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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劇美學論戰（二）

《華格納的樂劇理念》

第一章 詩人、劇作家、舞台總監和音樂家

第一節 理查•華格納

1813年5月22日，理查‧華格納（Richard Wagner,1813-1883）出生在萊比錫的一個愛好藝術的警官家裡。出生後半年父親就去世了。第二年夏天母親改嫁給一位多才多藝的戲劇演員路德維希‧蓋耶爾（Ludwig Geyer），全家遷往德勒斯登。華格納的繼父在德勒斯登的一家劇院中工作，幼年時期，華格納可以自由出入劇院，並經常陶醉在戲劇舞台之中。久而久之，在這位未來戲劇家的幼小心靈中，漸漸地點燃了戲劇創作的火種。當華格納14歲的時候，竟然寫出了一部長達5幕的大悲劇《洛伊巴爾德與阿德萊達》。這部戲劇雖然明顯地帶有莎士比亞悲劇的印記，但作為一部少年習作，的確令人驚嘆。華格納接受系統的音樂教育並不太早，11歲才開始學鋼琴。由於聽了韋伯親自指揮的歌劇《魔彈射手》，又使他對音樂的興趣由鋼琴轉向歌劇。
使華格納立志走上音樂道路的真正動力，還是貝多芬的音樂。1828年，在萊比錫布商大廈的音樂會中，華格納第一次聽到了貝多芬的作品。充滿熱情而又富有進取精神的音樂使華格納大為震驚，他第一次感受到音樂的偉大，感受到音樂中所蘊含的無窮力量。1829年，華格納在萊比錫劇院觀看了貝多芬的歌劇《費黛里奧》，史詩般宏偉的音樂使他再也無法擺脫這門藝術的吸引力。華格納立志作曲，並以貝多芬為指路明燈，開始踏上探求音樂藝術的征途。
為了使自己能夠成為一名真正的音樂家，華格納於1831年隨托馬斯教堂的音樂家特奧多爾‧魏因利希（Theodor Weinlig）學習和聲、對位。如飢似渴的求知欲，促使他在非常短的時期內就掌握了這些理論，並且用之於實踐。1832年，華格納創作了《C大調交響曲》，由於這部作品在萊比錫上演獲得成功，使華格納在音樂界的地位有所改善。緊接而來的機遇，又使他在音樂的道路上出現新的轉變。1833年，華格納應維爾茨堡劇院的邀請，擔任了該劇院的合唱指揮。不久又先後在柯尼堡和里加歌劇院擔任指揮。這使他有機會廣泛地接觸各種各樣的歌劇作品，並通過演出實踐，逐漸地摸索到歌劇藝術的特殊規律，和當時流行的不同流派歌劇的藝術風格。歌劇院的工作，使華格納獲得豐富的實踐經驗。他不但提高了指揮能力，而且在歌劇創作上也積累了大量的感性知識。
在此期間他寫了兩部歌劇，《仙女》（Die Feen）和《愛情的禁令》（Das Liebeverbot）。儘管這兩部作品還比較幼稚，但它們卻打開了華格納畢生從事的歌劇創作的大門。在柯尼堡劇院工作期間，華格納與女演員明娜‧普蘭納(Christine Wilhelmine Minna Planer)結成夫妻。
1839年華格納來到巴黎。巴黎是當時歐洲文化的中心之一，華格納久已仰慕這塊土地，並希望能在這裡施展自己的藝術才能。但事與願違，他完全被人才濟濟的「海洋」所湮沒了。華格納沒有獲得上演自己作品的權利，只能以抄譜來餬口求生。在巴黎的3年，是華格納一生中最貧困的時期。他曾因鞋底破洞，買不起新鞋而無法外出。他甚至連最便宜的剃刀也買不起，並常常飢腸轆轆。在他的自傳《我的生涯》（Mein Leben）中，華格納曾寫過下面一段令人傷心的回憶：「有一天，我走到貧乏的尖端。由於真的身無分文，很早我就奔出屋子，一直步行到巴黎。因為我根本沒有錢可以買票坐車。我一直盼望著，即使能弄到五個法郎也是好的。於是我整天在巴黎遊蕩著，直到黃昏。最後我的使命還是落空，不得不照原來那樣，再步行回到繆頓。」
貧困的生活和艱苦的環境並沒有挫敗華格納的創作決心。他日以繼夜地工作，在短短的3年時間中，以驚人的毅力寫完了兩部歌劇《黎恩濟》（Rienzi）、《漂泊的荷蘭人》（Der Fliegende Holländer）、一首序曲《D小調浮士德序曲》（Faust Overture）和數首歌曲。他廣泛結交社會上的文化名流，以此來開闊自己的藝術視野。作曲家李斯特、白遼士和詩人海涅，都是華格納經常往來的好友。
1842年初，德勒斯登歌劇院準備排演華格納在巴黎完成的歌劇《黎恩濟》，於是，華格納啟程回國，投入了這項工作。同年10月，《黎恩濟》在德勒斯登劇院首演獲得空前成功。華格納一舉成名，這使他生平第一次體驗到物質上和精神上的滿足。《黎恩濟》的成功引起了德勒斯登劇院對華格納的興趣，他的另外兩部歌劇《漂泊的荷蘭人》與《唐懷瑟》（Tannhäuser）也相繼(1843、1845)在該劇院上演。在此期間，華格納還被任命為德勒斯登劇院的指揮。
1848年，德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情勢十分高漲，華格納以極大的熱情投入這場革命。他在《人民報》上發表了題為「革命」的文章，把革命描寫成偉大的女神：「她乘著風暴的翅膀奔馳著，高高地昂著那被閃照著的頭，右手持劍，左手持火炬，目光陰暗、冷淡而帶怒氣，但是對於那些敢於正視這黯淡的目光的人，它卻發射出最純潔的愛的光芒。」華格納不但慷慨陳詞，以筆墨投入革命，而且投身到戰鬥第一線。他參加了1849年5月發生在德勒斯登的一場街巷防禦戰。當時，炮火連天，形勢十分危急。華格納不顧生命安危，和戰士們一起反擊政府的軍隊。戰鬥期間，華格納還冒著槍林彈雨在牆上和籬笆上張貼革命傳單，並且還在克雷斯托夫塔上堅守了兩晝夜。結果，革命遭到了鎮壓，華格納也遭到了追捕。德勒斯登的街巷上到處可以看到逮捕華格納的通緝令：「本地皇家司樂官理查‧華格納，因參加本地發生的暴動，應受法律審判，但至今尚未得獲。特提請一切警察機關注意上述情節，並請如在貴區所轄的地區找到華格納本人，立即予以逮捕並通知我處。」因此，華格納不得不逃離德勒斯登。在威瑪，經李斯特（Liszt）的幫助，他獲得了一份假造的護照，離開德國國境，逃往瑞士蘇黎世。
1849年秋天，華格納來到蘇黎世，從此開始了12年的流亡生活。當時他沒有固定的工資，靠朋友的資助和少量的其他收入來維持生活。但華格納生性好揮霍，因此，到瑞士不到5年，他就背上了一萬法郎的巨債。不久，華格納應倫敦愛樂協會的邀請，到倫敦指揮演出了8場音樂會，但收入非常微薄。這對負債累累的華格納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他憤怒地把倫敦比作一座「地獄」。在國外最初的幾年中，華格納不但清貧困苦，而且病魔纏身。1852～55年間，他先後染上瘧疾和丹毒。這兩次疾病嚴重地摧殘了華格納的身體，他在給朋友烏利希的信中說，病痛使他難以忍受，幾乎把他毀了。
在瑞士的最初幾年中，華格納的生活道路雖然十分艱苦，但他也遇到了一些幸運。在蘇黎世，他一方面從事理論寫作和作曲，另一方面為了維持生活，他又將大部分的精力傾注在指揮事業上。他積極地參與「大眾音樂協會」的演出活動，除了指揮以外，還為貝多芬的作品和他自己的歌劇序曲寫一些啟蒙性的解說。華格納由於廣泛地參加音樂會活動而吸引了一大批他的崇拜者，他們給華格納以經濟上和輿論上的各種支持。在這些人中，有一對實業家夫婦成了華格納在瑞士期間最親密的朋友。他們就是奧托‧韋森東克(Wesendonck)和他的夫人瑪蒂爾德(Mathilde)。
1852年2月，華格納在「大眾音樂協會」組織的音樂會上指揮了貝多芬的作品，當時在場的韋森東克夫婦聽了華格納指揮的作品後深受感動。他們醉心於華格納的指揮藝術，通過一位德國逃亡律師認識了華格納。奧托‧韋森東克是一位經營絲綢生意的大富翁，同時，他也是一位真正理解藝術、富有理性的人物。為了幫助華格納解脫當時的經濟困境，財力雄厚的奧托‧韋森東克給了華格納7千法郎的貸款，並在其他方面給予他許多無私的援助。1853年初，華格納主辦了為期3天的「蘇黎世音樂節」，其中大半費用都由奧托負擔，在生活上，奧托屢次支付華格納休假旅行的費用，這使他能夠在流亡期間開闊眼界。奧托不但在金錢上支援華格納，而且幾年後還買了一棟建在自家隔鄰的房子供華格納居住。1857年春天，當華格納搬進這棟新居後，立刻寫信給李斯特，講述新生活環境給他帶來的喜悅。他寫道：「工作桌放置在一個大的窗子前面，外面可以看到湖水和阿爾卑斯山，真是太美了。」
華格納還因為與瑪蒂爾德‧韋森東克夫人志同道合，而獲得精神上的安慰。瑪蒂爾德是一位年輕美麗的女子，她具有較高的文化修養，對哲學、文學、音樂都有一定的見解。華格納十分仰慕這位不尋常的女子，時常在黃昏5點到6點鐘之間出現在瑪蒂爾德的客廳裡，因此華格納戲稱自己為「黃昏客」。他將瑪蒂爾德視為知己，經常和她在一起討論藝術和人生。在共同的信念和藝術愛好的基礎上，他們建立了日益深厚的友情。華格納於1853年6月創作了一部《降E大調奏鳴曲》獻給韋森東克夫人；又在歌劇《女武神》前奏曲的扉頁上寫下「G.S.M.」（「祝福瑪蒂爾德」）的字樣作為該曲的獻辭。在歌劇《崔斯坦與伊索德》的創作過程中，也凝聚了他們無比深厚的友情。在離開韋森東克夫婦後的幾年中，華格納曾經在給瑪蒂爾德的信中寫道：「對於《崔斯坦》能夠完成，我將永遠由衷地感謝你！」華格納與韋森東克夫婦的關係一直保持了6年，他稱這段時期為「鮮花盛開的日子」。1858年4月，由於華格納的妻子明娜私自拆閱了他給瑪蒂爾德的一封信，而在韋森東克家引起了一場風波。從此以後華格納的處境十分為難，他忍受不了無休止的爭吵，終於在8月17日離開韋森東克夫婦的住地，遷居威尼斯。
華格納在威尼斯住了七個月。1859年夏末，當他完成了《崔斯坦與伊索德》（Tristan und Isode）的全部創作後，又離開了威尼斯，第二次來到巴黎。在巴黎期間，他為自己能夠獲得回國的許可而四處奔走。經過多年的努力，華格納終於重返祖國。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