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個原因，這個可能是隨著世界大潮流的關系，分配不公平，貧富懸殊，使得社會上很多有生力量變成了消極對抗力量。
第四個原因，說美國對我們壓得太厲害，距離又很近，北美，帝國主義，布什講的西班牙和葡萄牙都是早期的，是帝國主義，原因是政府虛弱，他們說幾十年來找過這些原因，拉丁美洲為什麼經濟落後，找這些原因。
大家很難相信，這個蒙塔內爾找原因，居然在美國的研討會上，他說我現在找原因，這個原因我們完全都可以不相信，我們可以看他是故意尋找刺激的那個結論。他說我找到了一個原因，這個原因是什麼呢？我們全被害在拉丁美洲文化精英的手裡。他這個話是故意有點夸張的講，我們完全害在文化精英的手裡了。他怎麼講呢？他說這些人，提供了一個惰性的文化模型，他們是進入了障礙，講了幾個問題。
1，文化精英這幾年永遠在吵吵鬧鬧，在報紙傳媒上喋喋不休，拉丁美洲文化程度太低，所有的人永遠接受他們的思維方式。但是，他們永遠在吵吵鬧鬧，把所有的人幾十年的思維完全搞亂了。我們這裡建立不起完整的集體的文化心態，永遠看到他們在鬧，報紙上每天在看，沒有正常思維的人，能夠壓倒一切思維的人能夠引導，他們說是精英，整天在鬧。
2，這些人在胡鬧當中，看到他們有基本思想，這個基本思想就是反國際，思想化。文化精英不是這樣，它表現自己是精英，反對世俗，反對世俗就是反對市場，反對市場經濟。不斷地說美國不行，不斷地說西班牙不行，實際上不斷講自己民族了不起，結果是反國際化。這個思維，他們盡管吵吵鬧鬧，這兩點是統一的，一個是反對市場經濟，一個反對國際化是統一的。所以，你們這些文化精英，幾十年報紙上全是你們吵吵鬧鬧，老百姓只能接受你們的思維，而你們的思維種種之下是反國際，反市場經濟。這兩反造成了我們這些地方的這兩個觀點很牢固，這兩個落後觀點很牢固。
3，不僅觀念的問題，你們這些文化精英知識結構也很陳舊，知識本身，除了觀念之外，知識也很陳舊。你們不知道現代社會需要一切，現代社會需要的知識你們不懂，但是你們講自己有知識，這些知識都不懂。我們都把你們看成是知識分子，實際上由於把你們看成是知識分子，你們就成了我們和現代知識溝通的障礙。這些現代知識由於你們這堵牆在我們就不能搞現代知識，你們認為你們有知識。但是，你們的知識不是現在的，都是老的。
4，還有好多激進分子，知識分子有好多激進分子，我們拉丁美洲的激進分子不是把社會推向前進的激進分子，社會和激進沒有關系，一個是他們的激進表現為反對市場經濟，反國際化，同時經常在公共媒體當中胡作非為，以社會正義的名義為對抗。所以，這個原因他們認為這個是社會的障礙，這一點我要說幾句我的評判。我覺得他的知識尋找，也可能和他之前的那些尋找一樣，也可能找到的是假坐標，找到的也可能不正確，不完全是他們落後的最主要的原因。但是蒙塔內爾至少感受到了一點，在落後的經濟社區裡邊，在落後的國家裡邊，那個發源的文化群體，實在是起了很大很大的作用。文化在社會轉型時期，照例文化應該新轉型，就是法國大革命先後，文化人都是先轉型，然後社會能夠轉型。
我剛剛講到像馬丁路德他們也是文化新的轉型以後，然後才產生了社會大轉型。落後的社會裡邊轉型建造文化，在滔滔不絕、喋喋不休的講話。這個文化觀念完全擋住了，思維性、觀念性得轉型不可能，所以經濟的轉型成為反文化的行為。反文化的行為也就是反社會道德的行為，反一切坐標的行為，一切就不對了。所以，蒙塔內爾認為，在這個問題上轉型前的文化群體要負很大作用。
剛才我為什麼漏了中國文化？我看到這個時候，我突然心裡邊有中國文化的感覺。大家好多朋友可能看到我在山丘筆記裡邊有抱愧山西，我就講到大家誰也不知道很貧困的山西，現在全中國現代銀行家的一大批出在那裡，但一大批農民在那麼貧瘠的土地上，他們是出現第一代亞洲最大的銀行家的土地，它的緯度和大寨是一樣的，同樣的貧困，這樣的地方能走出這一批人，走出這一批人以後創造了中國的經濟奇跡，創造了至少是東方的財富奇跡。但是，中國的文化沒理它，沒有在任何一個象樣的文化人的書籍當中看到過對他們的支持。
這個和歐洲是完全不一樣的。歐洲一代銀行家影影綽綽出來的時候，有一大批文化人代表著文化的名義對他們巨大的支持，這完全不一樣。到文化部支持的時候，盡管做出了巨大的奇跡，他們也是文化意義上的“非法行為”。在文化上他們是沒有地位的。大家對許許多多商人的傳統的不良的看法，都投注到他們頭上，他們只能享受自己低漏的文化，和他們的經濟奇跡是完全不相稱的。
我在這篇文章上講，他們當時享用的是什麼文化呢？他們享用的文化實在是層次很低。讓我們很感動。我們曾經提到，我說他們的文化大概就是《走西口》這樣的歌，“哥哥走西口，妹妹淚長流“，我就做這樣的分析。為什麼成為這種文化呢？就是中國人是不遠行的，父母在不遠行的。而且遠行有各種理由，家裡只要有一位唱這樣歌的人，要麼是新婚，要麼已經有戀人。盡管貧困，他的家人已經有一份割舍不了的愛情，他如果安安靜靜不出去的話，也可以過貧困而有愛的日子。但是，他還是走了，走到哪裡去？其實不知道，走西口。然後這個女孩，不管她是新媳婦還是姑娘，她只能一路地關照你怎麼樣。所以，我在那篇文章裡講，她唱是唱了，哭是哭了，走還是走，他還是走了，走了以後就創造了很大的奇跡，我們不知道。
當時康熙皇帝就是有了非常聰明的計策，就是我們的西北邊疆那麼多邊防軍，後勤誰來管？國家沒有那麼多錢。他提出了，這是一個政策所造成的財富，他說誰能夠供應我們西北邊疆人的後勤，我就把我們運河揚州那一帶販鹽的權力給他，看他給我們邊防供應多少給多少。這對國家來說確實是一分錢不出又解決了大問題。但是對山西的這些農民來說，那是一個大好的機會，太好的機會了。我想我們大家就能理解了，北方的都能供應，然後北方的皮毛，北方各種各樣的土產都運到了南方，南方的茶葉、南方各種各樣的東西運到了北方。在大的運輸過程當中，他們就造了旅館、飯店，包頭城就是他們中途一個飯店擴大起來的。
最重要的一個構思就是，他們構想能不能有票據，這個票據這兒可以兌銀子，那兒可以兌銀子。這個構思我認為為什麼是銀行家的出行原則。如果這個銀樓的銀子，他送到我們銀樓裡的銀子就有了，這個銀樓的銀票可以在這個銀樓裡換銀子，問題是要異地兌換，我可以在廣州兌換，也可以是在西伯利亞兌換，山西人想出來了，靠他的信譽想出來了。
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就造成了巨大的奇跡，奇跡的最後就是慈禧太後的私房錢是存在他們那兒了，富可敵國，海內最富。說這件事，山西不要考慮，山西是不富裕的省，他們創造了這麼大的奇跡，但是我們的文化沒鍛造。
他們的理想只能是地主的理想。支撐他們的文化，還是“哥哥走西口，妹妹淚常流”，我們看到這個大院，那個大院，文化是很大的阻礙作用。文化除了很大的阻礙作用以外，另外當時的政治起很大的作用。太平天國，這個鬧，那個鬧，最後銀行家最怕，這個地方擠兌，那個地方擠兌，銀行就開不下去了。我從文化意義講，每天講“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這些中國工人，天下明明可能創造巨大財富的時候，他們就讓財富過去，他們還瞧不起這一切。
象征著一個抽象的國家振興的奇怪概念，真正的已經沒文化的東西已經從你身邊走過。駱駝隊浩浩盪盪走在中國的大地上，他們卻完全不在乎。像這樣的是文化的使者，文化使者以後可以造成一點，造成就是非常明顯的消極的，已經有了富裕。
在這個意義上，我有點同意蒙塔內爾，文化人在這個意義上很麻煩，他們不是站在轉型以後的文化觀念上的時候，好多成功的經濟行為都是違法的，都是鬼鬼祟祟的，那麼大的商幫成了鬼鬼祟祟的，不能進入我們所說的登堂入室，他不能登堂入室。在清朝的時候，一個縣官和落第秀才同桌吃飯，他不太可能和商人同桌吃飯，這個文化的觀念非常麻煩。除了山西商幫還有安徽商幫，他是我賺了錢讓自己的兒子讀書。他們很講文化？不，讀了書考秀才、考進士，已經起來的現代金融文化，現代商人文化，一下倒退到農耕文化，這是一個倒退。在這個意義上，大體上能夠說明比較落後的文化觀念，它真是會阻礙經濟，非常明顯地阻礙經濟的發展。
山西商人的例子，已經在眼前了，都沒有承認他，或者居然沒有發現。當然了，不是說山西就是那樣的悲劇。當一個大院、一個大院挖掘出來的時候，我每次去，一方面對山西表示欽佩，曾經創造過那樣的奇跡，一方面感到我們的上代中國文化人的失職，我為那代文化人感到羞愧。
(此處有刪節)
第二部分，這兩個人說明文化和經濟那麼密切的關系，那麼我們一定要問，你心目當中的文化究竟是什麼？這是最難回答，但是必須要面對的問題。我看到以前幾個講座裡，有一些講座者已經講得很好，我看了書，像徐嘉璐先生講得很好。
這裡表示我另外一條思路，不是不同的觀點。這個思路是這樣的，我在所有的文化觀念裡，特別強調集體的人格這一說。文化是集體的人格。我們說文化支持經濟發展，還是阻礙經濟發展，它有沒有可能產生競爭力？實際上它是一種人格化的東西，集體人格化的東西。不要簡單劃成這麼一個等號說，你看我們有企業家，有多少學位，有多少企業家能背出唐宋詩詞，這個能大力推動經濟發展，這個大大錯誤了，也不是人格，也不是我們東升先生講的。
我在中央台做全國歌手大獎賽的評委，做了快一個月。所以，大家在考這些人，古今中外的文化知識，以為這些知識就能決定我們的文化往前走還是往後退的問題，這裡都是一些誤會。這都是表象，是文化的一部分。知識肯定是我們所說的文化的主要部分，學位當然很重要了，它也是一種綜合因素。但是實際都不是主要部分。關鍵是一種整體人格。所以，我在這個地方，我比較喜歡弗洛伊德的學生有一個叫榮格，這麼一個歐洲的心理學家講的一句話，他說“一切文化最終都沉澱為人格”。一個民族是如此，一個個人也是如此。
我們說文化的轉型問題。其實說起來，好多人的文化生態的轉型問題，有沒有競爭力的問題，也就是說集體人格，有沒有現代強度。文化的概念有好幾種，我稍微回過頭說說，我為什麼比較喜歡這樣一種命題--文化的概念？你想，我們說起來世界上有200多種比較優秀的定義，有200多種定義都比較優秀。也就是說，它都站得住腳。我們很難在這種定義當中去選擇這種還是那種，這裡角度不一樣，我們現在可能比較多的理解的文化可能是從時間和空間上來劃分的這種文化。從時間上劃分的，我們一般看成人類，美國摩根提出的進化論的文化觀，人類總要經過三個階段：一個是蒙昧，第二是野蠻，第三是文明。
我到北歐，他們有過一個海盜時代，海盜以前的時代是蒙昧，連海盜都不會做。那麼大的船，我可以搶東西，乖乖自己打點魚吃吃。但是變成野蠻時代，我在北歐感覺到，他們的教科書會記錄，最早祖先都是海盜，每個國家都不回避這一點，他們覺得這個很丟人。後來慢慢進入文明，進入文明有點難度，為什麼有難度？因為文化觀念完全不一樣，海盜最高的觀念是復仇。
但是進入文明時代，復仇肯定不是最高觀念。在冰島有一個法律很久，它們轉型的過程和我們水泊樑山的好漢差不多，基本觀念就是復仇。但是按照現代觀念是錯了，你為了復仇把一家殺了，把丫鬟也殺了，這個不對。他們搶了很多文明的地方，但是搶了以後，佔領這個地方，他們是海盜，他們孩子要留下來讀書，所以慢慢他們的後代回到那些地方完全成文明人了。
這三個階段是交相輝映，同時存在的。比如我們現在的文明，它一定要兩個對頭，一個是蒙昧，一個是野蠻。文明人為什麼覺得孤獨和苦惱，兩個對手糾纏你，一個是蒙昧，老也說不明白，一個是野蠻，它完全不講理，就是秀才遇到兵，遇到的是野蠻。有的像榆木疙瘩似的，那個是蒙昧，這兩個都成為我們文明的對頭。有時候很難說，一個人自己身上，包括我身上，除了有文明的成分，也有蒙昧的成分，也有野蠻的成分。我們現在不知道，可能以後就知道了，都可能是這樣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摩根的劃分，他有價值。
我在論述文化的時候，也經常用這樣一個三段論的劃分：時間的劃分，還有一種是空間的劃分。空間的劃分不按照這個時間，因為這個時間好象每個民族都一樣，從蒙昧到野蠻，到文明，空間的劃分不一樣。空間性的劃分，埃及文明、巴比倫文明、波斯文明、中華文明、瑪雅文明，這是空間劃分，不是時間的劃分，這也是我們在說的文化另外一種定義方法。
一個時間性的定義方法，一個空間性的定義方法，我們一般不做這樣的定義。這樣定義是為了我們研究的方便，這給我們研究方便。但是如果認真地來尋找文化到底是什麼，我們還要尋找一些一般定義，是有這麼多劃分。劃分不是哲學，分類學不是哲學，你還得尋找它到底是什麼。所以，就出現了很多對文化的定義，這個定義猛一看什麼都對，最早英國的泰勒曾經講過，文化是什麼？“文化是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能力、習慣的總和”。物質文化不是文化本身，物質文化是文化的產物。
所以，他強調的是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能力、習慣，這是泰勒提出來的，他做一般劃分。一直到現在劃分為各種各樣，傳播學派認為文化是不斷傳播的信息系統，或者是不斷傳播的價值系統都可以。全人類都可以傳播，意味著它是一個全人類聯合發展的一種創新，它可以被傳播，能夠被傳播，也有學派認為。文化是人的需要的外化，人類精神需要和物質需要的外化，也有人認為是普遍的心理模式就叫文化。中華文化，中國人普遍的心理模式，就是中華文化。等等。
當然這裡我覺得每一種觀點都有他的道理，這是不是你是我非的問題，只是角度不一樣。同樣是一口井，你從這兒挖下去，我從那兒挖下去，挖的角度不一樣，因為我最早是研究藝術學。後來研究一般文化的時候，我比較依仗的首先是摩根的從蒙昧到野蠻，到文明這個概念，就說明文明經常的對手是這兩個。另外就是我非常接受弗洛伊德的學生榮格所說的，一切文化最後都沉澱為人格，他講的人格主要不完全是個人，盡管對個人也是，他主要指集體人格，按照現代文化人類學的觀點，他是傑出的文化人類學家，又是心理學家，從這個角度考慮。
所以，中華文化在哪裡？中華文化在我們的集體人格當中。一個群落有他的集體人格，一個人也有他的人格所在，我們是集體人格的一部分。就是這個榮格所說的，他很著名的話，不是歌德創造了浮士德，是浮士德創造了歌德。他的意思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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