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Kai專訪──帶著勞工朋友一起追求至高無上的幸福
我出生在勞工家庭，父親從低層勞工開始打拼，我的童年生活便在工廠的機械、模具、紙箱與化學作料中度過，一九九五年十月父親白手起家的工廠，因為鄰家造紙工廠發生大火遭受波及而付之一炬，多年的心血因此逝去，當時尋求相關的法律途徑協助未果，工人們只好傷心的離開，而父親也一人背負巨額債務默默離去。
這樣的故事在台灣工業發展史上不難發現，去除掉悲劇性的命運色彩後，仍有許多勞工們因為全球化浪潮與跨國資本等種種問題而失去工作，甚至會延伸出更多的社會問題，家庭、青少年、教育等等問題。但是，發生了這一切之後呢？是否真有具解決能力的組織能夠正視接踵而來的問題，協助這些背負台灣經濟發展命運的底層勞工，讓他們能夠真的快樂的工作，安心的生活，而不是擔心，自己與自己拼命撐起的家庭即將毀於一夕。
當我到了羅興階導演現在位於台南某工業區的工作場地後，讓人懷念的童年印象重現了，是大型塑膠噴射機轟轟的作業聲，吱吱的尖銳聲後，從一個小小的出口滾出許多塑膠成品，堆積成山，沒有人有時間將它拾起，然後整齊的裝箱，因為導演兼工人羅興階正忙著剪去塑膠成品的突出物，一邊和我聊天，說說他這些年來所拍攝的勞工紀錄片，以及這一次在高雄所舉辦的高雄國際五一勞工影展的策展源起。
羅興階導演（以下簡稱羅）：我現在都拍勞工的紀錄片，所以在工廠的這個工作只是兼差，體會勞工的生活，來當臨時工，不過因為這間工廠跟我有些親戚關係，所以才有可能讓我這樣搞，如果是正常主僱關係怎麼可能讓我這樣跑來跑去？又要拍紀錄片，那是因為他（老闆）跟我說，我拍那個沒什麼錢，來他這邊幫忙最少有錢可以生活！
雖然是很無奈很辛苦，可是也知道說勞工工作八個小時、十個小時之後，他的工作一天做下來很累，根本沒有多餘的時間去參與社會的一些互動，他只能要求家庭而已！因為我都拍勞工紀錄片，所以我也想給他們一個啟示，勞工的福利那麼差，政府的保障又是最低的，那你要怎麼改變？老闆只要一落跑，沒有資遣費也沒有退休金，因為有很多老工廠，他看勞工要有一筆退休金，就假裝關廠，那一些工會他們都知道老闆會用這種招術，所以會帶領他們爭取權利去抗議，一抗議之後他才可以爭取他的保障或是雖然沒有政府的保障最少有退休金，參加勞動職廠之後你便會體會懷疑：他們會看到你的影片之後會起來搞革命嗎？
勞力密集的人，他真的要到已經精疲力竭、已經被壓到喘不過氣了，才會反撲，或是除非自己有受到迫害才有可能出來，像我這個做了十個小時，你一定要十二點睡覺因為明天一早八點就要上工，不可能有時間跟別人互動，又不是革命家或是超人，沒有那個體力；我沒有小孩，那有小孩的回家要照顧小孩看他的功課，根本沒時間跟人家互動，我覺得說有一些貴族勞工（我發明的詞），貴族勞工屬於公營企業的，也就是多出來的人力，他們工作比較輕鬆，假期很多還有工會假，可能有時間去互動，一般受僱於私人老闆的大部分沒有工會，就算有工會，假期也很少，除非是上市公司，政府會有一些規定，公司沒有辦法掌握工會才會這樣。所以我現在在做這個工作比較會重新思考，思考自己的片子為什麼會沒有得到迴響，其實影片拍了就需要觀眾，最單純的其實就只是分享而已，我想要和更多勞工朋友一起分享我的紀錄片，把我感受到的讓更多人看到。
廖憶玲（以下簡稱廖）：我想這樣勞動密集的工作，不單只是沒有時間與外界互動，他們的工作週期也只能到達某個年紀，超過壯年期後可能沒有辦法繼續工作，但是在當下也只能拼命賺錢。
羅：是啊！像現在超過四十歲搞不好就沒人會僱用，有一些工作也會看年齡，看看你的工作經驗，再看到你的年齡，條件再好他也不會用，真的很可憐，所以要改變社會必須在一個社會變動並遭受很大壓迫的情況下，景氣一直沒復甦，政府也很腐爛，人民才有機會重新組合，現在像政府也沒有勞工政策，對弱勢的族群沒有保障，那他們（勞工）怎麼辦？的確要抽出時間關心沒錯，那一定要像菲律賓、印尼和泰國，因為他們沒有工作，想工作但是國家沒有工作機會，只好做外勞。如果有某一個黨派要集合，他們比較有時間積極參與，有閒的時候他才有機會去參與一些社會運動抗議，像農民也必須在農閒的時間才能去參與這些活動，不然他的稻子成熟了，任由荒廢在田裡沒人收割也不行，很多很多環境因素，天然跟自身的環境因素讓他們沒有辦法參些勞工運動。不過像我在這邊做，當然不是笨到只會做，雖然手一直動沒有什麼其他時間去冷靜，但還是應該要自己去整理、去思考一些東西。
廖：最早是什麼因素讓你開始注意及拍攝勞工議題？
羅：大約一九八六年開始，當時民進黨還沒有組黨，一開始我是參加街頭運動或是演講會、社會運動。那時我有工作，我當過美髮師，也賣過照相機，一有空我就會去參加。那時台灣還沒解嚴，連資源都沒有，不像你們拿著攝影機碰的就拍了，而且現在的ＤＶ是所謂的民主機制，有一點資源你就可以掌握這個機器，以前沒有，一台機器要幾十萬，都可以買一棟房子了，相機是貴族消費，更何況解嚴之前公部門掌控媒體的發言權，這方面也特別管制，所以這樣的器材不能讓它發展，解嚴之後才慢慢變廉價。
像我，剛好在那個階段的尾端，那時也有萬年國會、還有所謂的明星會等等，當時我剛好高中畢業，記得那時我們的一個牧師，他有參加美麗島事件，也有美麗島雜誌。因為當時基督長老教會很關心台灣的社會，又因為當時台灣國際局勢的問題，退出聯合國，瞬間變成國際孤兒，所以長老教會便會去跟政府做一些諫言。但是，一觸及國家主權跟人民想要的國會改革這些敏感問題，一個獨裁政府是不希望別人干涉政治的，他希望你當個憨百姓就好。我接觸這個之後才開始去參加社會運動，才知道種種不公。以前外面看的人比裡面遊行的人多，因為參與遊行是需要勇氣，就算想參與但是不敢，即使是理性的訴求，例如我們需要民主社會和國會全面改選這些議題。
那時候我在裡面拍，也很多人會害怕，當時我用一三五相機拍照，不了解的人會以為，我是當時政府的蒐證人員。在我們追求民主社會的過程中，最弱勢的就是勞工，他們沒有自己的代表，像選立法委員選舉要錢，勞工哪有三十萬拿出來？一定都是老闆啊！那這樣的制度就是有瑕疵，這樣就不是全民政治啊！是有錢人的政治，這樣就會變成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脫離讓大家積極參與政治的架構，建構這個社會就有問題。我在這邊做了之後才覺得，要讓勞工出來參與，真的要付出相當的代價，所以如果說政府沒有協助，勞工會要起來組這個，要很多力量要很大很大的組織，國營事業的工會才有辦法，他們有合法的薪水跟假期才可以，其他的沒有能力，要有新的方式來思考跟改變他們的生活。
我們是想要把其中一些不法不公不義不平等的事情揭發，只是說不同階級的人看到這些紀錄片的時候能夠重新思考，站在另一個比較弱勢族群的地方去思考，一起把社會建構成一個比較公平正義和平的社會，這樣我們的國家才有進步，我覺得執政的有權利的人應該協助弱勢或沒有權利的人來積極參與政治社會。
一接觸紀錄片之後，我覺得紀錄片是很多元的，有私人隱密的跟同志議題的等等很多，可是這些片子拍的很棒、也很感動，可是感動之後留下什麼呢？感動之後經常是沒有行動的，因為都是用一個人的思考方式：用同志的思考方式、用殘障同胞的思考方式、用很多不同的思考方式，但是因為我所接觸到大部分社運團體，都用紀錄片去當武器，要來改變社會，所以我參與社會運動、我拿到這個小小的電子攝影機，我也想這樣，因為執政黨他還是一個有權利的媒體，他可能為自己的利益、報導偏頗，今天即使很多人在訴求一個議題，但也許為了保住另一個利益團體，他會去削弱、打壓，然後就沒有了，因此，若是真的有一些很好的議題需要讓更多人知道，若是沒有管道了，你的報導沒有人知道了，若是被打壓了，就會很辛苦，但是並不是退縮，而是要再找另一個方式繼續積極的去做。
廖：在拍那麼多勞工議題的紀錄片之後，到現在籌辦了勞工影展，是什麼樣的契機促使這個影展舉辦？
羅：其實有和另一個活動一起舉辦「勞工鬥陣相挺」的一個活動，用比較能啟發勞工議題的方式，來紀念這個許多勞工用生命去爭取來的福利，例如勞工基準法等等的，因為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像基督徒佛教徒一樣有慈悲的心腸去關心我們的勞工，應該是說每一個社會都要有一個準則，其實現在的勞工基準法是最低最低的一個保障，條件也不理想，但是勞工要爭取自己的權利就必須自己出來積極爭取福利，有整理的去跟資本家老闆或是政府討論該如何修正一些相關的法條，這樣才是好的。
我們都知道要辦一個影展辦的成功必須要一些時間，雖然我這一次沒有百分百的滿意，經費跟時間都有限，但是像這樣一個有意義的活動我仍希望能有一個起頭，然後繼續做下去做的越來越好。
文maggie
圖A-Kai紀錄片浪人劇照
原文刊登以下網站
小電影主義
http://www.filmism.com/
民眾紀錄片公園
http://www.docu.org.tw/wiki/Writing/Note20040511W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