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邀集台灣、香港、中國和其他海外地區共一百二十二位專業人士,投票選出「影史百大華語電影」及五十大導演名單,並在下半年將投票結果整理出版成《影史百大經典華語電影》一書。很榮幸當時我也受邀投票,不過確切投了哪些作品,倘若沒有翻書我也無法完全記得,唯一印象是我投了黃銘正執導的短片《城市飛行》(2000)及辛奇執導的台語片《地獄新娘》(1965)。後來票選結果出爐之後,有位記者循線聯絡我,他說投台語片的人不多,最終也沒有任何台語片入榜,想採訪我聊聊為何投給《地獄新娘》。
時間久到已經忘記當時如何回答。其實台語片沒能入榜並不意外,畢竟許多人對於台語片還存著粗製濫造更別提藝術成就的刻板印象,加上2011年時已經修復的台語片數量有限,很多人沒有機會在最好的觀賞環境中正式地欣賞其中好些「極品」,加上語言隔閡,中港及其他地區影人看過且真正欣賞者少之又少,所以自然沒有一部台語片能夠入榜。就拿我自己來說,當時我對於台語片的理解用十根手指頭就能數完,不僅不識林摶秋,辛奇執導的《危險的青春》亦尚未得見,否則豈止《地獄新娘》,《危險的青春》(1969)和林摶秋的《丈夫的秘密》(1960)更應投上一票。
每多看一部台語片,便感覺自己對台語片的認識實在太少,其實不只台語片,太多台語片導演、演員的人生故事,都是自帶光芒傳奇無限。《妖姬.特務.梅花鹿:白虹的影海人生》一書娓娓道來「千面女郎」白虹的國台語雙重人生,她與導演前夫張英合作的台語類型片如何盛極而衰;陳炎生所寫的《台灣的女兒:台灣第一位女導演陳文敏的家族移墾奮鬥史》則是感性追憶自己的母親——台灣影史首位台語片女導演陳文敏,一個身兼導演、製片、編劇,又作過剪接、配音等工作的電影職人,如何從家庭走向電影,三年內完成六部電影,然後又從電影走回家庭。白虹和陳文敏的故事,完全可以改編成「時代職人劇」,過去十年其實不是沒有類似嘗試,電影有《阿嬤的夢中情人》(2013),電視劇則有《阿不拉的三個女人》(2016),可惜都是誠意有餘,時代感和格局不足,反而瘋戲樂工作室的音樂劇《台灣有個好萊塢》(2019-2020)用當時不受官方青睞的台語片去反抗父權、質疑國家機器,無論時代氛圍的掌握還是批判力道,都還比較來勁。
林摶秋和辛奇的經歷也很精彩,兩人都有留學日本的背景,林摶秋因為不想母語發音的電影被日本人看輕,決議放棄家族事業投身拍片,而且還籌組「玉峰影業公司」招收新演員,捧出了寶島玉女張美瑤。懷念舊時光總是習慣戴上一副濾鏡,關於玉峰影業的資料少之又少,幾年後隨著電視興起,才拍了五部片,林摶秋的電影夢便黯然收攤,告別作《第六個嫌疑犯》(1965)因為自覺成績不好束之高閣,直到21世紀才有機會重新出土。相形之下,辛奇台語片拍了五十餘部,題材包羅萬象,從話劇到大眾小說到西洋文學都有,台語片日暮西山,他便轉拍國語片,從文藝片拍到武俠片,硬是土法煉鋼照樣拍得有模有樣,除了與香港邵氏合作,也曾前往印尼拍片,他的導演生涯活脫一部冷戰時期台灣電影史。辛奇的電影事業並未隨著台語片沒落而結束,他選擇轉進電視台擔任戲劇指導,從古裝功夫劇到苦情家庭劇都有參與,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他開始跨足製作教育文化節目,解嚴後影視節目開始本土化,他也沒有缺席,除了導而優則演,在幾齣台語時代劇中露臉扮演大家族的老爺子,他開始協助國家電影資料館(現為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整理台語片史料並推動各種台語片相關活動的舉辦。
林摶秋和辛奇,一個隱世一個入世,兩人作品數量相差十倍有餘,風格特色各有擅長。他們都拍古典文藝片,林摶秋的《丈夫的祕密》抒發女性為顧全大局甘願自我犧牲卻難耐寂寞和委屈之心境轉折,情感層次表達細膩,頗有日本電影黃金時代那種古典婉約的韻味。辛奇的《難忘的車站》(1965)和《燒肉粽》(1969)不約而同以受制男性、父權結構幾乎動彈不得的苦情女性為主角,她們千辛萬苦爭取愛情,而後面對自己的家庭可能遭到各式各樣的挑釁和破壞卻是無能為力,只能放下一切遠走他鄉,未料日後竟能蓄積能量回過頭「解救」曾誤解自己如今落魄失意的枕邊人,辛奇電影中的女性,向來不滿足於委屈成全,她們更要追其所求,做其所欲,在好幾部辛奇電影中擔任女主角的金玫便是扮演這類角色的最佳人選。
無論是《三八新娘憨子婿》(1967)中敢愛敢恨的肉食系嬌嬌女、《地獄新娘》中智勇追查姊姊死亡真相歸國麗人、還是《難忘的車站》和《燒肉粽》中對於庸懦丈夫不離不棄的堅貞妻子,即便其性別意識和自主色彩為遷就當時社會歷史脈絡而必須有所省略或簡化,必須服膺傳統價值擁抱家庭為父親夫婿孩子著想以達成闔家團圓的最終目標,但與出品年份相近的健康寫實國語片如《養鴨人家》(1964)、《蚵女》(1964)中的女角相較,辛奇的台語片對於女性幽微心理的捕捉,性格還是比較立體且情感傳遞方面深刻許多。就拿《危險的青春》來說,鄭小芬所飾演對外面世界充滿好奇和嚮往的大膽姑娘晴美,便是台語片史上、甚至可說是台灣電影史上少見,毫不忸怩袒露自己慾望,毫無愧色卻又保持純真的奇葩角色。
《危險的青春》是六十年代台灣電影的異數,它讓我想到早了十年的日本「太陽族電影」。太陽族電影以改編石原慎太郎的芥川賞獲獎小說《太陽的季節》的同名電影為起點,此類以成長於二戰之後的青年為主角,描述他們一方面對於父執輩的專斷獨行感到不滿,卻又享用著對方努力走出戰敗國陰影所創造的富裕資源,於是只能把無處揮發的叛逆和矛盾轉化成為性、愛、暴力鬥毆終至自我毀滅的成長故事,在當時大受歡迎。無法確定與日本關聯甚深的辛奇,是否看過「太陽族電影」,假如看過又受到多少影響,在戒嚴時期要拍這樣一個敗德的故事,男主角魁元是個終日想找個有裙帶關係的女友一步登天的痞子,女主角晴美並非經濟拮据,只因一心逃離嘮叨母親掌控而甘願離家出走陪酒賺錢,女配角玉嬋出身富裕卻將男人玩弄鼓掌之間並以仲介各樣性交易為樂,身兼編導的辛奇,把危險這兩個字詮釋出台灣影史上新的意涵。
在此之前,台灣電影中主人翁所經歷的危險,往往是被動遭到各式各樣自然(如天災)或人為(如病痛、奸人所害)外力之干擾,而必須去想方設法解決它,但是《危險的青春》三名男女,他們所面臨的危險並非眼前、表面的經濟壓力或者物質欲望所導致,而是基於更虛妄更空無的終極人生探問——他們想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他們應該何去何從?《危險的青春》有著像是大島渚《太陽的墓場》(1960)那般用一群生活在貧民窟的男女的愛恨糾纏去質疑戰後奮起的日本外強中乾何等荒謬的基本雛型,雖然角色及劇情沒有那麼複雜,但是片中透過兩男一女外加一個性無能的老富商,角色之間的權力宰制和階級關係還是帶有指涉性的。這點在1960年末期台灣影壇委實難得,不過辛奇畢竟拍片是為了賣錢,所以《危險的青春》究竟如何「危險」,說實話還是停留在「點到為止」的層面,不僅故事尾聲不顧邏輯合理性硬將三個角色從危險邊緣拉回主流價值服膺保守傳統,就連故事背景都得對外聲稱設定在香港以應付審查,畢竟在當年健康寫實主旋律的強大光芒下,一切必須正正當當光光明明,所有陰暗必須被妥當收藏在角落裡。
這回一口氣重看辛奇五部修復作品,我一度覺得自己就像《地獄新娘》裡頭為了追查真相卻被關入佛堂密室的白瑞美,但我要尋找的不是殺人真相,而是台灣電影失落的好幾章。如果台灣新電影和中央電影公司出品的電影,佔據了佛堂最主要的佈置,那麼被放在神案底下、被遺棄在不起眼角落、被收納在櫥櫃及高架上、甚至機巧隱微的密室中的,還有哪些作品?辛奇有五部作品被找出來,被整理被修復了,但我好想知道其他作品有否可能也會表現出像是《危險的青春》那樣的躁動與不安?
《危險的青春》男主角是「國民阿公」石英,他後來沒再接演這麼虛無的角色,而石英同為演員的妻子吳玲(當時是未婚妻)因去探班而被導演臨時要求客串演出片頭甩了魁元的勢利女子,石英四年前出席此片修復首映時,說自己很少演這樣的角色,要重看半世紀前的作品感覺很彆扭。《危險的青春》女配角是高幸枝,這位堪稱八十年代國台語雙聲帶的「國民奶奶」已經與世長辭,她其實身兼此片監製,這是她嫁到馬來西亞短暫息影因婚姻失敗宣告復出的第一步,好奇她當年為何願意接演這樣一個危險的角色?至於女主角鄭小芬,雖然她的五官突出輪廓極深,但我對她的演藝事業沒有太多認識,只知她出身演藝世家,哥哥是導演江浪(本名鄭義男,別名鄭勝夫)。江浪從台語片拍到國語片,例如《恐怖的情人》台語片(1965)和國語片(1981)各拍了一版,現在似乎都找不到了。小時候把江浪執導的台灣首部女同志片《失聲畫眉》(1991)當色情片,長大以後看了凌煙的原著小說,再重看電影簡直如獲至寶,這部完成於解嚴之後的台語發音作品實在好得出奇,撇開片中某些女女情色場面流於炮製噱頭,江浪把時代變遷、式微的傳統戲曲、僵固的家庭價值及不斷遭受質疑的父權威信感性交織,大環境的蕭瑟對應被迫扭曲的人情義理,悲泣卻不至絕望,尖銳但又保留轉圜空間,即便它的美學高度不及台灣新電影代表性導演,但《失聲畫眉》和陳松勇主演、張智超執導的《那根所有權》(1991)絕對是九十年代初期本土化浪潮中的重要指標。
最後再回到《地獄新娘》,此片故事脫胎自Victoria Holt原著《米蘭夫人》(Mistress of Mellyn,1960),用現在的說法便是IP電影,張淵福的劇本在地域和文化的轉譯上處處巧思,由今日標準來看,仍是豐富的東西文化藝術研究範本。此外,楊三郎的配樂亦值一提,楊三郎採用李叔同的〈送別〉作為全片主旋律,穿插蓋希文的〈藍色狂想曲〉、以爵士呈現的威爾第歌劇《吟遊詩人》中的〈鐵砧大合唱〉、以及配樂家約翰貝瑞為007電影《金手指》所做的音樂,對比同時期的國語片,看似毫無顧忌的混搭,反倒意外營造出更加活力四射的類型氛圍。台語片的充沛能量,在《危險的青春》達到最高峰,我很喜歡片尾那些晃動的旋轉的招牌與夜景,表面上兩女一男三個主角都自我悔悟回歸正途,但是他們的身影隨之被淹沒在紙醉金迷目眩神移的夜色裡頭,所有轉變是這麼唐突,一切戛然而止,恰如台語片的隕落。那是1969年,有人說《危險的青春》是台語片最後的迴光返照,我好像無法反駁,或許應該說台語片沒有消失,有的台語片批上了「台灣新電影」的金光罩留在了佛堂,有的則是被收進《地獄新娘》的密室裡面,包括《失聲畫眉》和《那根所有權》。
如果說《海角七号》和《大尾鱸鰻》的成功,象徵著「新台語片」的再起風雲,那麼五十年後的今天開始,希望有機會有能力把擺放在密室裡頭的那些東西,一個一個搬出來,讓它們重見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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