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許多夢想都和電影院有關。
那些電影院多數都已經不復存在了。
1985年的十一月三日,星期天,陰雨,我帶著一身疲累,從高雄搭飛機回到台北。
張毅執導的《我這樣過了一生》在那一年的金馬獎中大獲全勝,人生地不熟的我,閒極無聊,隨意到會場四周閒逛,機緣巧合下,意外跑進了金馬獎評審會議的現場,聽到了最後的評選結果,成為最早探知得獎名單的記者。
那時候,沒有SNG,只有三台的電視新聞很少報娛樂消息,我早早地把大獎得主的相關消息報回報社,再溜回現場面對其他完全不知情的記者和電影人,我沒有向任何一位競賽者透露結果,冷眼看著大家的狂喜與失落,從每個人的肢體與五官表情中體會他們心情的波動。越是冷靜,越是客觀,越是能體會得不得獎的虛幻。
回到台北,時間尚早,金馬獎的相關慶功消息也都採訪好了,不想先進報社,於是就轉往統帥戲院去看一場金馬獎國際影展的電影。
統帥戲院座落於台北市中山堂旁,武昌街上的一幢商業大樓裡,那段歲月的「世界名片大展」和「金馬獎國際影展」都在那兒舉行,那一天,我看的到底是那部電影,其實我早已忘了,不是安哲羅普洛斯的《塞瑟島之旅》,就是盧貝松的《最後的決戰》。
因為,我根本沒在看電影,我在看著我身旁的一位女孩。
一年前,我就見過她,她曾經在金馬獎國際影展辦理預售票時到場幫忙,彼此照過一面,我不知她的名姓,也沒有向任何人打探她的消息。然而,她的瀏海,耳環和青春,就像一朵雲在我眼前飄過。
統帥戲院再見面後的一年又五十四天後,她成為我的妻子。也就是說,今天是我認識妻子的第二十周年。
金馬獎國際影展的電影都很藝術,也都很悶,可是那個年代的年輕人都熱情追逐在戒嚴時期可以附庸風雅的藝文「美容」機會,言談間能夾雜高達、楚浮、安東尼奧尼或柏格曼,才算前衛騷客,作曲家黃舒駿就曾告訴我說當時大家都到影展上苦K柏格曼電影,明明就睡得死去活來,悶得快要吐了,電影散場卻還要一知半解地引經據典大談柏格曼。
那天,電影都已經開演了,我才看到那位一年前見過面的女孩摸黑走了過來,坐在我的右手邊第二個座位,中間還隔著一位在電影圖書館裡工作的朋友。很快地,心情忐忑難安的我,就發現身旁的女孩好像睡著了,戲院裡多數的人也被遲緩的劇情給催眠了,只有我偷偷地瞄著身旁猛點頭的女孩,心裡一直想著:「她到底是個怎樣的女孩?幹嘛來戲院裡睡覺?」
不知過了多久,電影院終於亮燈散戲了,她很自如地站起身來,走回到影展特刊的銷售攤位,原來,她是來影展打工的義工,主辦金馬獎國際影展的電影圖書館館長徐立功就是她的舅舅。
我在攤位前徘徊了兩圈,終於斗膽上前,約她去喝咖啡。她抬頭看看我,淺淺一笑,說好。走出戲院,走進附近的明星咖啡屋。這就樣,她和我的歷史就此改寫。
多年後,她才告訴我:「第一年,我聽到了一個很好聽的男聲,於是就跑去看看說話的人。沒想到是個矮胖,頭髮又少的『中年人』!」第二年,她才又聽到同樣的聲音,於是抬頭再看了一眼,完全沒想到這輩子和會這個中年男子生活在一起。
年輕歲月,看電影,是男女朋友約會談情的最佳理由,不知有多少人曾經在電影院裡呼喊愛情,不知有多少人想利用黝黑的戲院環境,偷偷去碰觸愛人的小手……多數人都曾經心悸,多數的故事最後卻都只成了回憶。
每回,我告訴朋友,我是看電影時認識自己妻子的,大家都張大了眼睛,不敢置信。就業以來,看電影一直是我的工作主力,怎麼可能,我的婚姻和家庭,也來自電影?偏偏,生命裡就有這個奇蹟。
二十年來,身旁的女人還是常常在看電影時候睡著,她也總是振振有辭地說:「我會睡著的電影一定是悶極的藝術片,不會賣錢的。」她說得很準,幾乎不曾失靈,然而,二十年的集訓,她已經習慣可以陪我一天看四部電影而不睡去,唯一沒變的是她還是叫不出明星的名字以及電影片名。我則是一直沒有忘記銀幕光影投射在她臉上的那副安詳睡容。
統帥戲院早就拆了,年輕的朋友根本不知道這個消失的地標了。
相識二十周年的今天,我開車帶著妻子到北海吹風。往事歷歷如現,感謝電影,感謝人生的偶然與巧合,感謝那位敢在戲院裡呼喊愛情的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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