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的國際大新聞當然是中國內地的大規模反日浪潮。試看四月十日香港各大報章的標題，便知這近年難得一見的內地大規模民眾運動是如何的有新聞價值。現列舉昨日六份報章的頭版標題如下：
(一) 明報頭版：「數萬京民衝擊日使館」
(二) 蘋果日報頭版：「北京3萬人反日遊行」
(三) 東方日報頭版：「巨龍怒吼」，副題是「北京爆近年最大反日示威」
(四) 太陽報頭版：「京掀反日大風暴」
(五) 星島日報頭版：「北京二萬人衝擊日使館」
(六) 文匯報頭版：「日本篡史者聽聽中國人怒吼」
明報、蘋果、太陽和星島看來較為客觀，只用上中性的字眼來描述北京的民眾運動，似乎不帶任何立場。東方和文匯則擺明車馬，不約而同地用上「怒吼」一詞來形容中國人的憤怒。
不知各位對這事件(或一連串的事)有何看法﹖這兩天看到數位朋友的網上日記均有描述此事，加上家裡老媽的嘮叨，我發現對此事持否定立場的人好像較多。這使我不由得想說說一些藏在心裡的想法。
老實說，看到各好友對此事的回應時，我幾乎全都不表同意。不是說他們的立場不對，只是稍嫌不夠全面，好像對歷史背景不甚了解便議論一番，想來不免令人遺憾。至於一些見仁見智的「觀點與角度」問題則更多。
事件的經過恕不贅述，我相信只要稍為留意一下新聞的人都會知道個大概。值得特別留意的，是你的評論角度。一般而言，評論的基本要求是客觀，這更是報業的金科玉律(當然，實際上做到的幾乎沒有)，切忌片面或隨便地下判斷。舉一個例子，我老媽一看到這則新聞，想都不用想便認定這些中國人「不文明」、「很離譜」。於我而言，這種「想都不用想的判斷」簡直「想都不用想」便知道是何等片面。
我無意為中國民眾「護航」，但當我們理所當然地批評內地民眾「暴力野蠻」之前，是否應該先回顧一下歷史﹖被公認為「愛國運動」的五四運動是「非暴力的和平抗爭」嗎﹖近一些的美國「反越戰示威」又是否不流血﹖北京的反日示威至少沒有導致流血事件，充其量只有局部經濟損失(但不知事態發展如何)。我們評價他們是否「不文明」之時，又有否想過「反越戰示威」中的年輕美國人是否「文明」﹖
有些人會認為時代進步了，不能以此類比。我大致同意，但好像「七一大遊行」般和平理性的大型遊行示威畢竟並不多見。人多自然難以控制，加上可能有些煽動分子在其中挑撥離間、意圖造成騷動，這便容易導致大混亂。這次北京的反日示威雖有令人遺憾的暴力行為，但實在不是「義和團」、「紅衛兵」式的盲目群眾運動。於我看來，示威中有暴力行為當然要予以譴責，但不應簡單地將其視為「不文明」的表現。
中日交惡源來有自，這是一個前人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不說什麼「我是中國人」、「你是日本人」；「可恥的小日本」或「卑鄙的中國豬」，我們理應撇開單純的民族情感，用客觀的角度去看待這一連串事件。然而，中國民眾和一般的香港人其實都有著差不多的思考模式：二元對立。
這到底是日本政府的問題還是日本人的問題﹖中、日兩國的商人又犯了什麼錯呢﹖到底是所有中國人都是野蠻的還是只有上街的中國人才「野蠻」﹖上街的中國人全都是「不文明」的嗎﹖他們全都盲目，只是受人煽動﹖
前陣子聽好友談及她的一位香港朋友是標準的「哈日族」，是那種「中日一旦開戰，便會義無反顧地站在日本那邊」的人。聽完這番話，不禁感慨。感慨的不是這人有當「漢奸」的潛質，感慨的是這個人「對人不對事」，在抉擇的時候不是「站在良知的那一邊」。如果中日真的開戰，影響你「站在那一邊」的不應是你的國籍或主觀喜好，而是你的良知所在。舉一個例，如果解放軍有朝一日侵略日本，在日本國土姦淫擄掠，就如同六十八年前日本對中國那樣的話，身為中國人的你難道就擁護和支持他們﹖你要淪為劊子手下的劊子手嗎﹖
多理性思考，不要盲目將事情二分。關於這一點，昨日的《文匯報》〈社評〉倒有(部分)中肯之論：
「中國民間的抗議活動應進一步上升到有理、有利、有節的理性層次。在和平和發展問題上，中日之間具有共同利益，中日經貿是互補互利的關係。如果將反對日本右翼簡化為『反日』，正好被日本右翼利用來作為煽動國民反華情緒和走軍國主義道路的借口；如果將反對日本右翼簡化為抵制日貨，日本也會抵制中國貨。因此，中國民間的抗議活動要反對的是日本右翼勢力及其政策，而非反對中日經貿與抵制日貨，尤其切忌暴力行為。」
日本固然有錯，中國也不見得全對。我反對暴力，故反對日本侵華、反對殘酷的南京大屠殺，自然也反對含有暴力行為的示威遊行。親中的《大公報》引新華社消息指：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十日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必須指出，中日關係出現今天這樣的局面，責任不在中方。日方必須認真對待並妥善處理侵華歷史等涉及中國人民感情的重大原則問題，多做有利於增進互信，維護兩國關係大局的事，而不是相反。」
於我看來，這番論調便大有問題。不過，日本一直將歷史責任卸得一乾二淨，則明顯是導致事件的源頭。我這樣說不因為我站在中國人的立場，而是站在維護歷史的立場。假設是中國政府、美國政府、英國政府或任何一個政府、任何一人替換了日本的角色，我仍然要反。非要反對某一國或某一人，而是以事論事，凡不公義的都要敢於起來反對。至於什麼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在良知與公義面前根本是微不足道。
回歸到歷史的問題。日本掩飾南京大屠殺起源甚早，可追溯到抗戰時期。記得中六時我寫了一篇〈氣氛和諧的南京城〉，便是以此為題。拙文後來登上了校內雜誌《青苗》，還有學弟走來問我拙文寫的「是否屬實」。當時我心想：「哪裡還有假的﹖」
至於日本應否謝罪的問題，終究是朱鎔基總理說得最好。曾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其名作《為什麼孩子要上學》中就曾提到朱總理這次的講話：「一九九五年(當時的)村山富市首相雖然概括性地對亞洲人公開謝罪，但是在官方文書裡一次也沒對侵略中國的戰爭道過歉。」
大江加上註腳：
「總理的回答原本是針對日本參加者的問題：『中國要求日本謝罪要到什麼時候呢﹖』所提出的回答。後來朱總理又答道：『我們不會一直要求日本謝罪，謝不謝罪是日本自己的問題。只是希望你們能再多想想。』」
說得對極了。謝不謝罪是日本自己的問題。在德國獲得各國尊重的同時，日本政府實在應該「再多想想」。不公的政府，在哪裡都不會受歡迎。日本如是，中國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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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如有興趣，不妨參閱以下資料：
(一) 大江健三郎(著)，陳保朱(譯)：《為什麼孩子要上學》，(台北：時報出版，2002年)。
(二) 東史郎(著)，本書翻譯組(譯)：《東史郎日記》，(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年)。
(三) 津田道夫(著)，程兆奇、劉燕(譯)：《南京大屠殺和日本人的精神構造》，(香港：商務印書館，2000年)。
(四) 章陸(著)：《日本這個國家》，(臺北：三民書局，1993年)。
(五) 張純如(著)，蕭富元(譯)：《被遺忘的大屠殺：1937 南京浩劫》，(台北：天下文化，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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