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望雲囑我為他的詩集寫序，此事曾困擾了我很久。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我認為文學作品沒有絕對的價值判斷標準；詩也無所謂好壞，完全是個人品味問題。正因為如此，今天的我對評論式的詩評（commentary）興趣不大，也不打算再寫所謂詩評了。第二，徐望雲作品的表現方式與我心目中詩的形相頗有距離，我曾在信中表示這點，坦白地指出他的語言表現與造情選景，與我一向強調的實驗性相去甚遠。徐望雲的答覆是他對「『實驗性』之強調總是抱持著懷疑的態度……」這段小故事看似無聊，涉及朋友隱私；但它對文學理論的啟示重大，值得仔細分析。
在文學傳播結構中，徐望雲是訊息放送者（作者），他的詩是訊息，我是訊息接受者（讀者）。根據這三個單元，有人會把文學現象分成三方面來討論，即（一）徐望雲如何創作？（二）他的作品的語言表現如何？（三）我如何閱讀徐望雲的作品？
但是今天這種三分法受到質疑，因為前兩種也可包含在第三種之內，即「徐望雲如何創作？」「他的詩作如何？」本無客觀的描述，也都是被我或任何其他讀者所讀（詮釋）出來的，我的文學立場性使得徐望雲的一切都變成我陳述的寓言。
這種似乎抹煞作者的論調當然無法為詩人接受，理由很簡單：詩人是個有意圖的主體，這意圖涵蓋他的文學觀念、信仰、創作背景和動機。但我在他處已經表示過，作者的意圖已然經過多重中介，不再是他私有的了；此外，由於語言的作梗，詩人的意圖無法透明地顯現在創作上，充其極殘留下「語言化的意圖」。這語言化後的意圖固然無法還原為意圖，詩人也無能為力掌握讀者如何再現他的作品，遑論引導讀者如何透過其作品再現其意圖了。在認知基礎上，意圖與語言皆非私有的。
懷抱歷史主義，研究接受美學的人，樂道「視域的融合」，認為在作品產生的歷史時刻，讀者對文化、倫理和文學有種種預期，這些預期成為創作和閱讀的基礎，它便是該作品的視域。然而，在漫長的時間之流裡，這件作品的視域與歷史上各時期讀者的預期不同，舉例來說，今天大多數讀者的閱讀預期視域，和宋詞的視域不會相同。甚至就微觀而言，一九八零年代的主導預期，也和五、六零年代不同，雖然某種風格的詩仍然存在。所謂的接受美學，其功能便是重建某歷史作品當時的預期視域，並分析該作品閱讀經驗的歷史演變。
徐望雲與我屬於同時代的人，照理說我們的預期視域相去不遠，也許數百年後的接受美學史家重建一九八零年代時會得到一個這麼想當然耳的結論。
然而本文一開始便指出，我們對詩的預期視域迥異，這種離異現象至少有兩種可能的解釋。第一，一九八零年代共有的預期視域只是一個神話，這視域中包括許多離異論辯的聲音，在這種情形之下，徐望雲與我不再隸屬上述傳播結構，在其中他是作者，我是讀者；實際上，我們同為讀者（正如他此刻在讀我一樣），分屬不同的詮釋團體，兩人的文學訓練、信念、品味不一，因而對詩和語言的看法與價值判斷殊異。因此，接受美學強調的貫時性（diachrony），彷彿被置換為併時性（synchrony），在這併時階段中，徐望雲作品的視域和作為讀者的我的視域傾軋，兩人所宗主的詩類型自成系統，構成八零年代台灣詩風的多元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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