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轉載自網路 ; 蔚理法律事務所網站 )
一、事業之認定
根據公平交易法第二條規定，公平交易法適用對象分為四款：
一、公司。
二、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三、同業公會。四、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体。也就是包括法人及個人（自然人），同時包括非法人團体。
這個條文看來簡單，卻也相當複雜，舉例來說，公平會曾解釋過一個案例：
「土地代書」是否受公平交易法規範，結論是仍受公平交易法規範。關於第四款，什麼叫「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体」，若以一農民為例，他在採收蔬菜之後，將部份剩餘蔬菜挑到市場去賣，如果是打游擊、偶發性的，就不受公平法規範，因為他從事的工作沒有事業須具備之繼續性。又例如一般勞工，因受僱而從屬於雇主，不具備獨立性，也不是事業，因此，如果代書是受雇於某建設公司，專門從事代書事務，喪失了其獨立性而為公司的受雇人，就並非事業；但是相反的他如果不是受雇的，而是獨立接辦業務，同時其業務行為有持續性，就是事業了。
另外，公平會也曾接獲申請解釋演藝人員是否受公平交易法規範，在電視台對演藝人員有「差別待遇」或「聯合封殺」時，演藝人員是否可以根據公平交易法來申訴？這就牽涉到演藝人員是不是公平交易法所稱的「事業」，如果不是，演藝人員只能根據勞工法令規定對雇主做權利上的主張，如果是事業，就可以根據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二款向公平會申訴電視台構成「差別待遇」。因此，演藝人員是不是「事業」就十分重要了。
就此公平會曾做成解釋：
一個演藝人員如果已組成工作室，有相當的組織体、繼續性與獨立性，就可視為事業。反之，仍以勞工身分受雇於各電視台，而未具獨立性的演藝人員則仍屬勞工階層，並非事業。
所以說，法律工作就是在不斷的區別，同樣是藝人，就要去區別何為「事業」何種不是，這種不斷的區別，也可以說是不斷的分辯是非，追求正義的途徑。
另外，公平會還曾解釋過「工會」是否事業，初步看來，工會是工人的團体，當然不是事業，但是工會法中規定龐雜，工會除了保障工人權益、進行團体爭議等以外，還可以開設銀行、信用合作組織，雖然現在還沒有出現，但如果有一天某個大工會開設了這類組織，其業務行為仍要受公平交易法規範。
還有一個特別的案例，就是計帳、稅務代理人組織的職業工會，算不算事業，公平會在去年六月最後作成解釋，認為職業工會並非事業。個人對此解釋抱持不同見解，認為，雖然是職業工會，但計帳的稅務代理人與代書有類似背景，既然代書有可能稱作事業，計帳的稅務代理人也應可當做事業，除非他是受個別公司雇用的勞工，不能在外面接案子的才不算事業，而在外獨立營業接案子，有繼續性、獨立性的，就應屬事業。所以說，有些解釋不一定正確，也就成為法學家研究評論的工作。
有人就要問：上述這些案例看來似乎互相矛盾，代書之所以成為事業是因為其獨立營業，而演藝人員不也一樣是以個人獨立在作營業，為何就不是事業呢？
筆者認為，法律的困難就在於區別是非正義時，往往發現正義難明，中間總有模糊不清的地帶，而在不得不作決定時，對這些模糊不清的地帶還是得作出決定。上述問題的區別在哪裏呢？土地代書有辦公室、聘雇人員，已經有勞力、人員及資本的結合組織；而並未組織工作室的演藝人員，可能只在家裏等候通告、簽約，並未花費資本，只擁有本身的演技和勞力而已，因此並不成為事業。兩者間看起來似乎差距不多，還是有所區別。
又有人要問：是不是因為代書必須有商業登記才可營業，而演藝人員並不需要商業登記，所以後者不是事業。
有關執照登記的問題，當然是一個「區別」的重要標準，但是困難又發生在，如果某些代書並未登記就在營業，這時區別的標準仍然必須回到其業務是否具獨立性、繼續性的特質上，對一些沒有執照的行為，仍然要去判斷。
這些區別標準（獨立性、繼續性）一般可以通用，例如模特兒經紀公司、一般企業等。
這些區別上的問題在勞工法上也會發生，勞工法強調勞工有其附屬性、附從性、從屬性，而有些人則是自我受雇，例如律師等，就比較不被定位為勞工，而朝向企業發展。
最近也有一個案例，職棒聯盟對所屬球隊球員規定薪水上限，究竟是勞工問題或是公平交易法問題，這時就要去區別職棒球員是勞工或是事業。在美國，職棒球員地位高薪資頗高，有可能被視為事業，但在台灣是否可以比照，我個人持懷疑的態度，目前尚未定論。不管如何，最後一定要做決定。
由心理學角度來看，這樣的決定是有很大的壓力的，要由學理與本身認知來做決定。
接著來談，「政府機構算不算事業」這個比較困難的問題。最近國建六年計劃開始，產生不少工程招標問題，投標而未得標的廠商，是不是可以依公平交易法控告政府「差別待遇」呢？公平法第二條第四款規定：「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体」是不是包括政府呢？其中學問頗大。
舉例來說，捷運局發包一條工程路線，假設其中發生不公平現象，本來條件符合最可得標的廠商卻未得標，廠商是否可以控告捷運局差別待遇？這就牽涉到捷運局是否符合事業的定義。
雖然說公平之心人皆有之，但爭議在於，捷運局為發包單位，它扮演「需求者」角色，而並未有任何「提供」，不像律師或會計師收費提供服務，政府機關在以公權力提供服務時並不收費，似乎沒有一般商場的交易行為。
法律上有公法與私法「一元論」與「二元論」。在英美法系上，公法與私法並未有所區別，人民可以到法庭上控告政府；而在大陸法系的德國、台灣則採「二元論」，人民與政府機關間的「公法」糾紛依循行政救濟管道向上請求救濟，而人民間的私法糾紛則在法庭上解決，也就是區分公法與私法的「二元論」，前者屬於國家公權力範疇，後者則為提供商業服務上範圍。如果捷運局在捷運完工通車後成立捷運公司，就由公法轉為私法範疇，成為事業。公法與私法「二元論」的區分，也是法律上的一種區分。
不過這並不表示公權力的行使不受任何法律規範，而是分兩條体制來管，私法的由私法規範，公法由公法規範，最高層次就是憲法，不過我國目前法律文化發展尚未到達此一層次，不像美國憲法十四條對行政機關的規範已作成了許多判例。
如果政府機關並不「提供」商業上的商品或服務，只「接受」商業上的商品或服務，就並非公平法第二條第四款的規範範圍，例如行政院採購物品，由需求面上並未提供商品或服務。
這是目前的基本原則，但是有原則就有例外，有些政府機構除了行使公權力以外，也提供商品或服務，並且收費，則可能是事業。例如退輔會液供處，提供液化瓦斯，這部份就要受公平法規範，既是行政機構也是事業。捷運通車後，人民付費搭乘捷運，捷運公司也就是事業，必須受公平交易法規範。又如，台北市公車處，也因提供公車服務，在這方面成為事業。鐵路局也一樣，是政府機構，但因提供鐵路服務，並且收費，所以也受公平法規範。另外，國有財產局代表國家管理國家財產，必要時可以出售或出租非公用土地，這時也是提供商品，也可能是一個事業。
所以在法律原則上，仍有許多個案必須個別認定。
至於戶政事務所，一般申請戶籍謄本必須收費，看來似乎也是提供服務的事業，但此項收費定位為「行政規費」，必須有其法律授權，不是一般商業服務，並非事業。例如訴訟費用也是以公法上來收取，同樣是收錢，仍然有所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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