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學是轉大人的機制?
德國外子與我,總能在日常閒聊中,因為文化差異的驚異,延伸許多交互思辯與內在覺察。
「這個唱歌的張雨生,可是我們政大外交系的喔!」數年前在電視上看到學長級的明星人物,自己總要饒舌地介紹一下,好讓先生知道我的母校是如何優異。
「你們台灣沒有音樂學院嗎?為什麼這位歌手非得要念外交系後,才能激發出他的歌唱與製作才華,這麼晚才發現自己的專長與才能,已經嚴重地浪費了教育資源,台灣是否該檢討一下教育制度呢?」外子認真嚴肅地提出質疑,完全將我驕矜的話頭,轉落為社會體制的研討。
「拜託!我們政大又不是只出了歌手張雨生,還有新聞系的陶晶瑩變成娛樂節目主持人。」我顯然沒聽懂先生的疑問,繼續列舉實證,證明政治大學的畢業生是多麼才華洋溢,不僅智識高超,就連表演上的技藝也是兼備。
「為什麼你在衡量一位表演人才的表現時,不是單就他在創作上的原創表現,而是摻雜了他的高等學歷,彷彿這畢業證書有加分的效果。」外子的直觀終於突破我喜孜孜的驕傲迷霧,讓我思量自己的學歷至上、名校獨尊的迷思。
其實,生活在台灣島國,「專業」思微從來就沒有醞釀的機會,仕大夫至上的科舉陳腐遺毒,繼續在分別心的沃土上,盤根錯節地竄生。於是,上大學(研究所)成為一種「轉大人」的機制,不論孩子的資質、性向與潛能為何,人人得擠破頭地莫名奇妙進入大學,然後學一些自己毫無趣味的知識,不過在大學能夠做何等學問不是重點,關鍵就是,透過嚴格的篩選機制所倖存的人,彷若拿到一個只成年證明,以及自由的通行證,把慘綠少年的懷思美夢,可以稍稍紓放展現。
記得二十年前,父母常嘮叨恐嚇地說:「上了大學,你要幹嘛都可以,但至少你現在得給我擠進去!」;擔憂升學率的老師耳提面命:「考上大學你就自由了,你愛做什麼就作什麼,難道你們不能先專心地讀書,然後把想做的事留給由你玩四年的大學嗎?」
於是,我們得到一個訊息:上大學是一種轉大人的機制,在此之前,任何的原創想法都只是未成年的幼稚、躁動,甚至特異才能的伸展,也只能被視為雜草蔓枝地修剪掉。只要上了大學,我們就可以從此被成人世界認證為一個存在的事實,然後遂行忍耐多時的自我主張。
但是,在擠壓多時的原創與才藝,真能在上了大學、被認證為成人之後,完全得到充分的紓放嗎?就像被鐵桿枝圈框架多時的嫩芽,一段關鍵時日之後,早就依着束縛的模型木本化,即便把桿圈拆開,那枝枒僅會木然地僵化其中。當我們在生關卡裡被轉大人的機制揉捻、塑化時,我們早已內化一切加諸在我們身上的撿擇標準與絕對價值,我們不再是被升學、文憑主義高壓鎔鑄的容器,我們自己甚至變成那升學、文憑主義的本身,繼續張牙舞爪著,威逼自己的下一代。
如果說,進入大學的孩子,遭受殘害的模式是以一種隱而未見的細微心識滲透,而那些被偋棄於外的,則是用堂而皇之的撻伐與稀少的酬庸分配。
在大學之門以外的孩子,他們承受的只能繼續被人看「衰小」的不平等待遇,薪資、社會地位、自我價值與形象,無限探底地被戕害與掠奪,悶生吞氣地獨行在弱肉強食的社會中,只是自然界優勢物種的軀體力氣,變成一種文憑的優越,汰換著人類社會的不適人種。
於是,這些卑微的「衰小」,在生活夾縫之中,依然攢著得度到升學彼岸的夢想,要他們的孩子繼續接力賽地魚躍龍門。古時,有錢的商人買爵鬻官,為的就是遂行躋身世大夫的美夢,並恩澤子孫繼續操演著階級僭越的把戲;而現代社會,中產階級的父母,面對無法進入大學的切膚之痛,更是灑下大把銀子為孩子補習,助長偷跑主義,硬是要把孩子塞進大學的洞裡。於是,不諳美語的家長,歇斯底里地把三歲的孩子送進補習班背單字,曾經功課不好的家長,依補天下無難事地為孩子排滿補習行程,這些家長成了補習教育的最大金主。
我猜,張雨生的音樂創作才能,絕對不是頓悟式粲然外放,更不適政大外交系的栽培有功,而是他一直以來生而具有,卻非得卑屈於升學主義下,交換式地以沉潛壓抑,在歷經升學的轉大人機制之後,才得已被賦權外放。
同樣的,陶晶瑩的娛樂主持的聳動效果亦然,新聞系的養成課程不必然造成直接影響力,只是她也得靠高學歷來美化、鍍金她藝人的招搖看板,好讓看戲是傻子的觀眾瞧瞧,她可是名校出身的喔,這種主持雕蟲小技不過爾爾罷了!
什麼時候,我們的孩子可以免去升學這項轉大人的機制,節省十多年的青春時間,不必被強迫地去己化,不再委屈早發、早慧的奇能異才,在人生最光華的時刻,即能做自己地與眾不同,隨時與己同在地發揮個體特異的生命力?
我們的教育體制,是否能提供一方沃土,讓形色各異的生命茁壯成長?就像張雨生的音樂才能,或許能夠在早期就被認證與培養,免除無謂的升學背誦,直指生命內在的潛能涵養,我想,他在音樂上的發展,更能夠將優異天賦展現到極致。
想想看,台灣有多少的天才,被我們最庸俗不堪的升學主義給扼殺?台灣有多少稀有的教育資源,被氾濫的大學所稀釋?
試想,若升學繼續以一種轉大人的機制,惡行於我們的社會中,只會讓台灣更顯蒼白與貧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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