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有兩則教育捐款新聞，對比性頗大，讀來五味雜陳。一則是富蘭克林捐款一億給東吳，一則是廣達捐款兩億五百萬給台大。前者是用來鼓勵人文社會學門的學生到商管學院修第二專長。後者是成立「宇宙學與粒子天文物理學研究中心」。前一則鼓勵了商管技職教育的擴張 (同時也意指著人文社會學部門面臨劇烈的邊緣化)，後一則鼓勵了基礎科學研究 (同時也顯示出基礎科學研究在資訊應用科學高度發展的同時，並沒有全然失去其基礎性寶座)，因此說是對比性很大而令人心生酸辣五感。
宇宙學或基礎粒子的研究，在應用科學當道的臺灣多少是受到壓抑與鄙視的，或也有意見認為台灣並不需要因愛慕虛榮而發展大而無當的宇宙學(對此我不置可否)，約十七年前由34國物理學家組成LHC國際合作計劃(在瑞士建造強子對撞機Large Hadron Collider)，當時該計畫曾力邀臺灣出資加入(當時估計造價為26億瑞朗，2001年追加四億八千萬瑞朗，截至今年11月完成造價總和約為40億)，當時國科會有力人士多認為參予加速軌投資，虛榮有餘實際不足，于衡當時環境條件或許真如反對者所言(但2001年國科會又通過參予該計畫)。不過當第五維空間即將在明年五月首度利用甫建造完成的LHC公開證實---（其實圈內早已證明，只是尚未公開發表，而且弦理論即將取代基本粒子理論）---在這種新的科學社群客觀條件下，不禁又覺得臺灣的基礎科學發展始終受到實用與近利的制肘。同樣狀況其實也發生在商管學院擴張入侵人文社會原有的論述領域，而且是更為劇烈地壓抑了人文社會學的獨自性。
文史哲人類相關學科其實與釀威士忌的過程一樣，除了需要很長的時間外，還需要各種精緻的調和功夫，因此一位後學者要在文史哲人類相關部門開始發表其成果，最少要醞釀12年的時間，12年能成器已經算是相當幸運了，臺灣的學術殖民性強烈，12年裡後學者必須經歷至少四種外語以及社會歷史哲學與基本文學經典的綜合涉獵，並在職場上實際工作一兩年才夠資格稱為一位受過訓練的哲學家或社會歷史人類文學的哲學家。
然而目前台灣社會人文學部門的現狀，首先面對的竟是一個對思辨與嘗試錯誤懷著巨大敵意與壓抑的社會──您或您的朋友必曾問過周遭唸哲學或人類學等相似學科的人一句鄙夷的疑惑──唸那個出來要幹麼？更遑論12年能使一個後學者清晰的看到政治技術的運作(一種認同與去認同的轉變過程)。
其實這並不令人驚訝，思辨精神始終是社會的敵人，但也是社會因此有異質聲浪的泉源，這些都是基礎性學門所能提供社會發展的無形寶藏，它們的發展與在地總體知識再生產的累積與不同知識識野之間的對話有直接關涉，不該受到如現在這般消極對待。
捐款興學助學的本身當然是好的值得讚許的，尤其這兩筆捐款，捐贈單位指定用作獎學金(而非蓋大樓)，另一筆用作發展基礎科學(而非應用科學)，如此明智的洞見再三讚許也不為過，然而卻不能不擔憂一種「反思辨」的掘起中的意識形態，賺很多錢意味著很有操作知識的能力，這種掘起中的意識形態如今已狀大到從基礎根蝕了倫理判斷的領域。在商者，商人們說貴黨不為我們搞好投投資環境我們便去中國投資；在學者，學者們說人文社會學應該培養第二專長好為就業找門道，同樣的邏輯在助學金的配額制度：獎金是鼓勵人文社會學院在學期間能到商管學院去修就業專長，因此其實是鼓勵商管學院，而非如風中殘燭的人文社會學門。另則宇宙學或天文物理在臺灣儘管倍受輕忽，但在所謂科學至上的庇祐下畢竟還能保住科學的聲望。
荒謬性不存在嗎？您能想像您在街上因為遭搶匪而與他們打一頓，卻因為你的外形壯碩長得像流氓反而叛你傷害罪卻縱容只受輕傷的搶匪？為什麼人文社會科學部門的後學者不能好好安心的培養自己從事一國民族根本的傳承，而必須忙著修會計統計管理或科技管理？為什麼不是鼓勵商管行銷的學生來接受歷史社會、美學、思辨、人權倫理、創造力思辨...商管學生從來不學這些，這導致今天我們所見倒果為因種種荒謬的企業倫理與創造力接受度的貧乏。
君不見那些知名的出版商、企管雜誌打著美學與創意的招牌混淆了創意力與美學教養的意義，什麼創意產業藍海經驗喊得震天，卻始終拒斥接受不同大眾市場的新設計與新產品觀念！
在企業裡，特別是負則產品廣告、傳播與行銷的部門，都有類似的經驗，因為缺乏美學素養而分不清「創意」與「美學」、「溝通目的」與「意義能動」，創意的貧乏根源來自於缺乏思辨精神的大國民大頭症、短視近利的業績考量，企業家賺的錢一旦不夠多便挾媒體追究起哪個政黨的責任，與電視傳媒沆瀣一氣說是某黨沒有把投資環境弄好而如何如何，陷在虛假意識中的大國民門完全不知道那是資本家剝削「小民」生活與生存資本的政治話語，完全不知你們的階級意識與資本家維護其資本再生產的機制是完全對立的，諸君啊！何不看看多久你沒看到令你覺得好笑、有趣的、反映生活的本地產品的廣告與產品了，然後想想為什麼？智威湯遜東北亞區執行創意總監勞雙恩曾對台灣廣告現象說了具客氣的評語：缺乏在地特色。
人文社會學門其實應該徹底自我檢討，該關的系所就要關，但「關」並不是砍掉一批研究員或是取消文史社政哲之類的研究部門，而是要從東亞在地性開始重新思考如何為該學門解除至梏。
長期以來因「脫亞入美」化而扭曲成四不像的人文社會學門高等研究發展，走到了今天可以說是春蠶絲盡。比方在社會學院裡 (我拒絕稱呼一切社會學門概念的學科為科學) 現行分科架構為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公行、國家學或國家發展學 (有些學校的法律系所未獨立)...無論如此細分學門的謬誤為何，這種分科已將大學的「培育後進的功能」與「研究發展的功能」完全混淆，大學部學生無法過了大學四年抱著英文書仍不得其學門入，研究所博士生抱怨他們的課程為何與碩士一起混合，正是這種怪異的扭曲的誤認、完全脫歷史脈絡的學術建制，以及分科背後的學閥派系的美規科學意識形態，佐以分數化的測驗評量制度支配整個人文社會學部的選材與研究成果，才使臺灣高等人文學部門如同只消費不生產的廢物學系所。
當今台灣的大學已經不再是大學了，僅僅只是最能而且必須反映在地特色的人文社會部門就已因誤認自己的「在地位置」而失去方向，更遑論理想與大學本具獨立自由的思辨精神，緊緊跟隨美國式的評比、追隨所謂的科學化格式、追隨僅具美國商業市場操做的SCSS評量，把人文社會當行銷學操作，既無法認清邯鄲學步的殖民之鏡，不斷砍斷與在地的關系，去脈絡化去總體化的盲從，難道要使人文社會學部淪為只是以低成本高學費而無限擴大招生，聊作恤養大學營運的成本性開銷，並蓄養其他諸如資訊醫學等應用科學的發展？
人文社會學部的大學生甚至研究生很悲哀，他們剛從與研究完全相衝突的環境被拋到大學或研究環境裡，只有極少數幸運者能遇見有洞見的前輩而受啟蒙，(：大學裡為數頗觀的老師並沒有更高明，畢竟他們也是在同樣的結構中成長，在八九零年代的職場位置裡沒找到工作才繼續在大學裡發揮考試能力的，未必皆懷有研究或洞見者，) 大學裡絕大多數是一群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只是設法混畢業混升等的人，其實他們很無辜，卻也幸運，因為臺灣的大學與社會完全欠缺一種美、文思、哲思、歷史、自然倫理的思辨氛圍，因此只須不加思索背誦西洋理論，剪剪貼貼所謂文獻探討當論文，幸運者此一也，無辜者因為結構設計如此，只供背誦與學位考試用的哲學系所、文學系所、史學系所、乃至高考，並不是真能提出自己的見解，學生或研究生只好窮於應付學位考試或過多的學分要求，不是做研究而是疲於應付形式上的學分。
一但社會組學生沒考進法律系或商管學院似乎它們就是準備轉系或修雙學位，至於文學、史學、哲學、美…那些東西由於無助就業與資本再生產，因此耗費力氣僅僅只是未了應付學位學分的要求。長期脫亞入美化的知識生產制度必須緊跟著歐美知識市場的擴張，於是台灣龐大的高等人文社會學部淪為只是消費西方人文美學思潮的產品，而自甘斬扼生產東亞性的人文知識的出口優勢。
本地人文社會學部發展者完全以其歐美買辦思維與標準，設計學制與評量大學裡的人文社會部門，學生與研究生將因有限的文化價值選項而無法尋覓出口。最明顯的現象，我們可以發現，台灣史本應是最具東亞性的綜合學門，但在台灣知識市場，研究者除非透過特殊管道，否則竟然無法在學校或在任何地方學古荷蘭語或荷蘭語、葡萄牙語，至於以保存帝國大學南洋研究與東亞研究最豐富資料的台灣大學也沒有專門的西班牙語台灣史（只有極少數，如以曹永和院士為中心的荷蘭語部份，或Jose Borao（包曉鷗）為中心的西班牙語部份，臺灣文史學界不只是窮而是赤貧，因而導致這些解開臺灣多樣性之謎的關鍵學門沒經費開課，只能私人研究與極少數幾個人的圈內傳承），這是最具開拓性的中綜合學門，然而一般人或主流多數卻以為台灣史或臺灣學只是史學中的一個小分支，而不知這個迷團是必須綜合造船學、航運史、十五到十九世紀洋流學、馬來語、印尼語、菲律賓語、西班牙語、古荷蘭語、葡萄牙語、英語日與琉球方言八重山那與國方言、人類學、東印度公司貿易法、比較法學...學者汲汲營營於國科會的寫作比賽，國科會忙著跟隨美國腳步，把與美國的每一場發表與會議的參與當做分數，以為每吃滿一百分便送大力續命丸一顆而得以揚眉亞洲前三名，白日夢。
整個十六十七八世紀的台灣東亞性是完全在海洋的流通上，我們卻沒有任何辨識十七八世紀通行手寫花體字的專門學、沒有古西葡語研究、而史學研究與社會學竟然是互不相干的兩個學門…龐大人文社會學部門耗盡精力不斷討論傅柯的法國哈伯馬斯的德國或美國經濟社會…對自己以及自己所在的亞洲一無所知，既無法教育後進也無法研究本地提供發展上的見解，滿口歐美論述話語裡只能聽見我們該看巴黎紐約倫敦，而不是曼谷、雅加達、亞齊、綿蘭、加爾各答、德里、海德拉巴...臺灣人文社會學部鮮少關心或知道今天日常生活裡的臺灣分享了多少馬來西亞印尼或東南亞文化，也不知道東亞如何共構出今天的局面更惶論走出受中國與美國制肘的僵局部 (上‧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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