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就本位主義的立場而言，我認為徐望雲的詩風雖然同時存在於目前的多元系統中，它已經不是（或從來不曾是）主導的詩文類。假如我們把一九八零年代的台灣詩視為一個多元系統，其中包括各種風貌的詩，作為支系統。但我要指出，但我要指出，這些支系統並非各擅勝場，同時統領風騷；反而形成階層關係，保持暫時的、緊張的、辯證式的平衡。任何一個多元文學系統中，都有主導的文類，這種主導文類居於多元系統的核心位置，形成作者創作與讀者閱讀的預期視域；同時位居這多元系統邊緣的有許多次要的文類。當然，中心與邊緣並非固定的，而是變動不居的；經過暫時的穩定後，中心的現象逐漸移向邊緣，讓新的現象在中心浮現。被擠向邊緣的文類雖然風貌未變，卻喪失了原有的主導功能。各種文類在多元系統中的辯證關係，係在時間之流中運作，因此暫時靜止的併時性無寧是貫時性的。
詩史貫時性的嬗遞，產生新情勢，原來主導的正典，在新文學系統中淪為次要，甚至消逝不見，即使殘存，也只是續貂（epigonic）作品。這種原來統領風騷的文類之所以會被離心作用捲到邊緣，正由於它的體製（語言的運作）已為成規，甚至俗套。換一套詞彙來說，構成作品訊息的語碼（code）已經使用過度（overcoming），過份為讀者熟稔，他不需要花工夫來解碼，他接觸這類作品時的反應已經固定。相反地，主導文學不斷企圖創造現實的新模式，以「反固定化作用」輸入其資訊，不斷刺戟讀者，使他作新的預期。在文學演化史上，多元系統的階層關係不斷地變動，主導文類的穩定性並不很高，但它應作出前衛的姿勢，與過去切斷，不斷實驗與創新，使得併時性的系統實際在貫時性中演化。
上面的論辯也許流於抽象，這是我故意的設計，以免引起是非；但這抽象的論辯可落實在這幾十年台灣詩壇的變化上。這篇短序沒有提到徐望雲的作品或任何其他詩人的作品，也許詩人會失望，但徐望雲是一位誠摯的作家，這些討論對他應有意義的。
（後記）張漢良，曾任台灣大學外文系系主任，現為該系教授。張漢良是創世紀詩
社的詩論好手，當年與蕭蕭合寫的「現代詩導讀」一套五冊，幾乎是愛詩人人手一套的入門經典。
當年，我請他為詩集寫序，但很可惜，我的作品並不前衛，沒有「實驗性」，不符合他的期望，但他仍勉為其難地寫下了這篇文字，文字間充分展示了他的讀詩傾向，我也相信他對我深有期許。
只不過，什麼樣的詩才是「主流」，這類的論辯，對我們這一代的人來講，其實沒有什麼意義。李白、杜甫的詩在那個時代也不是「主流」，兩漢時期的主流是那些拍馬屁的「賦」，但今天仍能朗朗上口的，卻是「古詩十九首」：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誰還記得什麼「兩京賦」、「兩都賦」？
張漢良在寫完這篇所謂「序」後，我曾考慮要不要印上詩集裡，但一來基於我是「強人所難」，他不忍拒絕；二來也是基於我敬他是詩論界的前輩。最後，還是決定放進了詩集裡。
至於他的論點是否合情合理，或合乎文學史的常規，我想，現在台灣詩壇的現象，已代為解答了一部分，其它的，就讓時間與讀者去解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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