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mboo三少年，左邊是Bass、右邊是Solo Guitar，陳輝龍（中）穿著模仿Bob Dylan唱片做的外套。（陳輝龍提供）
Bob Dylan的《日昇之屋》黑膠。（陳輝龍提供）
我要說一個關於青春，關於夢想的故事。這不是「有志者事竟成」的療癒事蹟，也不是被命運摧毀那樣的悲傷情節，我要說的是我的作家同儕陳輝龍，少年組搖滾樂團的不勵志故事。
我與陳輝龍同世代，只小他一歲，都出生於基隆，然而兩人聊起來卻像成長於不同時空。我童年照片不多，因為家裡沒有相機，他卻國中畢業就擁有一台自己的單眼相機。我小學時期除了學校、眷村，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他卻已經會去一種叫作「音樂屋」的地方消磨時間。我畢業的學校，叨天之幸都還健在，陳輝龍說他唸的學校都不見了！國中唸鼓山，已經不在了，台南的美術專科學校後，不久又轉到潮州，之前還轉過的幾個學校都倒了，最後好不容易畢業的潮州美術職校，也倒了，所以他畢業而仍舊存在的學校，只有鼓岩國小……，所以，需要填履歷時，他只能填上「鼓岩國小」畢業。
「等一下，」我頭昏了，「你為什麼要一直轉學？」
「因為品性差啊！」
「怎樣差？」
「打架滋事。」
我把標準降到最低：「有混幫派嗎？」
「沒有啦，只是血氣方剛。」
「你水瓶座耶，怎麼會這樣子？」
於是他講起在火車上跟台南水產學生鬥毆始末，校方要他留級，不想留級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轉學。「我很怕留級，那要到哪一年才能畢業？很不想待在學校，只好轉學。這是第一次鬥毆事件……」好吧，我把話題拉回來，我要問的是關於他曾經組band的輝煌歷史。在我唸高中的1980年代初，身邊不少會彈吉他、熱愛音樂、唱歌的好朋友，也有嚷嚷要組band的，但都沒有付諸行動。陳輝龍在那時代，絕對是最瘋狂的怪小孩。
但在談他的band之前，我想先弄清楚剛剛從他嘴邊滑過的一個名詞，「什麼叫音樂屋？」
陳輝龍說，「我小時候住高雄，那個年代的高雄，有個堀江商場，我家就在旁邊，它現在沒落了，當年曾經是全台灣最大的舶來品區，大概是晴光市場的十倍大。而附近一整條五福四路跟七賢路加起來，可能有超過百間以上的音樂屋。音樂屋專門放搖滾音樂。以前我跟台北朋友碰面，談起台北的搖滾音樂，朋友說有一家『天才』，在西門町，還有幾家……他兩三下就數完了，我說你們台北很爛啊，我們高雄也有一百家以上的音樂屋，招牌把美國、英國的搖滾合唱團名字都取光了！」
我請他描述音樂屋。「就是專門放黑膠、聽搖滾樂的地方，像咖啡廳，有供應飲料，但烏七嘛黑的，你如果穿白色的衣服會有螢光。老闆一定是搖滾樂愛好者，唱片多半是翻版。可以聊天，但大部分人就是去聽音樂。裡面大部分是大人。我常去的那家叫『衝浪』，也是合唱團的名字。」
「誰帶你去的呢？」
「我小時候會跟一些大人玩在一起，第一次去，大概是跟著鄰居高中生吧。音樂屋可能也跟美軍留下的酒吧文化有關。那時高雄港商務發達，鹽埕有港、有河，還有山，日據時代留下一些商場，又有美軍文化，文化多元豐富。大大小小的音樂屋，小的只有桌子兩三張，最大的一家叫作『滾石』，就在雄女附近，記憶中有兩、三層樓，騎腳踏車跨過愛河經過會看到很大的一面牆，牆上有個『滾石』樂團標誌的吐舌頭。但我們不敢進去那裡，聽說很貴。我最早去的那間叫作『日昇之屋』。英國藍調搖滾「動物樂團」（The Animals）的〈日昇之屋〉（House of the Rising Sun）是我最早聽到的搖滾樂，我問了某個大哥哥，哪裡可以買Animal的專輯？他指引我去一家唱片行。唱片行老闆綽號11指，因為他有11根指頭。」
「那時我剛進國中，分到好班，真是非常非常痛苦，體育沒了，美術沒了，音樂也沒了，覺得生活很黑暗。我的排遣就是去音樂屋、唱片行。那位11指老闆的店，一半是唱片行，一半是愛國獎券行。他老婆負責賣可以賺錢的愛國獎券，但是唱片行，我每次去都是只有我一個人。就看到他們夫妻每天都在吵架，用台語罵很髒很髒的話。我告訴11指老闆，想買Animal的專輯，他說，我跟你講，你要先認識一個人，叫作Bob Dylan。你拿回去聽聽看，如果覺得不好聽再拿來跟我換。之後他跟我講了許多人，許多音樂，中間不時傳來他老婆的叫罵聲。後來我到紐約，買的第一張唱片，就是Bob Dylan的最初專輯，為的就是他用唸的唱出〈日昇之屋〉（House of the Rising Sun），如果要我選最佳版本的話，那Dylan的，當然是第一，The Animals是第二名。」
這就是陳輝龍的搖滾音樂啟蒙課，在11指老闆和他老婆的髒話叫罵之中。那時父親跑船，媽媽不太管他，會管他的只有哥哥，但是大他十五歲的哥哥當兵去，他就沒人管束了。國三下學期該準備聯考了，但他當沒這回事，父親寄補習費給他，就拿去買了一把電吉他。有一天鄰居跑來問他媽媽，聯考要不要一起包車去？他想慘了，他根本沒有報名！意識到這件事，高中已經來不及報了，他跟媽媽說，「喔，我不用考那個。」馬上去報了五專。
我實在覺得不可思議：「不是學校會幫你們一起報名嗎？」
他說：「那時候很散，沒理這個事。」
「你到底在幹嘛？」
「就是一直在想著要弄個band啊。我那時很天真，覺得唸書不必在學校，可以自學。」
他先去找了一位專門在辦桌酒席上演奏的老師學吉他，組了樂團，又跟一位吉他手的舅舅學，他們教的都不是他想要的，但算是入門學了基礎。
他運氣不錯，進了南部唯一的美工專科，「唸美術是因為我國小時有去畫過電影看板。工頭把照片打格子，幾十個人合力完成，畫的時候根本不知道自己畫的是哪一個部分，但工資還滿豐厚的。畫圖這種事，我們小時候就會的。既然非升學不可，那我就唸美術吧，以後應該會有用。」
陳輝龍的第一個band，叫作「Baby’s」，我笑出來：「好可愛啊。」「因為我的小名叫小寶。」「哈哈哈！」「那是國中剛畢業時，我們還做制服，繡英文字母，那個B字還學ABBA，把它反過來。
Baby’s團員裡鼓手的媽媽非常支持他們，曾把自家頂樓借給他們練團。團員就從美工科的同學裡找，後來轉學兩度更換團員，改了名叫作「Bamboo」，原因是，三個男生都瘦瘦高高像竹竿。Bamboo學英國雛鳥樂團（The Yardbirds），兩把吉他、一把bass。陳輝龍是主唱，彈伴奏吉他。
「Bamboo三個男生住在一起，都念美工科，我們在鄉下合租公寓，還有個畫室，是廚房改造的，平日一起寫生、攝影、練團、表演，甚至還嚴格規定：不准聯誼！」
「為什麼不准去聯誼？」
「我們有很多事要做啊。覺得談戀愛很煩，尤其看到同學的遭遇，特別是班對……」
「遭遇！」我說：「你用遭遇這兩個字！」
「那真的慘不忍睹好不好！」
這比他聽什麼音樂更讓我好奇了，「到底是什麼『遭遇』把你嚇成這樣？」
「比方要跟別人報告行蹤這件事，我就覺得很累。也會碰到一些女生，似乎興趣想法跟你一樣。但一開始一樣，後來也會變得不一樣。我喜歡的東西，大部分女生應該不會太喜歡。」
「你認為音樂、攝影，大部分女生不會喜歡嗎？」
「因為我聽的音樂跟別人不一樣。攝影更麻煩，女生會覺得那你拍我啊。」我狂笑。
「妳不會嗎？」
「我不會！最好不要拍我！」
「而且我經常出去攝影，全台灣是我的大照相簿，全省各地的走，女生會說你為什麼不帶我去。不然就是不停的問我在幹嘛？我為什麼要告訴妳？其實我很簡單，我不是出去拍照，就是在暗房洗照片，不然就聽音樂，花很多時間聽音樂。」
「聽音樂總可以一起吧？」
「起初可以一起，後來女生就會說可以聽別的嗎？如果我彈吉他，她就會說，那我唱你彈。幹嘛啊，主要是她唱的我不會彈，她就會說你怎麼不會彈，這種東西很簡單啊，我說那妳自己彈。」我已經笑倒，我說算了，你還是別去聯誼引起公憤，好好玩你的搖滾吧！
但搖滾音樂在那個年代，尤其在「鄉下」是非常寂寞的。他們也嘗試在學校組社團，那年頭社團名字不能叫什麼搖滾、熱門音樂，只好就叫作電子吉他社。以為活動地點在禮堂，自然就會有人來聽，根本沒有人來聽，頂多是他們動員的同學、學弟妹來捧個場。他們唱最多的是Bob Dylan的歌，比如〈Blowing in the wind〉、陳輝龍最喜歡的〈Seven Days〉，「這首歌就是一直唸：Seven days, seven more days……一般人聽起來可能很無聊，但我喜歡Blues的歌，那時候對黑人的Blues興趣超高。」還有就是那首〈日昇之屋〉，可以說是他的最愛。
〈日昇之屋〉是美國傳統民間音樂，動物樂團1964年錄製，被認為是「第一支民謠搖滾樂」。歌詞是一個年輕人訴說著：「在紐奧良有一間屋子，人們都叫它日昇之屋，很多窮人的孩子都在此毀掉一生，我知道，我就是其中一個……」。他的母親是個裁縫，爸爸是個賭鬼，這個賭鬼唯一感到滿足的，是他喝醉的時候。他說他「一腳踏在月台，另一腳踏在火車車廂上，正要回到紐奧良，回去戴上腳銬與鎖鏈……」這歌實在太悲慘。悲傷憂鬱的藍調原就流行於社會底層，銜接上電子搖滾，完全擊中少年陳輝龍的心，學他們飆吉他，悲傷地嘶喊。但是……社團活動沒人來聽！
更悲慘的是，某日遇見一位排灣族同學，還得過五燈獎的，他說我可以去參與你們社團的活動嗎？當然歡迎啊。結果他來的那天，台下滿滿的人。
「他也唱搖滾嗎？」
「什麼！他唱校園民歌，唱〈歸人沙城〉！」
噢，歸人沙城，我正想啦啦啦啦，啦個幾句的，陳輝龍恨恨地說：「我恨死這首歌了！天哪，這靡靡之音吧！居然那麼多人！而且下面還跟著唱！」我趕緊閉嘴。「後來呢？」
「沒有後來！我氣死了！我們就退出那個社團，給他去弄了。」
在學校沒搞頭，他們到餐廳去唱。有人介紹他們去高雄名演唱西餐廳。老闆問他們會彈什麼歌？他們興匆匆彈起〈Blowing in the wind〉，這應該很通俗吧？「好，盡量不要彈這個。」老闆給他們一個歌本，「你們回去看一下，而且要彈客人點的歌，不能自己想唱什麼就唱什麼。」三人面面相覷：原來我們是伴奏啊！他們回去翻那歌本，都是校園民歌、瓊瑤電影的歌，居然還有〈離家五百哩〉，「我最恨鄉村音樂了！無聊而且單調！」不過他們還是去唱了，因為鐘點費還可以，唱著唱著，他們添加了不少器材。
他們把那歌本裡的一些歌改編成Blues，包括膾炙人口的〈我家在那裡〉。客人就說，「欸，彈正常一點好嗎？」屈辱感愈來愈重，這條道路怎麼跟想像的完全不一樣啊。暑假回家，心情低落，輝龍的媽媽說：「你去唱歌，怎麼回來變這樣？」母親真是他的知音，告訴他：「沒關係啊，你不喜歡就不要配合嘛，這些就當成練習的經驗。」
他們往前更進一步是開始嘗試作曲，台北音樂圈有訊息捎來，說民歌唱片公司在選歌，如果被選中了，一首一千元。陳輝龍說，「那時我根本不會寫字！就先寫了旋律，AGoGo的曲調，其實跟民歌那種調子完全相違背，再開始拼字，填詞。完成的第一首歌，〈飄雲的日子〉，就是從民歌裡面找字，覺得比較容易入選，還真的被買了。第二首歌，從公共版權裡找詞，用了胡適的〈生查子〉：「也想不相思，可免相思苦。幾次細思量，情願相思苦。」寫成一個Rumba，也是藍調，又被買走了。
事情好像是朝著漸入佳境的情勢走了，他們繼續寫歌，雖然被買走的歌並沒有發行，但有唱片公司來談了，要他們至少錄十首歌才能出。他們在自己創作的八首作品之外，也翻唱一些喜歡的歌，其中一首〈Daddy's Home〉是他們平日練團最常唱的歌。〈Daddy's Home〉是1972年The Jackson Five的歌，也是藍調，旋律簡單如兒歌，歌詞是期盼爸爸回家的感覺。三個台灣少年雖然並不理解美國父子的生活方式，但他們唱出自己的心情。其中兩個團員的父親都是船員，短則幾個月，有時一年半載才能返航跟家人相聚，而另一位團員的爸爸是軍醫，同樣是經常缺席的父親。當陳輝龍動念組搖滾樂團時，他寫信給爸爸，希望老爸帶把電吉他回來給他。沒想到，收到的是一台迷你錄放音機──「Walkman」（隨身聽），那是1970年代劃時代的產品。
他們就用這台Walkman，在一個十月連續假期裡，借了學校的攝影棚，錄下生平唯一一卷演唱實況錄音，卡帶正反面60分鐘，共錄了十幾首歌。
卡帶錄好了，備忘錄也簽了，他們還自拍唱片封套，然後就沒下文了。等待，等啊等，等到他們三個都要去當兵了。「我後來長大才知道，簽備忘錄是沒有用的，必須要有明確的時間、預付多少金額的合約才算數。」三人入伍，band自動散了，這件事也就隨風而逝了。
退伍後，陳輝龍到雜誌社當攝影記者、出國上紐約攝影學校，告別了他的樂團夢。在紐約期間，書沒唸到，倒是天天泡在唱片行裡，回國前聽說有唱片行倉庫大拍賣，他把剩下的錢全部花光，把所有狄倫的唱片都買下來。「前陣子找唱片，看到了那時在紐約買的，封套上還貼著日期……」
他還找到了一張久違的照片。照片上，是三個日以繼夜彈唱搖滾的瘦高男孩。就是當年打算當作唱片封套的照片。
回首那一步之遙，如果當年唱片發行了，人生會不會不一樣？沒有欷吁感慨，「其實也沒什麼啊。」陳輝龍說，「這是很多人青春的時候都會作的夢。」
但搖滾樂是這樣的東西，照片中的貝斯手現住北京近郊，當他45歲那年，毅然跑去當模特兒！主奏吉他手在洛杉磯成了長途重機車旅行者，而主唱陳輝龍，成了小說家陳輝龍。熱血滔滔，他們依然是那日日彈唱搖滾的男孩啊。
(本文刊於2021/09/07中國時報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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