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鐘後考卷交換對答。」該來的總是要面對，望著空白的數學考卷，突然覺得自己很可悲，其他人低頭忙著解開畢氏定理的秘密，我卻只是茫然的聽著手錶上秒鐘滴答滴答的行進，很可悲，但是自找的。三年的散漫、三年的自恃，三年，一次又一次的敷衍著老師們的苦口婆心，我想我就是那種先甘後苦型的學生。
胡亂著把考卷上的空格填上第六感告訴我的答案，期待這次女人的直覺能替我至少拿個一題的分數。右前方那位同學正把握著最後幾秒的時間，試著攻破線型函數的最後防線，瞧她眉頭深鎖一副苦惱的模樣，真想告訴她，妳現在為這幾個數字煩惱，以後妳會因為它們而微笑。
我承認，看著振筆疾書的同學們，我很羨慕，她們知道如何把所學的公式套入題目的需求，她們知道怎麼做才能得到最後的結論。而我，卻連題目都看不懂，好像得了「數盲症」，印入眼簾的只是一群沒有意義的符號。
真的，課堂上的數學測驗，我總是害怕，不是怕老師看到分數後的反應，是怕身邊的同學們，埋頭苦幹的她們，好像陌生人，我是個融不進她們世界的人。
回家的路上，忽然想到那個夢想是守護在麥田邊緣的霍頓。下班下課尖峰時段的路邊，人來人往，並排騎車聊天的高中生、和賣菜阿姨討價還價的大嬸、音響放到最大聲的改裝跑車、拿著公事包邊走邊講電話的上班族，好吵雜，好擁擠。走在紐約街頭的霍頓呀，我們看到的景物也許有很大的不同，但我知道，我們的心情是一樣的，對吧？
疲憊的身軀踏進了家裡空無一人的客廳，書包還沒放下整個人就已倒在沙發上，瞪著天花板和它玩看誰先眨眼的遊戲，我輸了。閉上眼睛，大馬路上車子來來去去的引擎聲還是打擾了小巷子裡的寧靜。好奇怪，我聽不到人們說話的聲音，我聽不到小狗小貓的汪汪喵喵叫，我聽到的只有隔壁鄰居傳來的電視聲和車子呼嘯而過的聲音，真奇怪，人們都沉默了。
「Imagine there's no heaven. It's easy if you try……」約翰藍儂的歌聲從鄰居老舊的收音機裡傳了出來，這麼多年了，從高喊自由的七零年代到頹靡的這個世代，象徵和平的靈魂還在收音機裡向世人宣示他的理念，還在為他的夢想奮鬥著……唰！是轉電台的聲音。「檢察官已掌握相關證據……」於是，我用力地、無奈地將大門和窗戶給關上。
躺回沙發，開始想著未來的計畫，想了好多好多，想在足球場上奔馳、想背著吉他到處流浪、想把數學重新再學一遍、想……想啊想，想做的事好多，身體卻還賴著不想動。
事與願違，或許只是單純的惰性使然。
記得藍色大門的導演易智言先生說過：「我覺得台灣的教育給學生一個很奇怪的觀念，好像什麼東西都一定要有意義，好像你會問，梵谷的向日葵有什麼意義，巴哈的樂曲有什麼意義，電影中許多的表現手法有何意義。但是為什麼它一定要有意義？」是阿，為什麼一篇流傳千古的文章一定要有個發人省思的大道理在裡面？為什麼一幅難以理解的世界名畫必是畫家將其偉大的理念藏在雜亂的線條之中？窗台上有隻麻雀一動也不動的望著金黃色的夕陽消失在地平線的盡頭，我得感謝，老師們沒有出作業要我們描繪這樣一個景象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我沒有文人們那樣細膩的心思，一隻鳥兒和夕陽，我真的想不到該有什麼意義在裡頭。
誰說少年不識愁滋味，我看大人們的愁是庸人自擾，大人們看我的愁是少年的抱怨。也許只有「道天涼好個秋」才是真正的愁吧！畢竟，能說出來的愁就不是愁了，是否？
街燈亮起，努力睜開沉重的眼皮，拖著彷彿一百公斤重的書包上樓梯，掛在牆壁上梵谷的星空，看起來遙不可及。
翻開課本，一頁頁用紅筆畫線的考試重點把人性解剖的太詳細，該怎麼解決、該怎麼應對都條列式的幫你列出，好像我們是機器，正常和不正常幾行字就可以清清楚楚的定義。也罷，若還要考慮到獨特性，我想很多人會無法通過這測驗，就照著書上寫的讀吧，很無奈，但也只有這樣才能安全通過考試。
對面鋼琴教室彈了十幾年的小蜜蜂又叮叮噹的響了起來，藍色小屋裡麻油雞的味道塞滿了整條小巷，杜老爺唱著家鄉的民謠準備要去接孫子回家，每個人都各有所樂，每個人也都有他們說不出的悲傷。芸芸眾生，我們只是其中一粒粒的小沙。
當你刻意，就再也寫不出東西來了。
很久很久以前的東西
拿出來自己懷念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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