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聖誕節，王志明（左戴墨鏡者）與副刊同事在南投蕙蓀林場；上為黃驗，中為劉克襄，右為曾金源。（圖／季季提供）
2001年1月12日《聯合報》第五版，圖中畫面是教育部長曾志朗代表政府向張以淮致歉。（圖／季季提供）
從《野鴿子的黃昏》 引出感人的故事
後來楊蔚為王尚義寫的追念文，則是他告別阿肥家的客廳並為「這一代的旋律」譜寫的最後篇章。
1967年11月12日，楊蔚在《經濟日報》「綜合」版發表〈從野鴿子的黃昏引出感人的故事〉。
──「文壇上有一個早殞的天才，最近在人們心上捲起一陣懷念的浪潮——他是四年前逝世的王尚義，也就是《野鴿子的黃昏》的作者。……捲起這一陣浪潮的原因有二：其一是他的遺集的發掘與印行，其二則與最近的一大新聞有關。……他生前是一個醫科學生，死後卻因為文學方面的成就獲得重視和適當的評價。……他的朋友們說，王尚義給人的印象，蒼白，尖銳，激動，並且不時會爆發一種帶著嘲諷意味的大笑。那種逼人的氣勢，有時頗難讓人忍耐。不過，據說他有好幾個知己的朋友，也都是在辯論問題吵架吵出深厚的友情來的。……」──
這最後篇章發表之後半年，1968年5月至6月，陳映真等人與阿肥陸續被捕；楊蔚則已陷入「用狂賭麻醉腦袋，以沉淪贖罪自己」的深淵。
「這一代的旋律」催生者竟是羅家倫
楊蔚一生善於掩藏，2000年領了白色恐怖賠償金準備遠赴峇里島定居之前，竟把他自稱「遺書」的一堆書與文稿交我保管。拿出《這一代的旋律》（1965年7月學生書局出版）那本書時，已逾七十之齡的楊蔚，又說了一個我不曾聽聞的，與「這一代的旋律」相關的祕密。
「如果沒有寫那個專欄，警總也許不會盯上我和阿肥那夥人……。」
──啊，阿肥那夥人？那夥人的「民主台灣聯盟」案已經三十二年啦！
他摸著那本薄薄的書，沉默了一兩分鐘才緩緩說道，他是受不了〈台灣好〉那首流行歌曲的虛假歌詞，才決心介紹阿肥他們那些腳踏實地真實創作的台灣音樂人……。
「〈台灣好〉那首歌，妳知道吧？」他說。
我知道，我也會唱。
1964年之後，美黛首唱的〈台灣好〉轟動全島（那時沒人知道那昂揚悠遠的曲調來自卑南族的盧靜子）。
──「台灣好，台灣真是個復興島，愛國英雄英勇志士，都投到她的懷抱。……我們忘不了大陸上的同胞，在死亡線上掙扎，在集中營裡苦惱……。他們在求救，他們在哀號……我們快要打回大陸來了，快要回來了。……」
楊蔚的語氣轉而憤怒了，他說〈台灣好〉讚美當時的台灣「是個復興島」不算太離譜；說大陸同胞在求救，「我們快要打回大陸來了」則太誇張也太虛偽了。尤其讓他生氣的是，〈台灣好〉的作詞者竟然是羅家倫（1897-1969）；他是「五四運動」命名者，曾任中央大學校長，清華大學校長，駐印度大使，考試院副院長，國史館館長……。
「他媽的，歷史學者，大學校長，竟然昧著良心寫出那種虛假歌詞！他媽的，老蔣窮途末路都快死了，你還在替他吹捧反攻大陸回大陸，還在欺騙台灣人民！而且他寫那些騙人的歌詞時，還是國史館館長！……」
我望著那本橘紅封面的《這一代的旋律》，想起1964年11月讀「這一代的旋律」專欄時，怎知它的催生者是鼎鼎大名的羅家倫！
羅家倫1942年在重慶出版的《新人生觀》，竟成了張以淮1951年在台北被捕的罪證。（圖／季季提供）
《新人生觀》竟是張以淮被捕的罪證
然而羅家倫的故事未完。
楊蔚去峇里島之後不久，「羅家倫」的名字出現在2001年1月12日的《聯合報》；而且與1965年曾參加鷺鷥潭婚禮的「張以淮」有關。
那天的《聯合報》，以半版刊登「四六事件」五十周年政府公開向受難者道歉的大幅報導。教育部長曾志朗握著張以淮的手代表政府道歉的合照非常醒目，記者張錦弘的報導「張以淮、孫志煜患難結親家」也很感人；其中兩句卻讓我愣住了：
──「七十二歲的張以淮說，他被抓是因讀過前教育部長羅家倫寫的《新人生觀》，竟被視為『思想有問題』，著實荒謬……。且抓人的是保安司令部，不是警總；警備總部是一個多月後實施戒嚴才成立。──」
《新人生觀》1942年3月於重慶出版。羅家倫那年剛卸下中央大學校長之職；元旦那日於「陪都重慶」所寫自序有此說明：
──「這部書裡的十六章，本是我於中央大學西遷以後，對全校的一套系統演講。……章章都是講完和寫完在敵機威脅的期間，有時還在四周圍火光熊熊之中。……我斷不敢說這部書是表現一種有力的思想，我只敢說這是我個人用過氣力去思想的一點結果。……敬以獻給有肩膊，有脊骨，有心胸，有眼光而有熱忱的中華兒女，尤其是青年。──」
而青年張以淮，竟因讀了這本書，1951年在台北被捕！當時奉命抓人的保安司令部，是從何認定它的「思想有問題」？
羅家倫出版《新人生觀》時45歲；寫〈台灣好〉歌詞時65歲；被楊蔚痛罵以及被張以淮供出時，已經辭世三十餘年。他終生效忠國府，言行文字「政治正確」；《新人生觀》為何「思想有問題」？這個謎也只有當年的保安司令部能解。
多情說書人的情節轉換如舞台劇
阿肥這套「肥書」，記錄了我們同時穿越六十年代的文化符碼：在國際學舍聽音樂會，在耕莘文教院看《等待果陀》；閱讀《文星》《文學季刊》《草原》《劇場》，也面對它們慘遭停刊……。
最為特殊的是，我們共同經歷了「民主台灣聯盟」案的煎熬；他是受難的核心人物；我的前夫楊蔚緊貼著核心旋繞；我則立於核心邊緣痛苦的旁觀。
2004年，楊蔚在印尼病逝。2006年，我在印刻出版《行走的樹》初版，首次以文字見證我作為「民主台灣聯盟」案邊緣人的親身經歷；其中第四章〈阿肥家的客廳〉第五章〈音樂派與左派的變奏〉都在寫阿肥，在此無需贅述。
「肥書」二百多回，從少年阿肥到青年阿肥，參與的活動比我廣博數十倍，結交的學界、藝文界朋友更是難以計數。他是多情的說書人，敘述眾人諸事鉅細靡遺，聲腔既隨興又宏亮，情節轉換則如舞台劇，一場又一場；時或質疑，時或嘲諷，時或指控，喚起我淹埋已久的層層記憶。
最讓我震撼與深思的是第215回〈一個早產農村調查員的鎩羽生涯〉，提到他1967年考入台大考古人類學系後結識了同學王志明，兩人十分投緣，不時去屏東林邊鄉竹林村王家長住，騎著王父的三陽機車在周邊村落走訪蕉農，調查他們的種植過程及被官商剝削的困境。他更直言受到志明父親王車備先生為人行事之啟發，也因而「走上較為基進的政治革命之路」……。
閱讀的當下，看到「王志明」這個名字，我的腦袋迴路霎時旋繞不停：曾在《人間》副刊與我共事兩年多；翻譯李維史陀《憂鬱的熱帶》；1987年夏在國泰醫院置換心臟瓣膜住加護病房；我幾度坐在病房門口焦灼等待默默祈福……；啊，是那個6月13日夜晚不得不送別的，我始終念念不忘的王志明！
在《台北之春》重逢解嚴前的王志明
1982年9月，余紀忠先生創辦美洲《中國時報》，在紐約建印刷廠設編輯總部；副刊編輯部則設在台北，與《人間》副刊辦公室門對門，我常看到陳文茜，周浩正，黃驗，劉克襄，秦宗慧等人；1983年也開始見到王志明和陳素芳。
1984年11月，美洲中時停刊，社方後來安排劉克襄、王志明轉到「人間」副刊。劉克襄與美術編輯何華仁雅好賞鳥，空閒時常蹲在「人間」門口談賞鳥，王志明則喜歡和我聊閱讀談作家，說他正在翻譯《憂鬱的熱帶》，我也才知道他台大畢業後，曾去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讀人類學研究所，但因先天心臟瓣膜不全，需定期手術置換，只好放棄博士學位回台北……。
那時志明住景美，到公館轉車到報社前，常去台大附近逛書攤，買盜版的三十年代作家小說和台灣出版的禁書。有時背著書包走進辦公室就默默掏一本偷偷塞給我。那時還沒解嚴，有一次塞給我的竟是林樹枝1986年的《出土政治冤案》。
是的，或因還沒解嚴，即使買了林樹枝的禁書給我，志明從沒說他有個好同學是阿肥丘延亮。我在「肥書」看到阿肥被捕後，志明曾去景美看守所探望，向他報告殷海光的近況；志明當時就已知道「民主台灣聯盟」案了啊……。
而我，那時不知志明與阿肥是同學，更怕別人知道我的前夫楊蔚那些事，當然沒跟志明說起我與阿肥丘延亮以及「民主台灣聯盟」案的牽扯。
腦袋迴路繞到最後，我與志明曾經那麼近，近到一起偷看一本又一本禁書；但是又那麼遠，遠到阿肥在我們之間而兩人都看不見。
如今，在《台北之春》裡，丘延亮讓我重逢解嚴前的王志明與阿肥，彌補了我們三人之間蒙蔽多年的缺憾。
謝謝阿肥寫了王志明。也謝謝他記錄了許多我們都知道以及更多我並不知道的歷史。（下）
●台北之春下午茶，7月28日（星期五）下午一點半至五點在華山文創園區中3館拱廳（台北市八德路1段1號）舉行，免費入場。
（本文刊於2023/07/17聯合報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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