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天地 专业诗词及其教学网站

138愛的鼓勵 0訂閱站台

東晉建立後一百年間，詩壇幾乎被玄言詩佔據著。從建安、正始、太康以來詩歌藝術正常發展的脈絡中斷了，玄言成分的過度膨脹，使詩歌偏離了藝術，變成老莊思想的枯燥注疏。陶淵明的出現，才使詩歌藝術的脈絡重新接上，並且增添了許多新的充滿生機的因素。陶詩沿襲魏晉詩歌的古樸作風而進入更純熟的境地，像一座里程碑標誌著古樸的歌詩所能達到的高度。陶淵明又是一位創新的先鋒。他成功地將“自然”提升為一種美的至境；將玄言詩注疏老莊所表達的玄理，改為日常生活中的哲理；使詩歌與日常生活相結合，並開創了田園詩這種新的題材。他的清高耿介、灑脫恬淡、質僕真率、淳厚善良，他對人生所作的哲學思考，連同他的作品一起，為後世的士大夫築了一個“巢”，一個精神的家園。一方面可以掩護他們與虛偽、醜惡劃清界限，另一方面也可使他們得以休息和逃避。他們對陶淵明的強烈認同感，使陶淵明成為一個永不令人生厭的話題。

第一節 陶淵明的人生道路與思想性格
以辭彭澤令為界的前期與後期 仕與隱的選擇 貧與富的交戰
安貧樂道與崇尚自然 魏晉風流的代表
陶淵明（３６５？～４２７），又名潛，字元亮，號五柳先生，卒後親友私諡靖節，尋陽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
陶淵明生活在晉宋易代之際十分複雜的政治環境之中。陶淵明出身於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東晉開國元勳，軍功顯著，官至大司馬，都督八州軍事，荊、江二州刺史、封長沙郡公。祖父陶茂、父親陶逸都作過太守，父親在陶淵明幼年就去世了。在重視門閥的社會裏，陶家的地位無法與王、謝等士族相比，但又不同於寒門。陶侃出身寒微，被譏為“小人”，又被視為有篡位野心之人。可以想見，他的後人在政治上的處境是相當尷尬的。
父親死後。孤兒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裏生活。孟嘉是當代名士，“行不苟合，年無誇矜，未嘗有喜慍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亂；至於忘懷得意，傍若無人。”（《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淵明“存心處世，頗多追仿其外祖輩者。”（逮欽立語）日後，他的個性、修養，都很有外祖父的遺風。外祖父家裏藏書多，給他提供了閱讀古籍和瞭解歷史的條件，在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的兩晉時代，他不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樣學了《老子》《莊子》，而且還學了儒家的《六經》和文、史以及神話之類的“異書”。時代思潮和家庭環境的影響，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兩種不同的思想，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歸園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飲酒》其十六），便是那時生活的寫照。他常說因家貧而不得不出仕謀生，這固然是實情，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種想要建功立業的動機。“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其五）就透露了這一消息。陶淵明２９歲曾任江州祭酒，不久即辭職。後來江州召為主簿，他未就任。
晉安帝隆安二年（３９８），陶淵明到江陵，入荊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當時桓玄掌握著長江中上游的軍政大權，野心勃勃圖謀篡晉。陶淵明便又產生了歸隱的想法，在隆安五年（４０１）所寫的《辛醜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中說：“詩書敦素好，林園無世情。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這年冬因母孟氏卒，便回尋陽居喪了。此後政局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安帝元興元年（４０２），桓玄以討尚書令司馬元顯為名，舉兵東下攻入京師。元興二年（４０３）桓玄篡位，改國號曰楚。元興三年（４０４）劉裕起兵討伐桓玄，入建康，任鎮軍將軍，掌握了國家大權，給晉王朝帶來一線希望。於是陶淵明又出任鎮軍將軍劉裕的參軍，在赴任途中寫了《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他的心情矛盾，一方面覺得時機到來了，希望有所作為：“時來苟冥會，婉轡憩通衢。”另一方面又眷戀著田園的生活：“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這時劉裕正集中力量討伐桓玄及其殘餘勢力，陶淵明在劉裕幕中恐難有所作為。到了第二年即安帝義熙元年（４０５），他便改任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的參軍。這年八月又請求改任彭澤縣令，在官八十餘日，十一月就辭官歸隱了。這次辭去縣令的直接原因，據《宋書》本傳記載：“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而他辭官時所作的《歸去來兮辭》說出了更深刻的原因：“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違，複駕言兮焉求！”陶淵明徹底覺悟到世俗與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違背的，他不能改變本性以適應世俗，再加上對政局的失望，於是堅決地辭官隱居了。
辭彭澤令，是陶淵明一生前後兩期的分界線。此前，他不斷在官僚與隱士這兩種社會角色中做選擇，隱居時想出仕，出仕時要歸隱，心情很矛盾。此後他堅定了隱居的決心，一直過著隱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靜：“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淒，終曉不能靜。”（《雜詩》其二）他在詩裏一再描寫隱居的快樂，表示隱居的決心，如“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飲酒》其九）； “托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飲酒》其四）。這固然是他真實的感受，但也可以視為他堅定自己決心的一種方法。在後期他並非沒有再度出仕的機會，但是他拒絕了。晉朝末年曾征他為著作佐郎，不就。劉裕篡晉建立宋朝，他更厭倦了政治，在《述酒》詩裏隱晦地表達了他對此事的想法。到了晚年他貧病交加， “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粱肉，麾而去之。”（蕭統《陶淵明傳》）宋文帝元嘉四年去世前寫了一篇《自祭文》，文章最後說：“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 這成為他的絕筆。死後，朋友們給他以諡號曰“靖節先生”。他的好友顏延之為他寫了誄文，這篇誄文是研究陶淵明的重要資料。《宋書》、《晉書》、《南史》都有他的傳記。
陶淵明辭官歸裏，過著“躬耕自資”的生活。夫人翟氏，與他志同道合，安貧樂賤，“夫耕于前，妻鋤于後”，共同勞動，維持生活，與勞動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關。歸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滿堂前。”淵明愛菊，宅邊遍植菊花。“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從雜詩》）至今膾灸人口。他性嗜酒，飲必醉。朋友來訪，無論貴賤，只要家中有酒，必與同飲。他先醉。便對客人說：“我醉欲眠卿可去。”義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縣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遷至栗裏（今星子溫泉栗裏陶村），生活較為困難。如逢豐收，還可以“歡會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如遇災年，則“夏日抱長饑，寒夜列被眠”。義熙末年，有一個老農清晨叩門，帶酒與他同飲，勸他出仕：“襤褸屋簷下，未足為高棲。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願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稟氣寡所諧。纖轡（回車）誠可學，違已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飲酒》）用“和而不同”的語氣，謝絕了老農的勸告。他的晚年，生活愈來愈貧困，有的朋友主動送錢周濟他。有時，他也不免上門請求借貸。他的老朋友顏延之，于劉宋少帝景

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經過潯陽，每天都到他家飲酒。臨走時，留下兩萬錢，他全部送到酒家，陸續飲酒。不過，他之求貸或接受周濟，是有原則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濟親自到他家訪問。這時，他又病又餓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濟勸他：“賢者在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說：“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檀道濟饋以梁肉，被他揮而去之。他辭官回鄉二十二年一直過著貧困的田園生活，而固窮守節的志趣，老而益堅。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還清醒的時候，給自己寫了《挽歌詩》三首，在第三首詩中末兩句說：“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表明他對死亡看得那樣平淡自然。
陶淵明的作品，在他生前流傳不廣。（梁）蕭統加以搜集整理，編了《陶淵明集》，並為之寫序、作傳。蕭統所編陶集雖然已經佚失，但此後的陶集，如已佚的北齊陽休之本、北宋宋庠本、北宋僧思悅本，以及今存的一些宋代刻本：如汲古閣藏十卷本、曾集刻本，都是在此基礎上重編而成的。陶淵明的作品今存詩１２１首，賦、文、贊、述等１２篇，另有一些作品的真偽還不能肯定。
陶淵明熟諳儒家學說，詩文中引用儒家經典很多，僅《論語》就有３７處。他有儒家的入世精神，也像儒家那樣重視個人的道德修養，但不拘守儒家經典的章句，顯得通脫而不拘泥。他說：“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 （《五柳先生傳》）這與漢儒的態度很不相同。他讚揚孔子，但又有點將孔子道家化的傾向。他深受老莊思想的影響，在詩文中有７０篇用了《老》、《莊》的典故，共７７處之多；魏晉玄學對他也有影響。但人並不沉溺于老莊和玄談，他是一個很實際的、腳踏實地的人，做縣吏就有勸農之舉，做隱士又堅持力耕，與虛談廢務浮文妨要的玄學家很不同。他住在廬山腳下，距離慧遠的東林寺很近，他的朋友劉遺民與慧遠關係密切；陶淵明的詩中偶爾也可見到類似佛教的詞語，但他決非佛教徒，並且與慧遠保持著距離。佛教是對人生的一種參悟，陶淵明參悟人生而與佛教暗合的情形是有的，但他是從現實的人生中尋找樂趣，不相信來世，這與佛教迥異。在不懼怕死亡這一點上，他和一些高僧雖然近似，但思想底蘊仍有很大的差異。他是抱著“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形影神》）的態度對等死亡，與佛教之間嚮往極樂世界大相徑庭。他所思考的都是有關宇宙、歷史、人生的重大問題，如什麼才是真實的？歷史上的賢良為什麼往往沒有好的結果？人生的價值何在？怎樣的生活才完美？如何對待死亡？等等。他的思想既融會了儒道兩家的思想，又來自個人的生活實踐，具有獨特的視點、方式和結論；而思考的結論又付諸實踐身體力行。
安貧樂道與崇尚自然，是陶淵明思考人生得出的兩個主要結論，也是他人生的兩大支柱。
“安貧樂道”是陶淵明的為人準則。他所謂“道”，偏重於個人的品德節操方面，體現了儒家思想。如“匪道曷依，匪善奚敦”（《榮木》）。“好爵吾不縈，厚饋吾不酬。……朝與仁義生，夕死複何求”（《詠貧士》其四）。他特別推崇顏回、黔婁、袁安、榮啟期等安貧樂道的貧士，要像他們那樣努力保持品德節操的純潔，決不為追求高官厚祿而玷污自己。他並不一般地鄙視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希望建功立業，又要功成身退，像疏廣對疏受所說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他也考慮貧富的問題，安貧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常發生矛盾，但是他能用“道”來求得平衡：“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詠貧士》其五）而那些安貧樂道的古代賢人，也就成為他的榜樣：“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 （《詠貧士》其二）他的晚年很貧窮，到了捱餓的程度，但是並沒有喪失其為人的準則。
崇尚自然是陶淵明對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學思考。“自然”一詞不見於《論語》、《孟子》，是老莊哲學特有的範疇。老莊所謂“自然”不同於近代與人類社會相對而言的客觀的物質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種狀態，非人為的、本來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間萬物皆按其本來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規律而變化，無須任何外在的條件和力量。人應當順應自然的狀態和變化，抱樸而含真。陶淵明希望返歸和保持自己本來的、未經世俗異化的、天真的性情。所謂“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歸去來兮辭序》），說明自己的質性天然如此，受不了繩墨的約束。所謂“久在樊籠裏，複得返自然”（《歸園田居》其一），表達了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悅。在《形影神》裏，他讓“神”辨自然以釋“形”、“影”之苦。“形”指代人企求長生的願望，“影”指代人求善立名的願望，“神”以自然的之義化解它們的苦惱。形影神三者，還分別代表了陶淵明自身矛盾著的三個方面，三者的對話反映了他人生的衝突與調和。陶淵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以及由此引導出來的順化、養真的思想，已形成比較完整而一貫的哲學。
總之，陶淵明的思想可以這樣概括：通過泯去後天的經過世俗薰染的“偽我”，以求返歸一個“真我”。陶淵明看到了社會的腐朽，但沒有力量支改變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會的危機，但找不到正確的途徑去挽救它，只好求救於人性的複歸。這在他自己也許能部分地達到，特別是在他所創造的詩境裏，但作為醫治社會的藥方卻是無效的。
陶淵明是魏晉風流的一位代表。魏晉風流是魏晉士人所追求的一種人格美，或者說是他們所追求的藝術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詩文使自己的人生藝術化。以世俗的眼光看來，陶淵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來，他的一生卻是很藝術的。他的《五柳先生傳》、《歸去來兮辭》、《歸園田居》、《時運》等作品，都是其藝術化人生的寫照。他求為彭澤縣令和辭去彭澤縣令的過程，對江州刺史王弘的態度，撫弄無弦琴的故事，取頭上葛巾漉酒的趣聞，也是其藝術化人生的表現。而酒，則是其人生藝術化的一種媒介。陶淵明可以說是魏晉風流的傑出代表。

第二節 陶淵明的田園詩及其他
陶詩題材的分類 中國文學的新題材：田園詩 詠懷詩與詠史詩對前 人的繼承發展 行役詩中表現的苦悶 贈答詩中表現的深情
陶詩的題材主要可以分為五類：田園詩、詠懷詩、詠史詩行役詩、贈答詩。
田園詩和山水詩往往並稱，但這是兩類不同的題材。田園詩會寫到農村的風景，但其主體是寫農村的生活、農夫和農耕。山水詩則主要是寫自然風景，寫詩人主體對山水客體的審美，往往和行旅聯繫在一起。陶淵明的詩嚴格地講只有《遊斜川》一首是山水詩，他寫得多的是田園詩。田園詩是他為中國文學增添的一種新的題材，以自己的田園生活為內容，並真切地寫出躬耕之甘苦，陶淵明是中國文學史上的第一人。
他的田園詩有的是通過描寫田園景物的恬美、田園生活的簡樸，表現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或春遊、或登高、或酌酒、或讀書、或與朋友談心，或與家人團聚，或盥濯於簷下，或采菊於東籬，以及在南風下張開翅膀的新苗、日見茁壯的桑麻，無不化為美妙的詩歌。如“山滌餘靄，宇暖微霄。有風自南，翼彼新苗” （《時運》）。寫山村的早晨，晨霧漸漸

消失，南風使新苗長上了翅膀。“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移居》其一）。寫鄰居和自己一起談史論文的情形，那種真率的交往令人羡慕。再如《歸園田居》其一：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暖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裏，複得返自然。
守拙與適俗，園田與塵網，兩相對比之下，詩人歸田後感到無比愉悅。南野、草屋、榆柳、桃李、遠村、近煙、雞鳴、狗吠，眼之所見耳之所聞無不愜意，這一切經過陶淵明點化也都詩意盎然了。“暖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一遠一近， “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以動寫靜，簡直達到了化境。
他的田園詩有的著重寫躬耕的生活體驗，這是其田園詩最有特點的部分，也是最為可貴的部分。《詩經》中有農事詩，那是農夫們一邊勞動一邊唱的歌。至於士大夫親身參加農耕，並用詩寫出農耕體驗的，陶淵明是第一位。陶淵明之後的田園詩真正寫自己勞動生活的也不多見。《歸園田居》其三是這方面的代表作：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這是一個從仕歸隱田園從事躬耕者的切實感受，帶月荷鋤、夕露沾衣，實景實情生動逼真。而在農耕生活的描寫背後，隱然含有農耕與為官兩種生活的對比，以及對理想人生的追求。《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寫出人生的理念：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幹。盥濯息簷下，鬥酒散襟顏。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
陶淵明認為，衣食是人生之道的開端，不勞動什麼都談不到。詩裏寫到勞動的艱辛，寫到一天勞動之後回家休息時得到的快慰，都很真切。“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寫出農民普遍的感受。“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幹”，寫出一個從仕途歸隱躬耕的士人的特殊感受。
他有些田園詩是寫自己的窮困和農村的凋敝。如《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 “炎火屢焚如，螟蜮恣中田。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烏遷。”《歸園田居》其四：“徘徊丘壟間，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遺處，桑竹殘朽株。借問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複途。”通過這些詩可以隱約地看到，在戰亂和災害之中農村的面貌。
詠懷詩和詠史詩內容有相近之處，詠史也是詠懷，不過是借史實為媒介而已。他的詠懷詩有些是以組詩的形式寫成的，如《飲酒》、《擬古》、《雜詩》。他的詠史詩所詠的物件偏重於古代的人物，如“三良”、“二疏”、荊軻，以及《詠貧士》所寫的古代貧士；《讀

山海經》也可歸入這一類。這些詠懷、詠史之作，明顯地繼承了阮籍、左思詩歌的傳統，又有陶淵明自己的特點。這就是圍繞著出仕與歸隱這個中心，表現自己不與統治者同流合污的品格。其中有對自己生平的回顧，如《飲酒》其十九；有對社會的抨擊，如《飲酒》其二十。不乏惋惜也不乏激憤，如《詠荊軻》。從《雜詩》其二可以看出，陶淵明的憂憤是深而且廣的：
白日淪西阿，素月出東嶺。遙遙萬里輝，蕩蕩空中景。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夕永。欲言無餘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淒，終曉不能靜。
這首詩寫一個不眠的秋夜，用環境的清冷襯托出自己心情的孤獨，又以時光的流逝引出有志未騁的悲淒，是陶淵明詠懷詩中的代表作。
陶淵明的行役詩都是他宦遊期間的作品，它們有一個共同的主題就是悲歎行役的辛苦，表達對仕宦的厭倦，反復訴說對田園的思念和歸隱的決心。悲歎行役的辛苦原是此前行役詩共同的內容，後兩者則是陶淵明所特有的，而且越到後來這兩種情緒就越強烈。那種失去自由的無奈之感，成為這類詩的基調。試看以下例句：“目倦川途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慚高鳥，臨水愧遊魚。”（《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久遊戀所生，如何淹在茲。”（《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二首》其二）“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 （《辛醜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伊余何為者，勉勵從茲役。”（《乙已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
陶淵明的贈答詩頗能見其對友人的敦厚之情。贈答是古已有之的傳統題材，傳為蘇李贈答的詩歌以敘離情見長，曹植的《贈白馬王彪》以抒幽憤著名，劉楨的《贈從弟》表現了高潔的品格，嵇康的《贈秀才入軍》展示了灑脫的情趣。陶淵明的贈答詩又有他自己的特點：以其真摯的感情、家常的內容、雋永的意味、既不火熱也不冷淡的語調，為自己塑造了一位仁厚長者的形象。如：“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 （《停雲》）“飄飄西來風，悠悠東去雲。山川千裏外，言笑難為因。良才不隱世，江湖多賤貧。脫有經過便，念來存故人。”（《與殷晉安別》）《答龐參軍》是其贈答詩中最深沉的一首：
相知何必舊，傾蓋定前言。有客賞我趣，每每顧林園。談諧無俗調，所說聖人篇。或有數鬥酒，閑飲自歡然。我實幽居士，無複東西緣。物新人帷舊，弱毫多所宣。情通萬裏外，形跡滯江山。君其愛體素，來會在何年。
詩裏有歡聚的回顧，有離別的傷感，也有殷勤的叮嚀，語重而情深。
在以上五類題材之外，陶淵明還有一些以發揮哲理為主要內容的作品，如《形影神》、《連雨獨飲》，《擬挽歌辭》也可以歸入這一類。這類詩可以視為玄言詩，但與東晉流行的玄言詩有所不同，並非“柱下之旨歸，漆園之義疏” （劉勰《文心雕龍•時序》），而是將生活中的體驗提煉到哲學的高度。魏晉人注重門閥，陶詩中有的寫到宗族關係或對兒子加以訓誡，如《命子》、《責子》、《贈長沙公》等，可見陶淵明也還是重視家族的榮譽和門第的。

第三節 陶詩藝術及其淵源
自然：陶詩的總體藝術特徵 日常生活的詩化 情景事理的渾融 平淡中見 警策，樸素中見綺麗 陶詩的藝術淵源
自然，不僅是陶淵明的人生旨趣，也是其詩歌的總體藝術特徵。他作詩不存祈譽之心，生活中有了感觸就訴諸筆墨，既無矯情也不矯飾。他說：“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五柳先生傳》）又說：“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飲酒序》）由此可見他的創作態度。陶詩的聲吻和節奏，舒緩而沉穩，給人以藹如之感。陶詩多用內省式的話語，坦誠地記錄了他內心細微的波瀾，沒有奪人的氣勢，沒有雄辯的力量，也沒有軒昂的氣象，卻如春雨一樣慢慢地滲透到讀者的心中。他的詩不追求強烈的刺激，沒有濃重的色彩，沒有曲折的結構，純是自然流露，一片神行。但因其人格清高超逸，生活體驗真切深刻，所以只要原原本本地寫出來就有感染力。正如宋人黃徹所說： “淵明所以不可及者，蓋無心於非譽、巧拙之間也。”（《溪詩話》卷五）
陶詩的一大特點也是他的一種開創，就是將日常生活詩化，在日常生活中發現重要的意義和久而彌淳的詩味。在他以前，屈原、曹操、曹植、阮籍、陸機等等都著重於關乎國家政治的題材，陶淵明著重寫普普通通的生活，用家常話寫家常事，寫得詩意盎然。
具體地說，陶詩的藝術物色可以概括為：
一、情、景、事、理的渾融。陶淵明描寫景物並不追求物象的形似，敍事也不追求情節的曲折，而是透過人人可見之物，普普通通之事，表達高於世人之情，寫出人所未必能夠悟出之理。陶詩重在寫心，寫那種與景物融而為一的、對人生了悟明徹的心境。他無意于模山范水，也不在乎什麼似與不似，只是寫出他自己胸中的一片天地。陶詩發乎事，源乎景，緣乎情，而以理為統攝。在南風下張開翅膀的新苗，伴隨他鋤草歸來的月亮，依依升起的炊煙，不嫌他門庭荒蕪重返舊巢的春燕，在中夏貯滿了清陰的堂前林，床上的清琴，壺中的濁酒，以及在他筆下常常出現的青松、秋菊、孤雲、飛鳥，都已不是尋常的事物，它們既是客觀的又是體現了詩人主觀感情與個性的，既是具象的又是理念的。且看《飲酒》其五：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前四句講了“心”與“地”也就是主觀精神與客觀環境之間的關係，只要 “心遠”，不管在什麼地方都不會受塵俗喧囂的干擾。“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偶一舉首，心與山悠然相會，自身仿佛與南山融為一體了。那日夕的山氣、歸還的飛鳥，在自己心裏構成一片美妙的風景，其中蘊藏著人生的真諦。這種心與境的瞬間感應，以及通向無限的愉悅，是不可落於言筌的。正如《古學千金譜》所說：“籬有菊則采之，采過則已，吾心無菊。忽悠然而見南山，日夕而見山氣之佳，以悅鳥性，與之往還。山花人鳥，偶然相對，一片化機，天真自具。既無名象，不落言詮，其誰辨之。”《擬挽歌辭》其三也是情景事理四者渾融的佳作：
荒草何莽莽，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

正嶕嶢。馬為仰天鳴，風為自蕭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
這首詩先寫親友為自己送葬的情事，“荒草”、“白楊”烘托出悲涼的氣氛。然後說人皆有死，誰也不能避免，而一個人的死去對活著的人來說並無太大的影響，不必過於執著。最後兩句以理語作結，統攝了全詩。死亡是人的一大困惑，這個困惑被陶淵明勘破了。
陶詩中的“理”不是抽象的哲學說教，而是在生活中親自體驗到的，其中包涵著生活的情趣。陶詩表現了他對宇宙、歷史和人生的認識，是探求其奧秘和意義的結晶，而這一切又是用格言一樣既有情趣又有理趣的語言表現的，取得了言有盡而意無窮的效果。如：“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雜詩》其一）“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夕永。”（《雜詩》其二）“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雜詩》其一）“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飲酒》其十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歸園田居》其四）“籲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煙。”（《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連林人不覺，獨樹眾乃奇。”（《飲酒》其八）這些詩句言淺意深，富有啟示性。清人潘德輿說陶淵明“任舉一境一物，皆能曲肖神理” （《養一齋詩話》），是中肯之論。
二、平淡中見警策，樸素中見綺麗。前人往往用“平淡樸素”概括陶詩的風格，然而陶詩不僅僅是平淡，陶詩的好處是在平淡中見警策；陶詩不僅僅是樸素，陶詩的好處是在樸素中見綺麗。陶詩所描寫的物件，往往是最平常的事物，如村舍、雞犬、豆苗、桑麻、窮巷、荊扉，而且一切如實說來，沒有什麼奇特之處。然而一經詩人筆觸，往往出現警策。陶詩很少用華麗的辭藻、誇張的手法，只是白描，朴樸素素。如：“種豆南山下”，“今日天氣佳”，“青松在東園”， “秋菊有佳色”，“悲風愛靜夜”，“春秋多佳日”，都是明白如話。然而，平淡之中可見綺麗。又如《擬古》其三：
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眾蟄各潛駭，草木從橫舒。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先巢故尚在，相將還舊居。自從分別來，門庭日荒蕪。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
春天來了，燕子雙雙回到自己的草廬。一年來自己的門庭日見荒蕪，但仍然堅持著貧窮的隱居生活。有些朋友並不理解自己的態度，一再勸說出仕。可是燕子卻翩翩而來，絲毫也不嫌棄它們的舊巢以及自己這個貧士。似乎燕子在問詩人：我的心是堅定的，你的心也像我一樣堅定嗎？這首詩好像一個美麗的童話，淺顯平淡卻有奇趣。類似的例子還有不少，例如：“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 （《讀山海經》其一）“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其二）兩個“亦”字，物我情融，耐人尋味。又如：“山澗清且淺，可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只雞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荊薪代明燭。”（《歸園田居》其五）一條山澗、一隻雞、一根荊薪，這些平平常常的事物一經詩人點化便有了生活情趣，顯示出他對鄰人的親切，以及農村淳樸的風俗。“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 （《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平淡的十個字便寫出了雪的輕柔之美。關於陶詩的這個特點，蘇軾概括為“質而實綺，臒而實腴”（《與蘇轍書》），十分精闢。
陶詩的語言不是未經錘煉的，只是不露痕跡，顯得平淡自然。正如元好問所說：“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論詩絕句》）例如：“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雜詩》其一）“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雜詩》其二）“藹藹堂前林，中夏貯

清陰。”（《和郭主簿》其一）“待”字、 “擲”字、“貯”字，這三個動詞都是常見的，看似平淡卻很精彩，不可更易。
關於陶詩的藝術淵源，鍾嶸《詩品》曰：“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 其後多有反對此說的，今人則多表示贊同。從今存應璩詩以及關於應璩的傳記資料看來，他與陶淵明很不一樣，與其說陶詩源于應璩，不如說源于漢、魏、晉諸賢，應璩一人不足以籠罩他。如果一定要說得具體些，可以說陶詩源於《古詩》，又紹阮籍之遺音而協左思之風力。魏晉詩歌在他那裏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

第四節 陶淵明的散文與辭賦
《五柳先生傳》中的自我形象 《歸去來兮辭》與文學中的回歸主題 《桃 花源記》的理想模式
陶淵明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有賴於他的散文和辭賦的，實不下於他的詩歌。特別是《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記》和《歸去來兮辭》，這三篇最見其性情和思想，也最著名。
《五柳先生傳》只有一百二十多字的本文和四十多字的讚語，卻為自己留下一篇神情畢現的傳記。《晉書•陶潛傳》曰：“潛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在陶淵明之前，司馬遷寫過《自序》，王充寫過《自紀》，但那分別是《史記》和《論衡》的自序，帶有自傳性質而已。阮籍寫過《大人先生傳》，雖然借著大人先生表現了自己的志趣，但並不是自傳。陶淵明的《五柳先生傳》取正史紀傳體的形式，但不重在敍述生平事蹟，而重在表現生活情趣，帶有自敍情懷的特點，這種寫法是陶淵明的首創。此後，王績的《五鬥先生傳》、白居易的《醉吟先生傳》都是深受其影響的。《五柳先生傳》在一百多字的篇幅中，以極其簡潔的筆墨表達了不同流俗的性格，清楚地劃出一條與世俗的界限，從而塑造了一個清高灑脫、怡然自得、安貧樂道的隱士形象。五柳先生遂成為寄託中國古代士大夫理想的人物形象。
《歸去來兮辭》是一篇脫離仕途回歸田園的宣言。文中所寫歸途的情景，抵家後與家人團聚的情景，來年春天耕種的情景，都是想像之辭，於逼真的想像中更可看出詩人對自由的嚮往。文中不乏華彩的段落，跌盪的節奏，舒暢的聲吻，將詩人欣喜欲狂的情狀呈現于讀者面前。對於後人來說，一切的回歸，一切的解放，都可以借著這篇文章來抒發，因此它也就有了永恆的生命力。歐陽修說： “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一篇而已。”（元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卷五引）雖未必是嚴謹的評論，但此文之高妙實在是難以倫比的。
《桃花源記》的故事和其他仙境故事有相似之處，描寫了一個美好的世外仙界。不過應當強調的是，陶淵明所提供的理想模式有其特殊之處：在那裏生活著的其實是普普通通的人，一群避難的人，而不是神仙，只是比世人多保留了天性的真淳而已；他們的和平、寧靜、幸福，都是通過自己的勞動取得的。古代的許多仙話，描繪的是長生和財寶，桃花源裏既沒有長生也沒有財寶，只有一片農耕的景象。陶淵明歸隱之初想到的還只是個人的進退清濁，寫《桃花源記》時已經不限於個人，而想到整個社會的出路和廣大人民的幸福。陶淵明邁出

這一步與多年的躬耕和貧困的生活體驗有關。雖然桃花源只是空想，但能提出這個空想是十分可貴的。

第五節 陶淵明的典型意義
詩人陶淵明的被發現 士大夫的精神家園 不為五斗米折腰 酒與菊
陶淵明在當時只以隱士著稱，他的文學創作沒有得到高度的評價，這是因為他平淡自然的風格與當時崇尚的華麗文風不合。蕭統是第一位發現陶淵明文學價值的人，既推崇其人格也推崇其文學。到了宋朝，特別是經過蘇軾、朱熹的弘揚，以及湯漢對其作品的詮釋，陶淵明才真正確立了他在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這地位一直保持到今天，並獲得了世界的聲譽。
陶淵明是中國士大夫精神上的一個歸宿，許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以後，或厭倦了官場的時候，往往回歸到陶淵明，從他身上尋找新的人生價值，並藉以安慰自己。白居易、蘇軾、陸游、辛棄疾等莫不如此。於是，不為五斗米折腰也就成了中國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壘，用以保護自己出處選擇的自由。而平淡自然也就成了他們心目中高尚的藝術境地。
由於陶淵明的吟詠，酒和菊已成為他的象徵。古代文人愛酒的不少，但能識酒中之深味的，從飲酒中體悟人生真諦的，陶淵明是為數不多的幾個人之一，酒和陶淵明的生活及其文學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阮籍飲酒有以醉逃禍和借酒澆愁的意味，陶淵明則是追求酒所助成的物我兩忘的境界。陶淵明寫菊其實並不多，一共六處，但因“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兩句詩太著名了，菊便成了他的化身，成了中國文學裏象徵著高情遠致的意象。在酒和菊之外，象徵陶淵明的還有 “孤雲”：“萬族各有托，孤雲獨無依。暖暖空中滅，何時見餘暉。”（《詠貧士》其一）陶淵明生前是孤獨的，他的詩歌是一個孤獨者的自白。他的詩既有悠然見南山的一面，也有精剛怒目的一面。他生命的光輝在他死後才逐漸放射出來，“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夢李白》其二），杜甫的這兩句詩用在陶淵明身上是再恰當不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