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與現代孰能救世？
高準
我在去年（2010年）十一月號《傳記文學》發表了一篇〈「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評論與兩岸「文學互動」問題〉，是對大陸作家古遠清在該刊去年七八九三個月連登三期的〈略論冷戰時期兩岸文學的互動－－一九四九～一九七九〉一文中錯誤未妥之處的辨正。十一月號同期該刊還另有一位從台灣到大陸的邱捷先生自廣州致函該刊，對古君之文嚴厲批評，並舉其故扭曲于右任的政治立場為例，認為有對台統戰性而指責該刊根本不應刊登古君該文。現見到古君在《傳記文學》二月刊了一篇回應，對拙文提出的辨正作了相當扭曲的反辯，而由之又牽涉到一些重要問題，應並申論。而該刊卻相當偏袒古君，以「不再繼續討論」為由剝奪我的發言權。其實指出對方因對拙文的強辯而產生的進一步錯誤，是我對讀者的責任，也是該刊應向讀者交代的責任。這些牽涉到的問題，也都是與對現當代史的瞭解有相當關係的，都可供廣大讀者的思考。那麼現就另以此文供廣大讀者的參閱了。
海峽兩岸冷戰時期的起迄時間問題
首先，古君在上次那連登三期的論「冷戰時期」的長文中，插述到我的《中國大陸新詩評析》一書而說我書中沒有提到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而指為缺漏。其實我書中明明對該講話有相當一段批評，是他自己看書不仔細而誤指，所以我纔要在上次加以糾正。現在他的回應文中卻對自己的錯誤完全不認，還要說因為我那書是出版於1988年而不在他「論述的時限內」來擋開我的糾正。他應該誠懇的謝謝我的指正纔對，卻竟這樣公然說謊！其實他上次那文：〈兩岸冷戰時期的文學互動〉而以1949-1979為範圍也是不妥當的。在五十年代時，海峽兩岸還炮火不絕，還不能算是「冷戰時期」。兩岸的冷戰時期，應最早也只能從金門砲戰基本結束過一年的1960年初算起，直到1987年台灣宣告「解嚴」並開放對大陸探親止。或著還可推遲一點，從甘乃迪正式告訴蔣經國美國反對台灣反攻大陸的行動後的1963年起，一直到台灣宣布結束「戡亂」的1992年。這兩種算法都可考慮，而從1950-1979這種算法則是不合適的。
本文寫作時，正有大陸友人寄來電腦網路資料，赫然見到古君那在《傳記文學》登了三個月的長文原來是當時他在大陸已出版的書中的一節，共分十二項細目完全一樣，只是換了大標題。傳記文學每期均宣告不登已刊出的文章，對此文卻不惜大篇幅連登三期，何其厚愛該文也？而古君所出書中則將該文全文列在軍事主宰時期兩岸關係的對抗與隔絕（1949-1979）一章內。把1949-1979這段時期稱為軍事主宰時期倒是還比較適當的，古君卻是自己愈改愈不妥。這標題若是傳記文學編輯部代改的，則該刊雖長期以現當代史為領域，現在的若干編輯的水準卻實在是差了一點呢。
究竟誰是「百年魔怪舞翩躚」的第一號？
古君說我先後舉了王健民的《中國共產黨史稿》和葉青（任卓宣）的《毛澤東思想批判》，接著卻說是作為台灣早就有人在討論、宣傳、介紹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證據云，這就更明擺著是睜著眼睛說瞎話了，我是指出在那兩本書中可以見到毛氏該文或要點，何嘗說是在「討論宣傳介紹」毛氏該文呢？王、葉二位也絕無此意。古君這樣經常的用一些混淆的字眼來扭曲原意的習慣，實在是太不好了。古君又認為葉、王二位之書均不屬文學範圍，所以不必提。可是要知道古君那篇文章本身也並不是文學作品，應該算是歷史性的範圍吧？而他是斷言台灣當時沒人看到過毛氏講話，所以我告訴他早已有，而作家並不是只看文學作品的，該兩書當然也有不少作家看過。他又認為王章陵那本《中共的文藝整風》是把「毛氏」及「毛共」「妖魔化」。古君站在維護中共立場，就自然要這樣把王氏之書「妖魔化」，其實，王氏那書是否對當時「毛共」的各種整人的行為「妖魔化」？或所述基本均為事實？我早初也使不大注意那書的，雖然其附註資料來源很詳細，覺得或總不免是一面之辭吧？而到一九八Ｏ年起，大陸自己紛紛揭露了毛對文化人的各種迫害與冤案，再與王氏此書逐一對照，則基本均可相符。但其對聞一多之死的說法是錯誤的。王氏原書具在，讀者可以自己去覆按一下：究竟誰是妖魔？是王章陵還是主導整人的人？「百年魔怪舞翩躚」！這句詩的作者卻正是其中最大也最有法力的一個。
古君表示像王章陵這類書他是根本不願看的。其實雖有小誤，還是提供了很多實況報導的。而王健民的那書則遠比大陸的中共黨史出版社近年所出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1921-1949詳細得多，而且引入大量原始文件。大陸那本則沒有引用任何原始文件。而其八百三十餘頁的篇幅中對毛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則淡化到只有四行一小段的簡單提到。亦可見中共黨方現在已儘量不想多提這篇東西了。而該書對同時展開的對於王實味因發表〈野百合花〉而遭受的嚴厲批判，及後來於1947年中共撤出延安時將他秘密處死的事，也都根本不提。王實味被秘密處死的事，大陸曾長期保密，但自1989年到1998年間大陸已有三本書詳細揭露了這案子。而該本黨史卻好像根本沒有王實味這個人似的。王章陵與王健民之書則對王實味批鬥經過都有較詳敘述，於大陸後來出的那幾本也都可對應，但當時也還都不知道王實味已遭秘密處死。王實味是被用大刀砍掉其頭顱的極恐怖方式殺掉的。
傳統與現代孰能救世？
至於古君又要說余光中是重寫新文學史的先行者，認為余氏論朱自清等的三篇文章「為大陸學者重寫文學史的實踐作了漂亮的示範」云。其實我上次文中說到的馮光廉、朱德發等編著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教程》對一九四九前大陸許多作家，比起該書之前出版各書，已作了相當的重寫，又何嘗受余光中的啟發？
古君說什麼余氏是我的「仇人」，那種用詞只能說是十分「卡通化」的字眼了，我對余君的批評絕不是什麼個人關係的緣故，而是該批評的就應批評，其有些可稱道的地方，則我也沒否定。所以前次說到他壞詩很多時，不但沒舉一首特別壞的來臭一臭，反倒舉了一首他較好的詩指出該詩的優點。古君卻一面力捧余光中，一面又拿李敖把余光中說得非常不堪的那段話一引再引。我可從來沒有跟著引用過。這就是我宅心厚道，立論正大，不是古君這樣的人所能體會企及的了。
古君為了為余光中辯護，對於我譏貶余氏要作家在寫楊柳時要加起重機的說法，還特別引了一長段余氏的原文，並代為詮釋說「起重機」就是「現代化」的代名詞。問題正在這裡！古君與余氏正是同樣的心態，完全不瞭解現代化已正是對人類的重大禍害！從六十年代初把西化改稱現代化而強調現代化以來，地球已日趨加速的嚴受摧殘，人類整個環境生態已日趨迅速的走向滅亡！現在大氣層已破了一個大洞，兩極的冰山已在迅速溶化，太平洋中有幾個小島構成的島國已立刻要完全滅頂，要不了再過幾十年，兩極的冰山都化了，整個地球的海洋要上漲七公尺，不知有多少陸地與人都要淹入海底。日本現又發生核爆巨災。這不都是現代化的結果嗎？而現代化是以工業化為本質的。所以對現代化與大量工業化，我一向都是根本反對的。古君與余君都還在迷信現代化與工業化，實在是完全無知於人類與地球的危機之迫切。無論在台灣或大陸，迷信「現代化」與工業化的人當然還所在多有，其實都是缺乏前瞻性的世界觀與人生觀。
最近正好看到一篇文章(1)，述剛去世的二十世紀重要公共知識份子、社會學家Daniel Bell的主張，說Bell曾總結概括他自己的觀點：經濟上是社會主義者、政治上是自由主義者、文化上是保守主義者。我覺得如果對這三者都作較廣義的解釋，與我的觀點是十分接近的。但我更關懷的是地球自然生態的維護與人類文化精神與文化遺產的保全。人類歷史上，在思想與品格上均發生巨大影響達兩千年以上而至今仍有積極意義的，大概只有孔、孟、老、莊與釋迦，如對耶穌也承認他是人類的一員而不是上帝的兒子的話，當然也要加上去。耶穌可說是一個充滿詩人氣質而有高度想像力以致認自己為神之子的詩人，而他要傳達的是人類的謙虛之道。如果把人類的良心當作上帝，那麼他要傳達的就是良心的發揚，他要人類仰望的就是良心。他是以自己的一生完成了一首感動百世的詩篇。還有保羅，雖距兩千年還稍少了一點點，但他是基督教博愛平等精神的主要詮釋發揚者，《新約》中大部分都是他的言論，也可加上去。孔孟的仁義精神，老莊對自然的敬仰與尊重，佛陀對眾生的悲憫，耶穌與保羅對博愛與人皆平等的闡揚，都是人類真正智慧的所在。所謂文化保守主義也就是要繼承這些人類最高的智慧。而古君與余光中等人對這些人類真正的智慧是從來不接觸的。工業化與現代主義的狂潮，已把整個地球與人類弄到毀滅的邊緣。工業化與「現代化」，跟資本主義也是分不開的，於是又加上一個誤闖了以毒攻毒的猛藥的馬克思，更加摧毀了人類與地球的健康。資本主義與馬列共產主義這兩大魔怪，對人類與地球造成的災難還需要列舉嗎？所以全球性的取消絕大部分工業，回歸只有少量工業的農業社會，正是高瞻遠矚的看法。朱自清可能已有這個體悟，而古君與余光中等似是全無能力去理解呢。
重新尊仰孔子的新時代已經開始
其實我這些觀點，在我的詩裡也都頗包括表達。所以我的觀點與台灣所謂左派及右派都有一定距離，但古遠清雖寫台灣當代新詩史，對每個人的作品都不細看，大多只粗略翻翻，挑一、二首合他胃口的來說一說，所以他那書也都是較浮面的敘述，沒有深入探究，而缺乏學術性。看他那書的參考書目，雖然列了八十九種，但個人詩集卻只有三種，還都是重選本而不是個別原版本。所以他所述各人的詩大概也都是從各種既有的選本中大致挑挑。我曾告訴他我那首〈謁孔子墓〉是與〈神木〉、〈念故鄉〉、〈詩魂〉、〈中國萬歲交響曲〉一脈相承，五首可以視為一首的五章來看，他也始終沒再去查閱一下。最近大陸在天安門廣場的國家博物館前豎立了巨大的孔子像，表明了要重視以孔子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傳統精華。而我那首〈謁孔子墓〉是一九八九年就寫了，遠遠走在前面。古君則是遠遠落在後面。我也是有史以來所有寫新詩的詩人第一個去晉謁孔子墓並寫了表達敬仰之情的詩的。我那首詩發表後大陸曾先後有包括《人民文學》在內的七八個刊物選載。那照古君的用語方式，豈不是說大陸現在尊孔是受到我那詩的啟發吧？當然我可沒那麼自大。而古君還只把眼光放在上一階段的左右藍綠之分。他這書如果晚兩年到現在出版的話，恐怕他自己也會要相當的調整其內容重點了。
至於古君還說他那《台灣當代新詩史》從第一章到第十八章都沒說到藍綠之分，只在結語部分論及，也是忘了自己的不知所云了。例如第十三章第二節、第三節、第四節、第六節、第十四章第二節、第三節，都以很長篇幅評談「綠色」的詩人與作品，至於哪些人是站在反共抗俄的大旗下（即「深藍」的）也多有述列。其他還有哪些地方以較短語句指述的，作者應自己最清楚。
關於林海音與沈從文
對於我指出上官予的《五十年來的中國詩歌》早於瘂弦、林海音引介一些大陸早期詩人及作品，古君反駁說上官予「是把大陸作家當批判靶子引錄的」，這可又錯了。上官予此書所引一九四九以前新詩均就文學論文學，並無政治批評，對聞一多、馮至、戴望舒都甚有好評，對臧克家的詩也都相當推崇。上次我文中還指出，他還引用了魯迅的新詩並也有好評。上官予後來還有一本《中國現代詩史》是把不少大陸作家當批判靶子的，這本卻並未如此。只是說得簡略些而已，但也有好幾十頁篇幅。而古君又認為林海音介紹俞平伯、沈從文是「冒險」的「盜火」行為，這也過甚其詞。俞平伯自五十年代初其《紅樓夢研究》被批判並發展到「批判胡適思想」後，在台灣早已不認為有問題。而沈從文在大陸既不作官又停止文學寫作，也不發言，台灣當局一向也不討厭他。他那充滿詩意的小說《邊城》在五十年代初期在香港拍成電影《翠翠》，在台灣上演而成為當時最受歡迎的電影，雖然沒把沈從文的名字打出來，大家也都知道。有些寫影評的人也寫出是由沈從文的《邊城》改編為電影腳本的。電影女主角林黛更立刻成為廣大影迷的偶像。所以到六十年代末期纔再介紹沈從文是並不困難的，而且有《翠翠》的影響在前，也很易討好。說「曾冒極大危險」，實在太誇張不實。應該說她是很有眼光知道介紹沈從文是最無危險而且最有市場價值的。台灣當時的文化高壓雖然厲害，也並非所有的「陷匪作家」都被打成「匪」，如朱光潛、劉大杰的書在台灣當時不斷在出，十分普及，但都把作者名字抹掉了，改成「本局編輯部」，這當然是很使人痛恨的作法，但如引用時寫入作者名字也還不至於入罪。所以台灣當時的文化高壓，比起大陸當時來還是有程度之別。古君那種寫法是把他自己的大陸經驗推測到台灣來了。
關於張道藩與任卓宣
另外，古君堅稱張道藩當年那篇〈我們所需要的文藝政策〉是針對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而來，其實，不但張氏文中根本沒有提到毛氏那講話，而且毛氏講於1942年五月二十三日，當時並未刊印，到1943年十月十九日才首次刊出，我在上次文章的附註中已指出。而張氏之文發表於《文化先鋒》創刊號上，《文化先鋒》創刊號何時出版？有不同的記載。前時我見一資料是1942年九月，這次古君文中引鄭明娳的話，說是1942年七月，而頃見到古君自己寫過的一篇文章〈張道藩：右翼文藝政策的製造者〉則指稱是1941年九月一日創辦，並稱實係由李辰冬執筆，張道藩訂正，又請政壇大老戴季陶、陳果夫審閱而定稿。古君這些說法，應該也是有點根據的，但他自己現在卻又自我否定！而如果是1941年創刊，當然在毛氏講話之前，如果1942年七月或九月出版，則也仍在毛氏講話首次刊印之前甚久，所以李或張在執筆前根本還沒見到毛的講話，又何嘗可能是針對毛的講話而來呢？至於張氏文章提出「不要去寫社會黑暗」、「不挑撥階級仇恨」、「不表現不正確意識」等條，則應都是針對三十年代以來的左派文學作品而來。這與三十年代的關於「左聯」與「民族主義文學」的鬥爭之線索是一脈相承的。沒有毛的這篇講話他也仍是要這樣寫的。否則毛氏講話的另外幾條怎麼不逐一反駁呢？
古君又說他還寫了一篇評述葉青（任卓宣）的文章，這篇文章我現也看到了。從該文所述可知他仍沒有看到過任氏那本《毛澤東思想批判》。任氏還有一本重要著作《馬克斯主義批判》，古君知道嗎？看來這兩本書是古君學校圖書館仍不願收藏或不敢拿出來的。真要研究任卓宣的觀點則還是應去找來看一看的。而古君那文的題目〈為政治而文學的葉青〉則不大妥當。任氏的著作根本不是文學，儘管古君該文談的是任氏對「文藝政策」的主張，其文章本身並不是文學作品，則何有什麼為政治而「文學」呢？為政治而文學的作品，如果藝術性高明亦未嘗不可。中國歷代優秀文學作品中也有很多是基於政治目的而寫的，屈原的〈離騷〉沒有政治目的嗎？杜甫、白居易的許多詩篇不都是為期盼改進政治而寫的嗎？就散文來講，諸葛亮的〈出師表〉不是百分之百的為政治而寫的嗎？誰又能否定其為千古傑出的散文呢？古君似乎沒有什麼自己的確定文學標準，大陸現在很多人說「不可以為政治而文學啦」，他就也把「為政治而文學」當作貶語。古君自己這些書，難道不是都與政治有密切的關係嗎？
古君很得意的要套用我的話：「這能算是文學的批評嗎？」來作他文章的題目。我那句是對余光中評朱自清的散文而言。古君上次那文則本身既不是文學，而所談的主要也不是文學而是政治與歷史。而且正如那位邱先生對他的批評：是「帶有統戰性的」，那麼對他那文的批評當然是糾正性的、歷史性的與資料性的。孟子云：「邪辭知其所離」(2)，邪即不正不確，古君之文不正不確之處甚多，尚請古君好好想想孟子這句話吧。
邱捷先生直指古君之文帶有「統戰性」，如果這話說得溫和一點的話，可以說古君之著是相當在主觀上配合或客觀上符合大陸當局對台政策的總要求的。電腦網路上還刊載了古君對他包括摘刊在《傳記文學》上文字的《海峽兩岸文學關係史》全書的一段說明，說他這著作還申請了大陸當局的科研補助而獲得了相當高額的補助金。如果不是與大陸當局的對台政策的總方向相當符合，又何能獲得補助呢？所以「符合」倒也是正常，不必對作者責難太多。倒是《傳記文學》的有關編輯何以也如此的相當「配合」呢？
台灣不久前正發生重大共諜案，而該刊卻同時又十分的「合時」的刊出為當年潛伏的老共諜高度表揚，稱之為「悲壯的一生」的長文。該文作者本來就是經常寫老台共傳記的，現寫此文也不奇怪，但何以那麼「及時」的登出來又要採取讚揚的語調呢？台灣也自有綠島被關而回來的人辦的刊物可以登。那些刊物是以否定中華民國政府為宗旨的。甚至公然認為「中華民國已滅亡」。而以《傳記文學》的歷史，難道也要把讀者帶到這個方向去嗎？該文的傳主難道不是以推翻中華民國為目的的嗎？察微知著，台灣這種傾向，著實令人心驚。
對當代以消滅中華民國為志的人物，一本以現當代史為範圍的刊物儘管可以述介，卻不宜對其行為有所讚揚。即此願供廣大讀者之思考。
2011年2月2-5日稿
3月18日重改訂
附註：
(1)見顧爾德：〈馬克思主義已被中國揚棄〉，2011,1,31,中國時報。
(2)《孟子》〈公孫丑〉。
編按：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收在《毛澤東選集》。又，文中提到「我那首〈謁孔子墓〉是與〈神木〉、〈念故鄉〉、〈詩魂〉、〈中國萬歲交響曲〉一脈相承，五首可以視為一首的五章」。收在《高準詩集全編》，詩藝文出版社，2001年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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