的機場去罷了。
我還有一個愈來愈強烈的印象：雖然人們都寂寞，其弔詭卻是大部分的人都想發財，以便享受遠離他人、獨自一人的奢侈生活。他們想住在一個遠離人群的大房子裏，去那些大得沒有人會坐在他們旁邊、聽得到他們談話內容的餐廳用餐。同時，人們又極端怕孤寂。當我問：「你真正怕的是什麼？」我最常得到的答案是：「我怕一個人！」當然，也有人會回答他們怕死，可以大部分的人現在都會說：「我怕寂寞！我怕一個人！」可是每個人又都渴望獨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