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個故事來換 怨憎會苦，愛別離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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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由金城武代言的汽車廣告裡，旁白這麼說著：「有人說，我的前世是一隻『海豚』，到了陸地仍然嚮往自由……」那樣強調當代男性如何於都會叢林中講求品味、周旋於眾女友間以展示所謂「男性的自尊」，稍一恍神，居然就變成了：「我的前世，是一隻『河豚』……」

 

海豚與河豚，孰優孰劣？孰自由孰不自由？恐怕就連河豚知情也要大聲喊冤吧——囿於文字意義，不單流行文化有了符號指涉，就連平常事物也因為「詞的命名」，產生了相異於本質的異化認知。

 

因而在朱天文＜世紀末的華麗＞裡，與其說是展示一段「老」模特兒（二十五歲的）米亞及其眾女朋友們的流行觀，無寧說是對於「文字／語言」的致敬與挑戰：無論是各式顏色（蝦紅、妃紅、鮭紅）、各色風格（中性化俐落都會風絕裂、五○年代合身小腰半長袖）以及橫跨時間差異之材質（嫘縈、緞子、萊克布），在在印證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在《流行體系》（桂冠版）中所言：「真實的服裝體系從來只是流行為了構造意義所提出的自然地平；在言語之外，一點也看不到流行的整體和本質。」

 

所以撇除了「文字／語言」，朱天文的筆下的台北流行乃至於台北城，恐將轟然崩毀——誠然，朱天文不甘於此，她讓米亞在歷經流行系譜宛如浦島太郎時光淘洗的驚詫與憊懶裡，猛然頓悟：「她將以嗅覺和顏色的記憶存活，從這裡並予之重建」——此處當然是對男性世界的挑戰，是對文字（或言知識）向來與男性作一連結、名之為「男性觀點」的加以反擊。

 

其中一段，年輕的米亞等一干人夜行至陽明山，在狂亂之後躺臥於氣象觀測，米亞面臨城內酣睡市人賭誓：「她絕不要愛情，愛情太無聊只會使人沉淪……她立志奔赴前程不擇手段。」並非米亞不需要愛，而是愛之於這位彼時依舊年輕的模特兒而言，太過於尾大不掉，一如多年後當紅的美國影集《慾望城市》這麼開場：「我已經懂得流行，所以我到紐約是為了尋找愛。」

 

至此，愛情與流行終究成為一體兩面，城市之渺遠、愛情之不可信，唯獨抓緊流行才能獲得救贖，才能在日後與有婦之夫老段周旋而游刃有餘，因為文字所象徵的「流行體系」定義了一切，包括老段遺忘了的紅星錶，包括觸發他們情愫來自於印度或某某處的坐墊。

 

那是一場文字／知識體系的角力。像時下青少年肉搏於網路書寫動輒傾軋：「丁丁真是個人才」（你這個笨蛋！）、「你好閃」（你很幸福嘛），那樣省略了潛台詞抑或更多解讀意義的對話。透過反覆翻轉帽子內裡般的鍛字造義，朱天文在＜世紀末的華麗＞裡追索文字／流行／知識系譜之奧義，同時也形塑了故鄉／地誌之於當代已然無從考證，甚至根本沒有故鄉可言——儘管文中安排了一段米亞遠離台北南行至台中縣太平鄉（而今為台平市）的「叛逃」旅程，但米亞終究速返台北，雖然看似需要台北，說穿了，之於米亞（或之於更多當代由南而北遷的移民們），台北終究是一個「文字意義」或「看不見的想像」，想像於台北一○一大樓、想像地段昂貴的大安區、想像東區或西門町……

 

更多的時候，我們根本不認得台北，我們懶得出門。

 

這不免使我想起許多年前，自南部負笈北上，一次在二手戲院裡，偶遇一位來自澎湖的少年，中場時分，聽得少年說他已經在這兒坐了一整天囉，「那些電影片段我都倒背如流啦。」他說，他沒有朋友，也不知該如何與台北人交朋友，所以週日經常往戲院一待就是好幾個小時。

 

當時候，螢幕上正放映著王家衛的【重慶森林】，那樣華麗而恍恍惚惚的流光幻影，一閃而逝的鏡頭浮在少年從外頭走進來的臉龐，那張臉上帶著疲憊與寂寞的神情，他悄悄地塞給我一罐飲料，說是「做個朋友欸」，我看見他領口微微綻線的毛絮，胸前的品牌繡歪了，是「NIKE」的盜版「MIKE」。

 

我朝他笑了笑，沒料到會在台北一待就是二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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