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的貪婪讓全世界亂了節奏】
來源：觀察者網 文：何亞非--中國外交部前副部長
進入2018年以來，許多西方專家學者都在討論“全球無序”問題，因目前西方社會的種種混亂而對西方作為“自由民主體系”領導者的未來憂心忡忡，提出需要進行全球的“新平衡”或者說“再平衡”。
究竟是什麼使得西方的精英們如此忐忑不安、如坐針氈？全球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的再平衡應該如何推進？這確實需要我們從全球化新發展和世界地緣政治、地緣經濟發生重大變化的新形勢出發，做些深入思考。
2017年世界目睹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競爭明顯加劇，全球化與“逆全球化”博弈有增無減，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和不少歐洲國家的政治極端化傾向更加嚴重，不僅使美國和西方國家內部出現社會分裂和政治制度性危機，而且波及國際關係和全球治理體系，造成世界範圍的不確定性增大、“全球無序”加重、地區熱點問題升溫、大國關係緊張、全球經濟增長所需的宏觀協調和合作受阻。西方精英們對西方未來的深深擔憂就源於此。看來，2018年確實是需要反思和進行全球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再平衡”的一年。
所謂再平衡，自然源於全球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的“失衡”。這種失衡在國家和地區、全球層面都存在，而且相互糾纏、相互影響。
用馬丁·沃爾夫的話講，核心問題是“美國創立的二戰後世界自由秩序正在瓦解，取代它的是去全球化和衝突”。值得注意的是，當前這種秩序的瓦解所帶來的影響是多方面的，無論是地緣政治還是地緣經濟，都出現多種力量的博弈和衝突，在歷史階段的轉換期，國際關係和全球治理都會充滿矛盾。
特朗普在美國執政已近一年，美國國內“自由體系建制派”與反對“自由體系”力量的鬥爭日趨激烈，表現在支持全球化的“國際主義者”和反全球化的孤立主義、保護主義之間的爭執，也表現在社會底層與統治精英的對立。這些社會矛盾的激化導致資本主義制度性危機，雖說危機是週期性的，但是這次危機醞釀已久，源自更加廣泛尖銳的資本與勞動的矛盾、市場效率與社會公平的失衡，其解決難度更大，對社會結構和政治制度安排的衝擊也更嚴重。
國內政治的變化必然反映到對外政策和戰略。特朗普政府堅持“美國第一”，開始修改自己制定的國際規則，從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氣候變化《巴黎協定》、TPP自貿協定，到重新談判美加墨自貿區協定、美韓、美歐、美中等雙邊貿易安排，再到出臺最新版本《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把俄羅斯和中國明確列為“戰略競爭對手”，並且加強政治、經濟、軍事上對兩國的擠壓和打壓，導致大國關係的進一步複雜敏感、緊張對立。
如果這就是美國的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再平衡”，那麼再平衡的方向就出現了問題，不僅不會實現再平衡，還可能加劇地緣政治、經濟的“失衡”和全球治理的“失序”。
美國這麼做無非就是想鞏固和確保美國在世界的霸權地位、在全球化中的主導地位，但這只能說明美國對世界力量格局變化和國際秩序轉換的焦慮加深、反應激烈，忐忑不安，沒有自信。中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力量上升對世界和平與經濟繁榮是福音，是推動世界格局重新恢復平衡的重要因素，因為自1648年以來形成的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格局並非歷史的“終結”，而只是歷史發展的一個階段。全球治理從“西方治理”向“東西方共同治理”發展，國際秩序向更加公平、公正、合理方向發展，也是歷史的必然。
當然，這樣的負面反應並非僅限於美國，在日本、歐洲一些發達國家都有表現，其政治極端化和對外進攻性都有加強趨勢。從根本上看，當資本佔據絕對統治地位的時候，資本主義制度出現危機乃至革命都是難以避免的。冷戰結束時斷言過“歷史終結”的美國學者福山，如今卻深深歎息美國政治制度的腐朽（Decay），稱如今美國發生的一切不是為什麼會發生的問題，而是應該問，為什麼現在才發生？
就地緣經濟而言，英國前首相布朗稱，過去30年來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華盛頓共識”幾大支柱正在崩潰，尤其是不受管制的資本流動造成經濟和金融的巨大不穩定，不斷加劇的社會不平等阻礙了經濟增長。而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尚未成形。反全球化和民粹主義的蔓延又為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排外的反移民思潮提供了土壤。
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對世界經濟的預測依然是“不確定”和“混亂”，說2018年經濟會比2017年有所好轉，但是風險增大，可能出現“危險的復蘇”。事實上，在“美國第一”等短期思維和貪婪思想支配下，這種情況很可能成為現實。特朗普減稅法案出臺和美聯儲加息將加劇全球資本市場的波動，這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依賴外國短期資金的國家來說，再次陷入債務和金融雙重危機的風險極大。
就歐洲而言，英國脫歐談判剛剛啟動，但英國與歐盟雙方都缺乏明確想法，談判前景黯淡。歐洲的風險還在於義大利、希臘、西班牙等高債務國家，由於美國利率上升推動世界利率逐步恢復正常，其債務負擔將加重，金融危機陰影可能再次籠罩歐洲。匈牙利和波蘭等國的極右政黨執政對歐盟則是另一種考驗，其中經濟和政治因素相互糾纏，難解難分。
要實現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的“再平衡”，需要我們對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失衡”有個正確的認知。現在看，美國的特朗普和法國的馬克龍已經成為西方社會政治色譜兩端以及“反全球化”與堅持全球化的代表人物，可見西方社會內部對“再平衡”的認識也是不一致的，走損人不利己的孤立主義道路未必能得到西方國家人民的廣泛支持。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對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建設全球夥伴關係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包括中國倡議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西方國家回應者不在少數。AIIB成員迄今已達84個，且繼續呈增長勢頭。
因此，在世界經濟聯繫日益緊密、相互依存日增的命運共同體中，地緣政治和經濟的“再平衡”是需要的，2018年可主要從以下方面著手：
一是加強政策溝通和發展戰略的對接，合作不對抗、結伴不結盟，建設“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擴大各領域合作的內涵和外延，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和孤立主義，實現共同發展、共同繁榮。“一帶一路”等新型國際合作倡議應該積極加以推廣和落實。
二是加強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減少金融風險，整合技術革命的投入和信息共用，加快新舊經濟動能轉換的速度，加大相互開放的力度，以貿易自由化和投資便利化為抓手，以供給側改革和國際產能合作為切入點，實現全球生產鏈的順利轉移，推動世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三是以文明融合為引領，防止文明衝突論沉渣泛起，克服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等各種偏見，加強人文交流和人民之間的交往，擴大支持全球化繼續發展的民意基礎。
四是克服地緣政治的衝動，堅持以談判和對話解決爭端和爭議，多做建立相互信任而不是破壞信任的事，緩和地區熱點問題和各種緊張關係，為世界和平和經濟發展繼續創造有利的外部環境。
特朗普要如何讓“全球化”美資重歸美國的“地理疆界” 文：方敏
一個國家，以“地理疆界”將自己區分於別國，而國家地理疆界之外的“軍事疆界”、“政治疆界”、“資本疆界”則體現了這個國家更加明顯的特徵及影響力。
曾經，國家的地理疆界統合政治、軍事、資本的疆界，隨著歷史的發展，有些單一國家的軍事疆界開始突破地理疆界，帶領政治、資本得到擴張。
再之後，各國的地理疆界開始相對固定，部分國家因其影響力的擴張，軍事、政治突破地理疆界成為“疆域”，隨之這部分國家的資本也開始適應疆域性生存。
直到世界發展到以“規則”確保利益的“全球化”時代，這個時代的代表性特徵是：單一國家的資本依仗“世界性規則”突破疆域成為全球化資本。
於是，資本開始了它“全球放牧”的逐利旅程。
今天，特朗普主導的美國要重建產業，產業回歸美國本土成了執政者的至高理想。
然而，“全球化”的美資怎麼可能甘心重歸美國的“地理疆界”這個小池塘，並且還要投向產業方向？
困於一隅與放牧全球，用腳後跟想都知道資本的選項。
美聯儲加息確實可以促成美元強勢並且回流美國，但是想像資本回流就會帶動產業回歸就是個笑話，因為制約產業的走向絕對不是情懷和理想而是資本冷靜的成本、利潤判定。
特朗普試圖以“關稅措施”和“強迫貿易”的方式為美國資本重建本土市場，以促進產業回歸。然而，資本的判定是：這樣的“強權市場”是很不靠譜的，完全違背經濟運行規則，將產業建立於這樣的“市場”之上註定沒有未來保障。
更何況特朗普試圖營建的“強權市場”策略是一番逆全球化運作，本質上與全球化資本的共識性認知完全相悖離，資本的認識就是：特朗普想要將已經全球化的美資重新誘困於美國的“地理疆界”，就像那種抓麻雀的陷阱遊戲。
所以，特朗普的美國產業回歸理想，沒有人“望風景從”，反而現實遭遇的是哈雷、福特、特斯拉、美孚的直接打臉以及蘋果的不予回應等等。
蘋果的不予回應是因為他們心裏有明確的資料：蘋果回歸美國，生產成本直接翻3倍，銷售價格上漲20%以上才能抹平這個成本因素，對於正在承受全球挑戰的蘋果，它能夠回應特朗普政府的理想才是怪事。美國資本已經表明自己的態度，既然我們不能說服你，那我們就用腳來投票。
已經全球化的美國資本，憑什麼為了你特朗普的政治理想，放棄利益來講情懷？更何況以資本務實的眼光，你特朗普的政策根本就是“棒槌”一根。你推崇美資的本土產業化進程，信你或得一時之利，但是之後是長期的不可持續，這樣的“坑”怎麼會有人願意跳進去？你特朗普幾年之後就甩手上岸，而被你忽悠的資本要怎麼從這個“坑爹”的坑裏爬出來？
資本已是世界版圖的“牧民”，遷徙是因為“牧草”，逐利而居。
有分析稱，特朗普執意揮向世界主要經濟體的關稅大棒政策，可能與特朗普個人對經濟問題的認識有關。
最近鮑勃·伍德沃德新書《恐懼：白宮中是特朗普》有個細節耐人尋味：特朗普眼中的美國就是應該有很多的火車頭、很多頂著巨大煙囪的工廠以及忙於裝配線的工人。
美國白宮前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加里·科恩曾以詳實的經濟資料向特朗普表明，美國工人並不渴望在裝配工廠工作，可特朗普並不認同這樣的觀點。
對特朗普一意開打貿易戰的想法，科恩曾直接向特朗普發問：“你為什麼有這樣的想法？”特朗普回答：“我有這樣的想法已經30年了。”
（呵呵！30年啊？世界的發展日新月異都不足以形容，30年幾乎已是“滄海桑田”，特朗普總統或者可以被稱為“美國化石”。）
科恩還試圖向特朗普說明，美國經濟如今以服務業為主，不應該按幾十年前的觀念，強行用關稅舉措將製造業留在美國。但是，特朗普還是堅持認為“產業回歸”才是美國正確的道路。
事實上，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2018年8月20號開始，召開擬對2000億美元中國輸入美國產品加征關稅行為，舉行了為期六天的聽證會，358名美國各行業代表接受諮詢，結果是超過90%的代表認為加征關稅損害美國公眾利益。其實這個結論也從另一個側面證明，在產業鏈的中、低端領域，美國本土產品無論品質、規模以及價格都無法與中國產品的競爭能力相抗衡。結論是：特朗普心心念念要建立的“產業回歸”大勢，根本沒有現實意義。
特朗普和他的經濟團隊是否應該更新自己的知識結構？
特朗普要如何讓“全球化”美資重歸美國的“地理疆界”？
一個完全不知道、不明白“產業分工”本質意義的美國總統，他所制定政治、經濟策略，對美國是好事，還是壞事？世界霸主的大腦迷離對世界的影響又是如何？
人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1930年美國出臺《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美國大幅提升2000多種進口商品關稅，招致許多國家的報復性關稅措施，美國進口額和出口額驟降50%以上，經濟陷入長期蕭條。所以特朗普和他的經濟團隊更新自己的知識結構是緩解當前國際緊張態勢的一個可行的方法。
由世界“產業分工”引導出現的“產業轉移”，是資本全球化背景下，資本基於“逐利”的本能衍生出來的運行方向。長久以來產業大規模出走美國，本質上並非是人為“策劃”可以達成，幾乎類似於“自然選擇”。
從網上找到這樣的資料：2018年美國平均工資是多少？美國人月薪3000美元，中國人月薪是3000人民幣。
我們來試著大概解析一下“產業轉移”：基於以上資料，意味著企業付給一個美國工人的工資，是相同等級的中國工人的幾乎6.5倍。那麼資本將產業從美國轉移到中國，在人工成本這個方面就會獲得很大的節省。於是資本就有了“產業轉移”的第一個動因。當然，“產業轉移”不是這樣簡單，還有人員素質、市場、品質、規模、物流、資源、投資環境等等因素參與考量。
這個大概的解析，至少可以支撐一個道理：資本已經獲得了“全球化”選擇，它就不會再去支持特朗普的美國“地理疆界”內選擇。所以特朗普的“產業回歸”政策猶如“緣木求魚”，或者是特朗普認定的路徑會指引他成為那個戰風車的堂吉訶德。
以特朗普固執秉性，相信沒有人能夠輕易說服他，他的棋局會以即將到來的中期選舉為分界：
選敗，他就會面臨彈劾，極大的可能走上尼克森的老路。
選勝，在之後的任期和可能的下一屆任期，世界將面臨美國對全球對手的貿易戰，沒有人能夠倖免，這裏面不論“盟友”，都是對手。
然而，特朗普也許忘了，發動貿易戰是一個“關門”的行動。就算美國強行製造“產業回歸”成功，然後這些產業製造的產品，在一個大家都“對等”地對美國“關門”的世界，美國的產品能夠賣給誰？或者選擇用槍炮為美國開路？如果是這樣，哪里還需要產業，美國直接開搶更簡便。
特朗普要帶領美國踏上“美國第一”的征途，自話“封神”超越同級的景願如夏花般燦爛，然而現實的結果是美國已經自推為世界的對手。
美國選擇了特朗普，他分明清醒，行事卻如夢遊，就算最終帶給美國的是不大的傷害，可以確信必然也是叵測的旅途，或如“消失的四年或八年”。
世界霸主的大腦迷離，對世界基礎規則的破壞性運作，帶來的後果極大的可能是世界架構的失穩，首當其衝的就是金融、貨幣架構，危及作為強勢世界貨幣的美元自身，或成為一種必然。
所以，特朗普帶領美國選擇了“破壞規則”這個開始，但是，極大可能得到的是美國和世界都不能選擇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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