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權力，是否會理所當然的腐化？放眼望去，難不成整個人類都會受到於這種「地心引力」的牽拖，污染得天下烏鴉一般黑？
但也有人，有了權力之後還是低調的默默過生活，對這樣的人與其說是尊敬，還不如說是羨慕他的聰明，但更重要的，是那個可以導引人過清淨廉潔生活的環境與制度。以下是一則採訪報導：
一位歐洲官員的真實生活: 每個人心裏都有一杆天平
《環球時報》記者在歐洲駐站多年，接觸了不少歐洲國家的官員。他們的認真、節約、原則性強、沒有架子等特點都給記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客觀地說，歐洲官員大都比較廉潔。他們為什麼能抵抗住種種誘惑？他們怎樣看待手中的權力？他們的真實生活究竟如何？這些疑問在記者心中已有很長時間。不久前，記者對比利時的一位退休官員進行了深入採訪，既為了解答這些疑問，也想為國內讀者描繪出一位歐洲官員的真實生活。
很多製片商都想和他套近乎
他的作息時間與一個職業畫家幾乎差不多。每天早早起床，除了讀書，就是作畫，幾乎沒有什麼社交活動，也很少出外旅遊。每週有規律的兩次出門，是去美術學院上6小時的課。其餘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家裏，靜心地照顧夫人和孩子，保證他們回家時能吃上熱飯。
繪畫並非他的職業，只是他的業餘愛好，但也是他退休生活的一個重要部分。退休前，他擔任比利時一家國有電視臺的影視部主任，屬國家公務員，且級別較高，相當 於中國國內的司局級幹部，手裏掌握著上千萬歐元的經費。這家電視臺播放的電影片、電視劇以及紀錄片，幾乎都經過他的手。即便是電視臺現在播放的影片，有的 也是他在任時簽的合同。也不知有多少外國的大製片人或電影銷售公司想與他套近乎，希望他能大筆一揮，買下他們的片子。由於他不願意透露真實姓名，文中暫且 稱他為“格君”。
格君從1992年就開始擔任比利時弗拉芒語公共電視臺的影視部主任。到了這個職位以後，應酬就更多了。他 說：“只要願意，幾乎每天的午餐、晚餐都會有人請，好菜、好酒、好玩的地方，對許多人來說都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格君有一個原則，不到萬不得已絕不赴“飯 局”。在擔任影視部主任的10年時間，格君堅守這一原則不變。用他的話來說，這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煩”。
在擔任影視部主 任期間，格君的一項主要工作是審閱合同。一份合同往往厚達數百頁。每次在合同上簽字之前，他都要親自細細研讀，特別是對那些附加條款更是十分仔細。因為他 深知，他花的每一分錢都是納稅人的辛勤所得。格君當主任時，很少過問屬下的具體事務。他說：“我當過十多年的影片採購員，理解上司直接幹預的尷尬。”他這 樣做，其實是放棄了自己手中的一部分權力，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更有利於對整個部門的管理。
格君屬於做事特別認真，非常講原 則，但也比較古板的那一類人。要以身作則，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當了影視部主任之後，他每年要去兩次好萊塢，還要參加東京、戛納、威尼斯等地的電影節。每次 出行坐飛機，以格君的級別與職位，完全可以坐公務艙，但他從來都選擇經濟艙。在他看來，公務艙與經濟艙的唯一區別是食物更豐富一點，但價錢差別太大，不值 得。由於他堅持坐經濟艙，他的屬下也只好跟隨，而別的電視臺的同事們則常坐公務艙。長此以往，屬下們開始有牢騷，但格君堅持不改。久而久之，同事們也都習 以為常，牢騷也漸漸少了。“這件事情雖小，但要堅持下來確非易事，需要頂住各方的壓力，還要戰勝自己。”說這話時，格君一臉嚴肅。
回絕一切“公關應酬”
格 君告訴《環球時報》記者，自己從小就想當一個畫家，但他的父親認為當畫家生活沒有保障，有可能連養家糊口都成問題，因而堅決反對他當職業畫家。於是，他大 學選擇了導演專業。1972年，格君大學畢業後進了弗拉芒語公共電視臺，當過電視節目編輯，也當過電視製片人，幹的時間最長的還是電影拷貝、紀錄片、電視 劇的採購員。從1978年開始，美國洛杉磯、法國戛納、德國柏林、義大利威尼斯，凡舉行重要電影節的地方都有他的身影，而且一待就是十天半月的。
格 君回憶說，每次出差，時間都很緊張，看片子，見人，日程總是安排得滿滿當當。在歐洲還好，要是到美國，最難以克服的是時差。西歐與美國西部時差9個小時， 按一般規律，平均每天倒一個小時的時差，需要9天才能完全倒過來，往往沒等時差倒過來，就該打道回府了。在出差的過程中，往往晚上睡不著，第二天一大早又 要看片子，許多人都在看片子的時候呼呼大睡。
採購員手中的權力不小。選中哪家公司，選中哪個片子，都直接關係到相關銷售方的 利益。為了爭取採購者，銷售方自然要展開一番“公關”。為了拉攏感情，電影製片商們經常會擠出幾天時間來邀採購員觀光旅遊。對此，格君一概回絕。據他說， 自己並不喜歡旅遊。但事實上，他對於自己感興趣的地方從不吝惜時間。有一回與家人去西班牙馬德里，光是一個普拉多藝術博物館，就整整泡了9個小時，而且還 意猶未盡。為了等他，家人只好在咖啡館裏打發時間。“每個人心裏都有一杆天平，其中的砝碼包括道德標準、職業素養、自己的行為準則等等，一旦這些‘砝碼’ 出了問題，天平就會失衡。”格君的這番肺腑之言，道出了他的一種人生觀。
其實，格君回絕應酬，出行節儉，並不意味著他是個沒 生活情趣的人。記者在與他交往過程中，發現他對很多東西都非常感興趣。他的廚藝也非同一般，做得一手好西餐，對美食有一種精益求精的勁頭。有一回在記者家 做客，品嘗了我們自己做的幹煸扁豆後讚不絕口，回家就開始自己動手做。一開始總做不好，就不斷打電話問具體做法，直到做得比較像樣為止。
到退休才還清房屋貸款
雖 擔任要職，但身為一個公務員，格君的工資並不高，那時他拿的是比利時法郎，如扣除物價上漲因素，每月薪水約合現在的3000歐元左右。這只相當於一個歐盟 官員一半的工資。擁有一套屬於自己的房子，是他周圍許多同事的心願。在電視臺工作的前些年，他一直租房，直到上世紀90年代才買房。他買的是比利時非常普 遍的臨街排樓，共四層，建於20世紀初，每間約四五米寬，前後進深20多米。他買下了一間的一二兩層，與三四層的那家共用大門與樓梯。一層是客廳兼飯廳、 廚房，還有他的畫室，後面有一個面積幾十平方米的後院。二層有一大一小兩個臥室外加一間書房，房子總面積不過100多平方米，最多也就是達到這裏有房戶的 平均水準。他買房時用的是按揭貸款，到了退休那年剛好將貸款付清。他說：“與周圍同事相比，我算有遠見的。有位同事與我年紀相仿，一輩子租房。以前房租便 宜，拿到的薪水付房租沒問題。這些年布魯塞爾房租飛漲，那位同事又退了休，結果退休金幾乎都不夠交房租。”
格君上班期間經常 坐地鐵，一直開的是一輛“大眾”車，直到兩年前他妻子要用車，才換了一輛沃爾沃。不過，那主要是妻子掙錢買的，與他沒有太大關係。他有兩個孩子，老大已經 工作，小兒子還在上中學。從影視部主任職位退休那天開始到現在，格君再也沒在辦公室露過臉，為的是絕對不幹預後任的工作。當然，有好多時候，原單位的人會 主動打電話來向他請教一些問題，他只願在電話中給予解答。格君說這條規矩不能打破，“言必信”是他的人生信條之一。
30年的 工作對格君來說算是謀生，退休以後才開始真正生活。他每天閱讀一至兩本書。與他聊天，天文地理、政經時事、文學歷史、花鳥蟲魚、養生保健，他都能講出道道 來。有一回說起非洲小國利比理亞，他隨口從利比理亞的戰亂開始講，說到那裏的自然氣候，一直到民族特色，讓他兒子很是佩服。他後院的花園裏一年四季都有花 開，池子裏的金魚也養了好多年。
平常心看待權力
像 格君這樣的人，在比利時比較普遍。他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他的大部分同事都兢兢業業，認真地完成自己的本職工作，不太受外界幹擾，做事也比較講原則。記 者認識的另一位元朋友，是歐盟的一位處長，一年經手幾十億歐元。手中掌握如此巨額資金，那杆簽字筆的分量之重不難想像。但從這位官員身上，感受不到任何“牛 氣”與“霸氣”，卻只有“和氣”。有一回與他談起如何看待手中的權力，他的回答很平和：“我所處的位置只是整體鏈條中的一個環節而已，大家都規規矩矩，按 章辦事，手中的這點權力也就不值得大驚小怪。”
總體來說，像比利時這樣的福利國家的官員都比較廉潔，能以一種平常心來看待手 中的權力。但並不是說這些國家不存在腐敗現象。據一些比利時朋友告訴記者，腐敗現象在比利時也時有發生。比如建築行業“吃回扣”現象便屢見不鮮。有的主管 官員雖然不直接受賄，但房地產開發商時常會想方設法“投桃報李”，比如以低廉的價格為相關權力人士建郊外別墅供其使用。比利時王子挪用海軍軍費為自己修 房，便是前段時間炒得沸沸揚揚的一則新聞。
一位在金融界工作數年的比利時朋友對《環球時報》記者說，凡手中握有權 力，只要稍稍“通融”一下便可為對方牟取利益的，也都面臨如何正確使用手中權力的壓力。儘管有許多人會在矛盾心態中搖擺猶豫，但絕大多數比利時官員會選擇 “正道”。這是因為，第一，他們從小接受教育時就強調為人要誠實，要遵紀守法，對腐敗現象深惡痛絕。第二，他們的工資收入雖然不高，但各方面福利都有保 障，不會輕易觸犯法律來毀自己的前程，丟掉辛辛苦苦掙來的養老金。第三，有效的行業監督機制，時刻監視著雇員們的財務活動。一家大銀行的中層經理說，只要 他的帳戶出現大額資金流動，監管部門就會找上門來質詢。第四，輿論監督之嚴，也讓官員們望而生畏，芝麻大的瘡疤可能會被越揭越大，最後鬧得不可收拾。(記者章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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