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評邵式柏《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
邵式柏看台灣史的位置與觀點
邵式柏對於台灣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的歷史論述，開啟了一個對台灣歷史的另一個觀點。由邵式柏（以下簡稱作者）的身份來解讀台灣歷史，讀者可能會有二種完全不同的解讀，當然也會對他的詮釋有不同的評價。
就東方的社會而言，時間的線性一貫特色可能不會被重視，統治政權往往是一個期間的更迭，例如東南亞社會的中心與邊陲 概念。當然，處於東亞的中國與台灣社會，不能說與東南亞的社會有類似的概念，但社會文化的相互吸納，在處於地理邊陲的區域，是較可能發生而且產生文化上的變異。但人的生活經驗是持續的存在這個我們探討的社會空間，而時間成為歷史討論社會的主要軸線，以下就針對作者對台灣歷史的詮釋作部份的解讀與討論。
作者欲處理的議題
作者在其前言就提到，他主要是要處理幾個重要的問題。一，平埔族群在這個時期的社會角色與漢人入墾帶來的影響；作者提到，以往的研究均強調清朝政府對台灣人民的隔離與消極治理，而忽略了清政府為何會有如此的治理政策，而且對於在該時期強調漢人人口大幅成長帶著忽略平埔族群被漢人同化的變向土地佔有，產生了平埔族群的地權問題。對於台灣當前 的歷史論述，當時的平埔族群的消失，歸因於漢人開墾，平埔族群因而移居於中央山脈，作者以語言學與考古學的證據論證這一點。其次，對於清朝當局對於台灣的統治，統治者是採消極的治台或積極理性的治理，作者與施添福有很不同的觀點與看法 ；前者認為，清朝的治國，強調政治安定、財政獨立與不為統治當局帶來困擾，雖然在統治初期先後三個時期的隔離政策，看似是不近人情的統治手段，但其政策對統治當局是帶有理性的思考。而後者則持不同的看法，他認為清朝政治府對台的政策，完全是不理性的“國家剝削論”。
作者的討論，提出了在這段時期，平埔族群的社會角色嚴重被忽略，取而代之的是漢人的移墾社會。對於統治態度的看法，則是強調“理性治理”的論點。
對本書的討論
筆者以為，本書作者提出的觀點很有張力，但是我必須提出幾個問題來討論。一，作者忽略了台灣在這段期間的社會變遷與自我意識。在清朝統治的初期，幾個重要的民間革命，在短暫控制台灣期間，均有傾向“遵明制”的社會現象，而筆者認為，這是受了鄭氏影響，並不能視為前朝（明朝）意識，居住於這個島上的人民，就筆者觀點，已成就出了屬於自己的社會，如前述所提出的Mandala概念一樣，處於邊陲的地區一但產生了屬於自已的社會意識，則其所謂“帝國”或“國家”意識是不存在的，也許我們可以稱作是“民族性格”的改變，這個可以在十九、二十世紀的台灣歷史，看到類似的影響。但不可否認的，作者是以清朝帝國的視野來看中心與邊疆的關係，對於邊疆的統治，與其他的邊疆治理並無任何特別的差異，故作者並不認為清朝的治理是“消極治台”，筆者是相對地較贊同作者的看法。其次，平埔族群的消失或移動，作者以語言學與考古學的證據來說明平埔族群是「同化」於漢人社會，而且由此來反駁漢人人口快速成長的說法。就平埔族群在航海時代的台灣，人口與社會地位應該是高於漢人社會，但在十八世紀後情況改變，漢人社會強於平埔社會。但筆者認為，如此二分地來看台灣的社會，容易掉入一種分類的化約，也就是說，在將一百多年的過程中，漢人社會與平埔社會是否可以再區分的那麼清楚，尤其是在禁渡的那一段時期，平埔社會若“主動” 地改變或在漢人的有計劃進入平埔社會，也可能徹底改變其社會的生活型態。當然，作者對在這個時期的台灣歷史，強調了平埔族的社會地位與角色，平埔族群的地權問題。三，就整個國際局勢而言，清朝政府的確並沒有看到世界潮流的改變，對於台灣的統治，仍以「資源饋乏與化外之地」的想法，並沒有看到台灣當時的發展性，筆者認為，這是清朝政府視他國為「蠻夷之邦」的結果。國際關係，對清朝政府來說，是一種納貢關係，十分類似於東南亞社會的社會結構，在海權時代來臨之後，清朝政府仍不知，就我的認知而言，言並非是「不理性」的結果，而是封建思考的原因。
結語
本篇簡評邵式柏著《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一書，筆者認為，作者較以大的統治格局來看台灣歷史，邵式柏對台灣歷史的詮釋，提高了平埔族群的歷史可見度，且將整個台灣歷史重現於線性時間的脈絡，由台灣內部的族群互動與大至國家的統治經濟來看待台灣的歷史，就整個清朝帝國的版圖，統治者的政策敏感度的確較差，而且再加上根深蒂固的種族優越，使得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產生期待的落差，也在現代歷史詮釋的潮流中，出現了不同的解讀觀點。
不可忽略的是，台灣這塊土地，她的社會結構的確在航海時代的台灣有了很大的轉折。我想，看台灣歷史，不應爭論統治者是理性治理或不理性的剝削，因為「理性」存在主觀與客觀的認知與論述，應該回到該社會空間所發生的事與人的互動，任何一個事件的發生一定有其歷史脈絡，準確或斷然的切斷某個歷史形成一個斷面，對歷史的詮釋會有過於主觀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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