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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煜是南唐後主，自幼極聰慧，雖系李璟第六子，但由於幾個哥哥早卒，得以繼承大位。她本來天資聰穎，好讀書，又喜歡佛教，文章、詩詞樣樣精通，還洞曉音律，工書善畫，尤精鑒賞，可以說是一個相當全面的文學藝術家。
他25歲做了皇帝，又過著奢侈的生活，他對待家內人是很真摯仁厚的。因此，他即位後若干年還可以過著美滿愉快的生活。
但是，他登基那年正當宋太祖建隆二年，南唐已經奉宋為正統稱臣了，就當時情勢看，南唐已經處於一個屬國的地位，即使李煜是一個長於政治才能的君王，挽救頹敗的國勢也是力不從心，更何況他只是一個既不能任用賢能，又不能整軍經武的文學藝術家，這樣，他對日益強大的宋只能年年納貢，委曲求全；而自己呢？宴遊吟詠，苟且偷安，崇奉佛教，以求自慰。他最大的希望，，不過是不吃眼前虧，拖延些時間，不要自己做亡國的俘虜而已。因此，等到宋出兵攻南唐，他才感到了嚴重的威脅，一面讓他的弟弟和潘慎修大量進貢，一面築城聚糧，準備固守；宋兵已經奪取池州了，他才下令戒嚴，不奉宋的正朔；直至宋和吳越會師圍攻金陵，他才命陳大雅突圍搬救兵。可見他是如何企圖苟全生命。當他知道亡國的命運即將降臨，也曾企圖自殺，但他哪有自殺的勇氣呢？最終只得出降，並於四十歲被封為右千牛衛上將軍違命侯。
自此之後，李煜在汴京過著俘虜生活，懷著悲苦和悔恨的心情，寫了一系列詞作。
當他四十二歲生日的時候（987年農曆七月初七），宋太宗賜藥毒死了他。
他的死一般認為與他入宋後還寫《虞美人》《浪淘沙》之類的詞有關，但是如果沒這些詞，我估計他也不會善終的，因為他是一個多愁善感的人，他有悲苦和悔恨的心情。而他又是一個最忠實于文學藝術創作的人，特別是他把此作為自己抒情寫意的工具。
李煜的詞大堤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以入宋為界。
他前期的詞風格綺麗柔靡，不脫“花間”習氣。根據內容可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描寫富麗堂皇的宮廷生活和風花雪月的男女情事，
如《菩薩蠻》：
花明月暗籠輕霧，今朝好向郎邊去。剗襪下香階，手提金縷鞋。 畫堂南畔見，一晌偎人顫。奴為出來難，教郎恣意憐。
還有一類是在宋朝的壓力下感受到無力擺脫的命運時所流露的沉重哀愁，
如《相見歡》：
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 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他後期的詞由於生活的巨變，以一首首泣盡以血的絕唱，使亡國之君成為千古詞壇的“南面王”（清沈雄《古今詞話》語），正是“國家不幸詩家幸，話到滄桑語始工”。這些後期詞作，淒涼悲壯，意境深遠，已為蘇辛所謂的“豪放”派打下了伏筆，為詞史上承前啟後的大宗師。至於其語句的清麗，音韻的和諧，更是空前絕後的了。
如《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浪淘沙令》：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 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王國維認為：“溫飛卿之詞，句秀也；韋端己之詞，骨秀也；李重光之詞，神秀也”。而且還說：“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周介存置諸溫、韋之下，可謂顛倒黑白矣”。此最後一句乃是針對周濟在《介存齋論詞雜著》中所道：“毛嬙、西施，天下美婦人也，嚴妝佳，淡妝亦佳，粗服亂頭不掩國色。飛卿，嚴妝也；端己，淡妝也；後主，則粗服亂頭矣。”。王氏認為此評乃揚溫、韋，抑後主。而學術界亦有觀點認為，周濟的本意是指李煜在詞句的工整對仗等修飾方面不如溫庭筠、韋莊，然而在詞作的生動和流暢度方面，則前者顯然更為生機勃發，渾然天成，“粗服亂頭不掩國色”。
李煜詞擺脫了《花間集》的浮靡，他的詞不假雕飾，語言明快，形象生動，性格鮮明，用情真摯，亡國後作更是題材廣闊，含意深沉，超過晚唐五代的詞，成為宋初婉約派詞的開山，後世尊稱他為“詞聖”。
李煜的詞，繼承了晚唐以來溫庭筠、韋莊等花間詞人的傳統，又受了李璟、馮延巳等的影響，將詞的創作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其主要成就表現在：
①擴大了詞的表現領域。在李煜之前，詞以豔情為主，內容淺薄，即使寄寓一點懷抱，也大都用比興手法，隱而不露。而李煜詞中多數作品則直抒胸臆，傾吐身世家國之感，情真語摯。所以王國維說：“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人間詞話》）
②具有較高的概括性。李煜的詞，往往通過具體可感的個性形象來反映現實生活中具有一般意義的某種境界。“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虞美人〕)、“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浪淘沙〕）、“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烏夜啼〕）、“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清平樂〕）等名句，深刻而生動地寫出了人生悲歡離合之情，引起後世許多讀者的共鳴。
③語言自然、精煉而又富有表現力。他的詞不鏤金錯彩，而文采動人；不隱約其詞，卻又情味雋永；形成既清新流麗又婉曲深致的藝術特色。
④在風格上有獨創性。《花間集》和南唐詞，一般以委婉密麗見長，而李煜則出之以疏宕。如《玉樓春》的“豪宕”，《烏夜啼》的“濡染大筆”，《浪淘沙》的“雄奇幽怨，乃兼二雄”（俱見譚獻《複堂詞話》）《虞美人》的“自然奔放”、“如生馬駒不受控捉”（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兼有剛柔之美，確是不同于一般婉約之作，在晚唐五代詞中別樹一幟。正如納蘭性德所說：“花間之詞，如古玉器，貴重而不適用，宋詞適用而少質重，李後主兼有其美，饒煙水迷離之致。”（《淥水亭雜說》）
應該說李煜是一個藝術成就及高的文學藝術家，卻是一個不稱職的國君。所以最終只能讓後世的文人唏噓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