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京都的賣身契 京都，是一個讓我甘心做隻小蜘蛛的城市，在狹小的巷弄裡緩緩行走、發呆駐留、放空冥想，慢慢結成一片屬於自己的安適的網。 2004年9月第一次造訪京都，我就開始愛上這裡的街道巷弄。接下來在屬於我個人的有限時間裡，我的前腳早已踩在這片土地上，只待後腳從現實羈絆中的輕輕一抽罷了！ 延續在《京都，念頭的底景》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lovekyot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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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誰不該把父母送進安養院？】這篇文章，主要是討論大穎總編輯的一篇序言，是否將那些把父母親送進養老院的人，陷入了所謂“不孝”的道德困境？以及我們能否放下自是非他的道德框架，真正從彼此的難處去深思，是否社會制度與福利政策可否有人性進化的空間？

　　尋思的同時，我也想到了當親人是身心障礙者時，我們能否在難為的為難之處，以及在道德輿論的箝制下，有更自主與開闊的作法？

　　無可否認，中國社會的大家庭制度沿襲了長久的時間，也在諸多因緣下，家人與親族間凝聚了一種相互扶持的照顧關係與共識，扶貧護弱、侍老撫幼，似乎也成了一種集體的價值。只是，當核心家庭漸漸取代大家庭，以及工商業社會替換了農耕生活，我們可曾想過，親屬關係與照護，能否有進化的可能？

　　我試著從兩個自己週遭的真實案例，提供自己以及閱讀者更多的意念迴旋空間。為文並非要求一種絕對的標準，或者作自是非他的攻訐，而是希望我們都能在生命一體的慈悲心中，試著以柔軟了解眾生的為難處，並且共同在難為處之中，尋找各種可能人性的解法。

　　我小時候居住在台南，鄰居有對老夫婦生了兩個女兒，其中一個有輕微的精神分裂，從小就被父母關在家裡，因為老太太非常保守，認為家醜不可外揚，況且他們在公家單位上班，有足夠的財力養活這女孩一輩子。也的確，這對夫婦活到八十多歲，依然幫女兒洗澡與照料一切所需，而另外一個女兒，也只能盡力地賺錢幫忙家計，甚至自己的婚姻也因為得擔負妹妹這個重擔，而屢屢出現裂痕。

　　老夫婦還是沒有想到，自己始終有可能比孩子早走的一天，果然，老先生首先倒下時，這個家就出現了失衡的現象。當老太太奔走在醫院時，這身心障礙的女兒幾乎沒飯吃，而毫無生活自主能力的她只能在外面遊蕩，最後搞得姐姐也只能放下工作與家庭，全力照顧這個心智只有五歲程度的妹妹，不僅得把屎把尿，還得隨時騎著單車全市瘋狂找人，有一次她把妹妹託給我母親照顧一天，因為她自己都快崩潰了！她在我們面前哭嚷著自己身心俱疲與痛苦，比死還不如，甚至覺得一死百了還比較痛快，而我們呢？為了多年鄰居情誼，允諾照顧這妹妹，沒想到也讓我們家搞得雞犬不寧。

　　母親感慨地說，或許早點送到身心安養中心，會比較人道一點。我當時心裡想，所謂早一點，到底是什麼時候呢？

　　另一個案例是我先生那位已近七十歲的小阿姨，她在十二歲左右時就出現了精神分裂症，雖然家裡有七個兄弟姐妹，但是還是按照政府規定，送進安養中心，接受國家福利照護。

　　當我們居住在德國時，幾乎有空就會陪婆婆開大約兩個半小時的車程去探望她，甚至遠住居瓜地馬拉的舅舅，只要一回到德國出差或度假，必定會來探望這位妹妹。他們兄弟姐妹的關係是非常緊密的，而這位阿姨也沒有因為自己的精神狀況，而自絕於人群，家人拜訪、寫信、打電話與節慶往來，甚至是下一代的姪孫也都會來探望她，而她也會準備一些自製的玩偶、禮金送給孩子們。

　　這位阿姨平日在庇護中心安排的玩具工廠，操持一些簡易的縫製布偶工作，有自己的零用錢、個人積蓄與退休金。生活的採買工作，也由專業照護人員帶領著去超市或百貨公司，購買個人所需。她會自我料理飲食、居家打掃與自我清潔工作，除了得定時服用藥物，以及偶有突發的失控狀況之外，一般時間幾乎與平常人無異。

　　我感慨地告訴先生，或許當阿姨出生在台灣一般人家，也可能無法避免地變成家人的沉重負擔時，或許，那份如常的骨肉、手足親情，也會變成一種難以承受的重量與現實生活中的苦澀與怨懟。

　　為什麼台灣與德國的狀況，會有如此大的差異呢？

　　德國是社會福利國家，由國家透夠稅賦制度，替人民整合資源重新分配，藉由各種福利制度，以縮減貧富之間的差距，於是，造就的是紡錘型的社會結構。而台灣是資本主義國家，不是藏富於民，反而是藏富於商，於是金字塔的貧富懸殊成為必然之惡。

資本主義與福利國家，在一般中產階級的安泰生活之中，看不出任何的差別，但是一旦突發事件發生在中低收入家庭，那將是一種摧枯拉朽的破壞力。於是社會福利措施的有無，將重大影響許多弱勢家庭的生命品質。

　　我個人不是社會福利研究的專家，僅是以個人親身所見，提出一些有別於社會道德框架的思考模式，期盼能透過社會制度改革的面向來思考，或許能夠真正幫助許多陷入困頓的生命。

　　其實，我們投生於世，都像一棵顆植物根生於大地，而在地表下的盤根錯節裡，都有我們的生命共體的連結，只是我們忽略罷了。當我們只會以道德為對方的“不能”貼標籤時，並試圖邊緣化時，我們是否想過，我們其實是在羞辱自己？唯有以同理心去體會對方的痛苦與難處，試圖共同找出對策與出路，我們才有生命進化的可能。

　　當親人是身心障礙者時，該不該送教養院，其實與該不該送父母去安養院，似乎也是同樣的思考，讓我們暫時放下道德成見，嘗試用體會他們的生命為難，學會不輕易貼標籤開始，或許社會制度的改革，就有了進化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