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季母校省立虎尾女中1961年之前的校門及日據時代留下的木造樓。
我常遠遠的看到左手邊軌道上的母女倆慌張疾行，穿睡衣的母親端個鋼杯拿支湯匙，白衣黑裙的秀眉微彎著腰，側著頭一口一口吃著母親送到嘴裡的早餐。站長吹起哨子時，她才趕緊跨過軌道跑來月台…
秀眉母親的軌道早餐
1957年小學畢業後，除了放假日，再也聞不到銅罐仔糜的香味。我固執的放棄離家近的縣立西螺中學去考省立虎尾女中，也固執的捨棄只要走五分鐘就能搭往虎尾的台西客運，堅持跑十多分鐘去坐台糖五分仔車；只因那條鐵枝路穿過父親的兩塊稻田，我曾在田岸看火車冒著煙嘟嘟遠去，決心以後也坐那火車去讀虎尾女中。
台灣當時有「糖島」之稱，政府財政收入主要靠蔗糖外銷，虎尾則號稱「糖都」，因虎尾糖廠是總廠，面積遼闊，還有自己的公園、招待所、員工宿舍、安慶國小、醫療所、製冰廠、冰果室。為了與其他糖廠互通原料與成品，從虎尾火車站延伸的五分仔車四通八達，我早上搭的溪州線從彰化縣溪州糖廠開出，通過西螺大橋後，西螺、二崙是大站，設有站長及多條調度鐵道；埔心、頂茄塘、墾地是小站，只有一支站牌，連個遮雨棚都沒有。我上車的頂茄塘站屬於定安村，站牌在我姑婆女婿經營的磚窯前方；從永定村往南而去途中有大片墓仔埔，怒生著陰森的林投叢。母親擔心的說，「透早行過墓仔埔，會驚到啦！」我說：「哪會驚到？免驚啦！」母親瞪著我嘆氣：「唉，妳這個查某囡仔！」
五分仔車大多是一長列蒸氣貨車，密閉的黑色車廂大概載送蔗糖，裸身的鐵板則堆滿白甘蔗。台糖為了服務蔗農與員工，特別於早晚各開一班只有兩節的汽油車，讓他們的子女上下學免費搭乘；非蔗農與員工子女則需買月票。台西客運月票二十五元，台糖月票三個月才十五元，「每個月省二十塊呢。」這理由終於讓父親勉強同意我透早跑遠路去頂茄塘搭五分仔車。
從搭五分仔車開始，我的童年與悠閒早餐結束了。國小六年，七點多吃完早餐跑五分鐘就到永定國校，上了虎尾女中後，五分仔車六點半駛至頂茄塘，我六點十分就需跑出門；母親則六點不到就叫我起床穿制服，刷牙洗臉後站在灶前，一嘴嚼兩下的吞食她熱好的剩菜剩飯（也用剩菜剩飯加個荷包蛋替我裝便當）。匆匆跑出宅門時，夜霧猶未散盡，偶而在路上碰到提著一籃韭菜花的叔公迎面回來（露水未散前摘的韭菜花較嫩），笑著大聲說：「卡緊走哦，火車欲來囉。」
那班五分仔車，三分鐘後經過我家的田，五分鐘後進入二崙站。站長外省人，兒子讀虎尾農校，卡其色制服不紮進去，學生帽歪著戴，車子進站時，站長舉著旗子，兒子吊兒郎當從宿舍跑出來，嘴巴嚼動不停，有時手上還拿個包子。
然而二崙站更經典的畫面是高一學姊秀眉，她父親是我堂嬸婆的弟弟，在農會做獸醫，高大黝黑很帥氣，來永定出勤總叼著菸吸不停。他娶兩個太太，秀眉母親是細姨，身形苗條，皮膚白皙，只生一個千金。秀眉高挑像父親，皮膚白皙像母親，而且一頭捲髮，胸部肥滿，英文、數學都好，常在車內指導學妹，又不時在軌道上吃早餐，成了溪州線焦點人物。
汽油車進二崙站前，速度漸緩，我常遠遠的看到左手邊軌道上的母女倆慌張疾行。穿睡衣的母親端個鋼杯拿支湯匙，白衣黑裙的秀眉微彎著腰，側著頭一口一口吃著母親送到嘴裡的早餐。站長吹起哨子時，她才趕緊跨過軌道跑來月台。上了車後，也和站長兒子一樣嘴巴仍在嚼動。站長兒子繃著蠟黃的臉，秀眉則面色紅潤，害羞的笑著。
跟秀眉姊較熟後，我曾好奇的問她母親餵的早餐是飯還是糜？
「就是一些剩菜剩飯混在一起嘛！」她說。
哦，原來也是雜菜。
此後我不曾在其他火車軌道上看到那樣獨特的，移動式的早餐儀式。－－那幅母與女的餵食畫面，也已在我腦海成為經典。
台北初期的早餐四味
1963年我從虎尾女中畢業，沒考大學，到台北參加文藝營。一周後回到永定，還在家享受了半年多的優閒早餐。那時五個妹妹都上學了，最小的弟弟也已五歲，母親無需再熬銅罐仔糜，父親養了四年的安哥拉乳羊奶水多，我們每天喝現擠現蒸的羊奶，早餐第一碗飯還能泡羊奶呢。——除了永定，還有哪裡能吃到羊奶泡飯？
1964年3月8日來台北後，做了十四年職業作家，常常寫稿至深夜，近午起床後吃早午餐。剛到台北初期，在永和竹林路17巷13號分租一房，斜對面是私立勵行中學（據說是竹聯幫起家處）與勵行市場。當時投稿雖然都順利發表，稿費一千字五十元，房租每月200元，時常一天只吃一條八塊錢吐司，配醬瓜喝開水。
竹林路口右手邊有家著名的豆漿店，我在文星書店短暫服務時，早上去那附近搭公車，常見店口油鍋煙霧迷漫，店內擠滿了人，心底納悶著豆漿燒餅油條到底多好吃，為什麼那麼多人愛吃？有次領了稿費，走進去跟人擠一桌嘗嘗，唉，和白吐司配醬瓜比起來，燒餅油條配豆漿確實好吃，和我家羊奶泡飯比起來，卻是多麼乏味啊。－－以後寧可繼續吃白吐司配醬瓜，再不去人擠人。
過了一個多月，我的讀者阿碧拎一袋紅心拔拉到竹林路看我。她先寫信請報社轉，收到我的回信即循址而至；原來她也住永和，熟門熟路。她大我一歲，純樸開朗，一見如故，說她新婚不久，先生寫詩，是個外省軍人（也是筆友結識），駐地在新竹湖口，假日才回永和。她娘家曾是三重望族，在台北市東區有不少土地，卻被好賭的父親賣光了；「我也不知我老爸現在哪裡，已經十多年沒見了。」
她母親離婚後做工養三個女兒，善理財靠標會在永和中興街買了上下四十坪樓房，後來又在附近豫溪街買十多坪的三角窗小樓出租。阿碧是長女，育達夜間部畢業，從小協助母親照顧兩個妹妹，很得母親疼惜，要她婚後離娘家近方便走動，就把豫溪街房子收回給他們夫妻住，還送電鍋、冰箱等嫁妝。
阿碧見我連個書桌都沒有，寫稿必須伏在竹床上，直說太辛苦了，勸我要常出去走路活動筋骨…。臨走時，她以阿姊的口吻說：「這樣好不好，妳從這裡走到我家，大概二十多分鐘，以後寫累了就出來走走，順便到我家吃飯聊聊天。」
這是多麼溫暖的邀請啊，我有時近午起床就慢慢晃過去，她在電鍋煮了飯，冰箱拿出魚清蒸，炒個蛋，小黃瓜涼拌，蝦皮洋蔥湯…。每次去，有什麼吃什麼，飯後泡杯香片，天南地北聊，雖只兩個人，悠閒之感卻像在我家六七人吃早餐。她是我到台北後第一個來看我的讀者，也是唯一邀請我去她家吃飯並去中興街見她母親及妹妹的讀者。－－在貧乏的職業寫作初期，阿碧給我的富足綿延不盡，至今感念難忘。
1964年6月，《皇冠》與我簽基本作家合約，每月可預支六百元稿費，住對面巷的馬各建議我中午去他房東家包飯。房東姓張，上海人，在廈門街經營萬和醬油，生活很儉省，三房兩廳的西式平房，夫妻倆與小女兒睡裡間一房，兩兒子搭行軍床睡飯廳，飯桌則移至客廳，空出客廳旁兩房分租馬各與韓漪；當時他們在康定路《聯合報》當編輯，晚睡晚起，午飯等於早餐，吃完睡個回籠覺再出門上班。
張媽媽是舊式婦女，穿旗袍繡花鞋挽髮髻，每天煮紅燒蹄膀，然而中午端上桌的永遠是半個凝一層白油的蹄膀，吃的是前一晚剩飯加熱開水泡飯。吃哦，她拎來熱水瓶端上半鍋冷飯時都說這兩字。有時她坐在門邊矮凳，低著頭摘細小的綠葉，我問她為什麼要一片一片摘，她說：「枝子上一節節都是莿，會扎手哩，你們慢慢吃哦，我來煮一碗枸杞蛋花湯。」不一會兒，一大碗黃配綠的湯端上來，她又說：「喝哦，今天好不容易又買到呢，枸杞對眼睛好，你們寫字的人要多喝哦。」
她桌上還有什麼菜，我毫無印象，只記得第一次吃到的紅燒蹄膀、開水泡飯、枸杞蛋花湯。那冷的肉、溫的飯、熱的湯，三種溫度層次分明，不知是上海人儀式還是張媽媽獨創？
在張家的早午餐時光，我也聽了一些熱的冷的故事；包括一對私奔同居的前房客，女主角是台南某紡織大廠的千金。－－其間曲折得另篇細述，以後再說。（待續）
（本文刊於2018/03/13中國時報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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