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時20年 紀大偉寫同志文學史

身兼作家與學者的紀大偉（見圖，杜宜諳攝）不是台灣書寫同志文學史的第一人，卻堪稱為最具代表性者；在2012年出版《正面與背影：台灣同志文學簡史》後，他又花4年之力完成規模更大、長達30萬字的《同志文學史》，若回溯自閱讀文本、史料收集與研究開始，作家好友陳雪稱這可謂他集20年之力，「滴雞精等級」的史書。

在台灣同婚議題正熱的此刻，交出這部學術生涯大作，說話時習慣緊蹙眉頭的紀大偉卻相對平淡：「希望大家好好珍視台灣曾經留下來的文化資產。」這個資產亦即同志文學，特別是解嚴前漸被遺忘的作品。

然而從書名開始，他便不斷顛覆既有框架，「我不要在同志文學前冠上『台灣』，就像美國寫文學史、中國寫文學史的理所當然，不需要加上國名，否則好像顯得自卑。」而書名副標「台灣的發明」，雖帶有台灣獨具豐盛同志創作的驕傲，卻也同時悲哀地意指，「我們沒有同志電影史或同志影視史等等，只有文學記錄了同志歷史這件事。」

紀大偉把同志文學的起源從作者主動，轉移至「讀者開始在文字中感受到同性戀人事物」起算，大膽主張報紙開始提供大量同性戀相關訊息的1950年代為「同志文學史的關鍵十年」。

書中依20世紀初至1960年代、1970年代、1980年代、世紀末、21世紀初期的年代序分章，同時對應冷戰前到後冷戰時期，突破線性史觀，深掘同志文學的內涵。

比如他特別將1970年代的女同與男同作品分章敘述，以突顯各自迥異的主題；在被稱為同志文學黃金時期的世紀末一章，他則捨棄「解嚴」而將「愛滋」作為同志文學的轉捩點，也探究愛滋恐慌的來由。

雖然本書並非同志運動的產物，展現的卻是「以文學為媒介描寫同志歷史」的企圖，他花許多篇幅描述各時代的社會氣氛，行文也擺脫枯燥生硬的學術口吻，宛如與讀者聊天般生動活潑。

「談同志文學絕對無法跟時代切割，」紀大偉語重心長地說，相對於過去黨外或同性戀運動的歸宿都在文學，解嚴後相反，上街變得比寫作更加方便，把文學當作發聲媒介的同志書寫勢必逐漸式微，「所以我很感激能在此時，把台灣有過的歷史寫給台灣的讀者看。」

(中國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