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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憑借「女書」訴苦情「紅公雞，尾拋拋，三歲姑娘會唱歌，不賴姐娘教會女，是女獨自個聰明」。江永地區著名的「女書」民謠似乎給了女書研究者打開語言隔閡的一把鑰匙。中南民族大學女書研究學者葉緒民教授對記者說：「那就是沉澱於文字背後的社會文化背景。」為傳「女書」，女書傳人業餘時間傳授女書，而學習者全為女性教授們調查發現，當地婦女之間自古流傳著一個習慣———結交「老同」（同性夥伴），一般為七個，稱「七姐妹」。由於結「老同」直接體現出人品、道德等，因此，能否結到更多的「老同」直接影響到該人的社會地位，甚至有結不到「老同」，一輩子嫁不出去的說法。由於過去數千年間男權思想的主宰，女性不但不能讀書寫字，連相互碰頭鬧家常，被男人聽到後也會嗤之以鼻。不為男性所諳的「女書」就在此特定的背景中生存下來。現已發現的作品，有的寫在紙上，有的寫在扇上，還有的繡在手帕、被子、花帶上。在江永縣，人們還見到一幅紅色的「帕書」，字跡纖秀，每行字數相等。這是一首詩，漢語意思是：新華女子讀女書／不為當官不為民／只為女人受盡苦／要憑女書訴苦情。除了訴說身世、表達情感外，當地婦女還用「女書」來祭祀祈禱、敘事記史、說唱娛樂。江永縣的花山廟便是「女書」活動中心。婦女們每年陰曆五月初十聚會於此，手拿寫有「女書」的巾帕、紙扇，高歌讚頌她們心中女性的主神姑婆娘娘。1931年出版的《湖南各縣調查筆記》中寫道：「每歲五月，各鄉婦女持扇同聲歌唱，其所書蠅頭細字，似蒙古文，全縣男子能識該文字者，余未見之。」
 　　●「女書」梁祝不見梁山伯大部分「女書」所言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是女中豪傑或賢德之女，而男人有時甚至是醜化了的配角。如民間故事《梁山伯與祝英台》在流傳下來的「女書」中，記述的故事標題變成了《祝英台》。在迄今整理出的「女書」作品中，90％以上為詩歌體，甚至與「五言」、「七言」等漢字成熟詩歌體形式接近，這更使得識寫「女書」成為了當地婦女心目中女性「知識分子」形象的代言。如新娘出嫁時候陪嫁的賀禮———用女書寫就的「三朝書」，成了新婚之日婆家擺放在大廳中驕傲的「臉面」。「女書」世界的婦女們用一種內部流通的文字建立起自己的世界，既是無聊時光的慰藉，更是一種同男權社會對等的身份識別系統，她們用這種只傳女不傳男的「密碼」，為自己圈出了一方男人們無法進入的世界，並世代相傳。
 　　●推測與「甲骨文系」並立對「女書」幾近20年研究的謝志民教授似乎並不滿足於此。在對「女書」字形的比較中，謝志民和葉緒民等教授吃驚地發現，「女書」字體明顯呈現出「圖騰崇拜」的痕跡，而這只有在史前人類的文化如古埃及文字、瑪雅文化、甲骨文中才會出現。「種種研究表明，『女書』可能崇拜的『圖騰』是『鳥』。」謝老對記者說。「女書」中，「頭」在書寫上象形為鳥頭，而由「甲骨文」演變的漢字「頭」象形為人的頭；又如「體」象形為鳥的身軀，而漢字「體」則像形為人的身軀：「君」象形為「兩個鳥身軀的並列」，而漢字「君」則像形為「一個人握著筆加一張口」。「甲骨文系」崇拜人，「女書」崇拜鳥，如果這個推斷最終能被確立的話，那麼以往學術界一致認定的以「甲骨文系」文化主打中華的語言文字理論將可能會隨著「女書」這一驚人發現而打破，從而形成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北南兩部分中華古文化，後者最大的可能代表便是春秋時曾雄霸中原的吳、越王國的起始族群———從未見到過其創造和使用自己民族文字作任何記載的古越人。讓謝老對該研究推測深感自信的是，代表古越族史前文化的浙江河姆渡文化、上海及太湖流域的馬家濱文化、崧澤文化等，出土的文物大多顯現著「鳥圖騰崇拜」的痕跡，甚至在數千年之後，越王勾踐佩劍上雕刻的「王」字下方，也有二鳥呈現。
 　　●亟待搶救破歷史謎團據瞭解，「女書」目前正面臨傳承危機。上世紀90年代以來，「女書」傳人高銀仙、義年華等幾位老人相繼去世，目前在世的能閱讀和書寫「女書」的只有93歲的楊煥誼和60多歲的何艷新等人。此外，「女書」作品流失嚴重。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流失到國外的「女書」作品有近百件。由於經費等原因，保護及研究方面舉步維艱。女書研究尚處於起始階段，如果不能得到搶救，女書為什麼只在江永及其毗鄰地區流傳？在以男性為中心的封建社會，男性如何能容許婦女學習和使用男性不懂的文字？女書何時形成？這些謎團將留下「永遠不解的歷史遺憾」。無疑，江永「女書」是人類歷史上一個植根甚深、牽涉面甚廣的神奇文化現象，它對研究人類文字和文明的起源、女性文化和文明的發展歷程等方面具有重大研究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