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京都的賣身契 京都，是一個讓我甘心做隻小蜘蛛的城市，在狹小的巷弄裡緩緩行走、發呆駐留、放空冥想，慢慢結成一片屬於自己的安適的網。 2004年9月第一次造訪京都，我就開始愛上這裡的街道巷弄。接下來在屬於我個人的有限時間裡，我的前腳早已踩在這片土地上，只待後腳從現實羈絆中的輕輕一抽罷了！ 延續在《京都，念頭的底景》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lovekyoto1

4,909愛的鼓勵 2訂閱站台

一日與未婚友人吃飯，提到相對於我們父母的傳統權威教養，作為現代父母的戒慎恐懼，總得時刻清明覺察自己的言行舉止是否因為自身的恐懼與內在坑洞，而對孩子有不當的教養。

　　友人非常樂觀地說：「現代的父母大多受到很好的教育了，怎麼可能還會有不當教養呢？」我知道她是想安慰我的，看我如此努力地想與原生家庭的家暴創傷抗衡，又得小心地不再複製與父母相同的行為模式，如此沉重的生命課題，總是得很世俗應對地故作輕鬆狀。

　　不過，聽完她的善意安慰，我自己倒是笑了，因為我一直懷疑有所謂好父母與壞父母的兩個極端樣板，想想，世界上有誰看自己就是生來一個壞胚子，然後朝著「做壞人」的標準作業手冊行事的呢？同樣的，我猜天底下也沒有哪個父母，打從孩子一出生，就設定好目標成為「壞父母」的，然後照著市面上所有的教養教科書，非黑即白地選邊站。

　　夏目漱石曾在「心」這部小說裡提到，世界上沒有所謂絕對的壞人樣貌，可怕的是「情境」一旦出現時，私慾驅使著劣行的張揚。對比著通俗連續劇的人物善惡二元對立的刻版印象，夏目漱石更能貼近人性，揭櫫一個生存於世的必要覺察，我們總是得在生活相續的情境裡，提點著自己私慾竄動的破壞性。而這樣的戰戰兢兢監控著自己所行的同時，夏目漱石還是提出一個動態的解法—去私則天，祈願每個人都能在直觀中，破除自我的偏執慾念，方能趨近沒有絕對善惡的真實合諧狀態。

　　於是，即便一個自認符合社會道德框架的大善人，還是會在某個不預期的情境下，成為迫害他人的大壞蛋；亦然，一個老是被人貼標籤的社會邊緣人，同樣會在連自己都無法預期的自然情境下，成為他人生命中的貴人。

　　身為父母的我們，此刻有誰敢大聲地叫囂，說自己是個絕對的好父母呢？

　　我不敢，因為我知道有太多的情境下，自己細微不可覺察的心識遊戲，慣性地驅動自己去卑劣、取巧地選擇一個對自己較有利的位置，指責、歸罪與糾正孩子，讓自己在一個失衡的互動狀態之中，能夠耀武揚威地全身而出，甚至，我可以不必自省與檢討，有著指正孩子後的志得意滿，與較高道德的自我形象。

　　沒有人喜歡挑戰自己，或著試圖質疑自己的起心動念，因為我們總是耽溺在自我投射的形象之中，像朵自戀的水仙花。是的，在每一個念頭升起與死去的相續裡，要內觀與覺察的確是要耗費心神與精力的，相對的，執持一個僵化的自我形象，以此去不變應萬變地與人、事、物互動，似乎讓自己輕鬆與方便多了，而且，那硬化如石的自我形象，有時還像是攻堅不破的堡壘，只要我們躲在黑漆漆的裡面，別說外在的槍林彈雨無法近身，就連自己也是看不見內在恐懼的太平。

　　我微笑著與友人陳述自己至今仍無法肯定自己是否是好母親的看法，「就像今早她出門趕校車前，我就在電梯裡大發雷霆，不過就是為了女兒一向如此的慢慢吞吞，以及忘了穿襪子，當我緊盯著時鐘上的長針已走過了10，而我們卻還沒出門時，我的焦慮就逼我到一個死胡同裡，我開始口氣很差地說：『你看看！你又來了，每次都是這樣慢得像烏龜，你要把我氣死呀！真是不乖！』」我告訴友人我今早在一個分秒必爭的情境中，無意地成為讓女兒自我憎恨的壞母親。

　　友人太年輕，對於人性也過於樂觀，或者未婚的她根本無法理解，全天候與孩子共處的過程，對於父母都是一種耐煩的修行，甚至是自我形象的挑戰。

過於繁瑣的大小事務，的確有時會把我給逼瘋，於是我會取巧地以歸罪孩子來開脫。就像孩子一大早慢慢吞吞，其實我就更應該試著把起床時間提前，或者，將時間控管賦權給孩子，讓她慢慢學會承擔調配作息的責任，至於，我自己的焦慮，或許可以試著問自己究竟設定期望與現實落差的實況，究竟有無自我內在工作的部份，而不是將自己的壞情緒歸咎在孩子身上。

　　與孩子共處，作多時候我是以自己的方便為前提，完全不顧孩子的立場與想法，只因這是最簡單地駕御在時間之上的好方法，只是，這合乎孩子的最大利益嗎？這能夠提昇親職的自我省思嗎？方便有時是利己的假面罷了！

　　於我，每天因己私方便而情緒失控的案例，可能要比自己喝的白開水還要大量，為此，我不再高估自己的情緒控制能力，但是我也不責罰自己的犯過，我僅祈願能在自我覺察之中，更審慎思維地與孩子互動，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