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全集自序
十年以後當思我，舉國若狂欲語誰？
－－梁啟超詩
一九四九年的四月十二號，差十三天十四歲，躺在難民船的甲板上，我到了台灣。那時候難逃成瘋逃難成風，兵荒馬亂中，我小學文憑都來不及領，反倒念了兩次初一上。到台灣後，我跳班考進台中一中初二，念到高二完了，高三念了十幾天，就自願休學在家。－－我實在受不了那教人窒息的教育氣氛，我決心消極抵抗。
這種消極抵抗，在我以同等學力考進台大後，又一再重施：在法律系，我自願休學；在歷史研究所，又自願休學。••••••在二十六歲以前的我，花了太多太多的代價，竭力保持自己的完整－－我一個人，在跟環境鬥、跟環境苦鬥。
這種苦鬥，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一號，有了新的局面。這一天，我在「文星」發表了第一篇文字－－「老年人和棒子」。從這一開始，對包圍我的環境，我終於做到了積極攻擊與突破。
「文星」的盛世拖了四年，最後雜誌被禁、書店被封，一切都百舉待廢、後患無窮。朝野雙方，追殺李敖，幾無寧日，這好像是有道理的。因為我在四年中間，做到了否定我的人十四年也消滅不了的大成績。這種大成績，我用否定者的文字，來肯定一段－－
「李敖君在自由中國文化論壇上所掀起的這股狂潮，實在是政府遷台以後的空前盛事，其意識型態與西方自熱門爵士音樂興起後風行的搖滾、扭腰、衝浪，以至由『披頭』歌而瘋狂一時的阿哥哥舞完全相似。英國的『披頭』，自詡『比耶穌更受歡迎』，台灣的李敖，則口口聲聲，自己是『得人心的英雄』。而且，我們這位文化界的『披頭』明星李敖君，在台灣的『賣座』情形，大概只有使台北一度成為狂人城的梁兄哥凌波小姐可以與之媲美，被人求簽名、索相片的『陣勢』，亦完全相同。文壇上，勉強可以比擬的，似乎也只有新近暴享大名的『窗外』女作家瓊瑤女士。」（但沒讀過瓊瑤作品的，大有人在，沒看過李敖文章的，在台灣知識界，幾乎是絕無其人。）（無非：「文星•問題•人物」）
這種肯定，從皮相看的地方很多，實在不足以為李敖光寵，我還是引一段從骨子裏追殺我的，以證明在我敵人眼中，我的大成績何在。這段追殺登在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一號的「徵信新聞報」（「中國時報」前身）上，出自徐復觀之手。他的指控是長篇大論的，我只引第二項中說我「發展之程度，早經威脅到整個社會與民族之安全」那一段－－
「茲將其年來誹謗行為，根據初步不完全之統計，作成附表二。計其對個人指名之誹謗，自孔子以至胡適、錢穆，凡五十七人。其對集體之誹謗，自台灣大學文學院、中央研究院、孔孟學會、立法院、內政部、各大學中文系、全體研究中國文化者、全體較李敖年長之學人、全政府官吏、全國民黨員，以至整個中華民族。謂孔子之像為『恐怖』、將孔子思想與西門慶、魏忠賢等列齊觀。對研究孔子思想之人，除加以毒詞穢語外，並謂『早應打耳括子』。對祭孔子之禮童，詆之為『大鬼』。對主祭之台北市長，指為被殺作祭品之『犧牲』。稱胡適為『大懵懂』，『把文史學風帶到這種迂腐不堪的境地』，『脫不開乾嘉餘孽的把戲』。指錢穆為『大腦在休息，小腦正在反射』；『近乎卜巫之間的人兒』。指台灣大學為『分贓』、『腐化』、『遮羞完畢』、『拼命撈錢』、『與家裏「歐巴桑」先姦後娶者有之；姦而不娶者有之』。罵年老一輩之學人都是『吃閒飯黑心飯』、『使他們的子孫因他們而感到羞恥』；『我們不得不狠狠打它幾個耳括子』。罵內政部是『愚昧』、『落伍』。罵立法委員是『妄人』、『可恥』。指全政府官員全國民黨員是『這種人的耳括子早就該被打』；『沒人格的知識分子』。罵各大學中文系是『濃瘡』、是『義和團』、『準義和團』；『非狠狠開刀一次不可』。罵中國之法律是『荒唐的法律，任何文明國家所沒有的法律』。罵中國文化是『那一點比那用叉子吃人肉的老哥高明』。罵我們民族是連『最野蠻的民族』都不如之民族。並向友邦挑撥『把洋鬼子綁起來，這是中華民族美夢之一』。在附表二所列資料，尚極不完全；而此處僅隨意從列表二中摘舉一二，由此可知李敖不僅對一切用盡毒詞穢語，且欲見之於『開刀』『打耳括子』之行動，不僅誣盡中國一切文化，且欲挑撥我國與世界友邦之感情，使我國受到世界各國之輕視與敵視。共黨未到，而李敖所發動之鬥爭清算之陰影，已壟罩於全台灣。國步方艱，而由李敖所出賣之民族立場，及向友邦之挑撥行為，已否定年來全朝野所作之國際合作之努力。」
看了徐復觀陳列我的「罪狀」，我真該「感謝」他，「感謝」他真是我的知己。我這些短於自知的大成績和自己不好意思說的大成績，竟這樣簡單扼要的肯定於親愛的徐之口，足證我這短短四年的努力，是石破天驚的了！
「文星」被封殺以後，我陷入十四年的大霉運，欲賣牛肉麵而不可得，這是又一段一個人跟環境鬥、跟環境苦鬥的歷程。這段歷程，悽楚而慘烈，結論是：我還是我，李敖沒有變。去年我復出後，有兩次跟一大堆大學生談話，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毛頭，當場指摘我，我笑著說：「我從大學畢業到今天，正好二十年，不論環境怎麼打擊我，我頑強得很、堅定得很，我沒有變。我一個人，在跟團體鬥。二十年下來，我還在鬥。你們呢？畢業後能繼續鬥五年，不改本色，還要鬥下去、還能鬥下去，我就服你們！」
多少年來，讚美的眼睛、挖苦的眼睛、嫉妒的眼睛、仇恨的眼睛、看好戲的眼睛，••••••多少種眼睛在看著我，我低眉自許，我橫眉冷對，我細嚼黃連不皺眉！
三十年來，在這個島上，在東海之濱，我努力使自己不受一時一地的污染，保持自我，做特立獨行的大丈夫、男子漢，我的下限標準是：「能少做一分懦夫，就多充一分勇士；能表白一下真我，就少戴一次假面；如果與覆巢同下，希望自己不是一個太狼狽的『壞蛋』；如果置身釜底，希望自己不做俎肉而是一條活生生的遊魂！」
做為一個永不自滿的人，我覺得我做得不夠好；但是，一位曾被判過死刑的老者的一番話，又常常在我耳邊響起：「現在是團體對團體、組織對組織的時代，你只是一個人，在這島上，誰又能比你做得更好？任何英雄豪傑，如果他只是一個人在這裏，誰又能比你做得更多、更興風作浪？」
康寧祥在「假如政府像企業公司」裏，寫道：「李敖先生是胡適先生嫡傳弟子，對史學文學的研究相當傑出，為什麼難以見容於政府，也要嘗受六、七年的鐵窗味？」康寧祥的問題，觸及了我在台灣島處境的核心，我李敖的作風，難以見容於政府，這是很當然的事，我一點也不注意。教我注意的，毋寧是黃信介的一段談話，黃信介說：「台灣戒嚴以來二十八年，都沒有新的報紙取得發行許可，雜誌勉強還有，但大都是外省人辦的，以外省人的眼光來看台灣的政治，例如『自由中國』，雖然辦得很好，但與本地人的看法仍不免有出入，又如李敖，可以說是本地人了，因他來台時還是一個小孩子，什麼都不懂，是這裏長大的，但是他的看法仍然和我們有出入。」（王拓：「黨外的聲音」訪黃信介）
我讀了這段談話，感觸很多。但是第一個感觸，不是別的，而是地理上的困惑。
一九三五年的四月二十五號，我生在中國東北的哈爾濱。我的祖籍是山東濰縣，祖父就生在山東。清朝時候，山東有了天災，祖父替人趕馬車，表演東北開拓史，在長白山上、在松花江畔，他的山東口音，一直回響在那兒。他做過工人、農民、打更的、看墳的、土匪和打土匪的。••••••直到八十三歲死的時候，他還不大能寫自己的名字，但他身邊，卻帶著大量祖先的名字－－「李氏宗譜」。從燭照香薰的族譜裏，我發現：原來我文明的時候，漢族還野性未脫。這一追溯，證明了以種族自豪或自限的中國人，實在「歷史不及格」。
辛亥革命以後，這種不及格的現象，慢慢好轉，但是，另一種「地理不及格」，卻又嚴重起來。那就是地域觀念和省際觀念。這種觀念，當政治的當權者南方人多了以後，就愈來愈不對勁。中國歷史傳統是：當皇上的，大都是北方人。北方人受地理環境影響，心胸比較大，雖然比南方人笨拙，但卻比南方人夠味兒，不像南方人喜歡搞小圈圈。喜歡搞小圈圈，對一地一省一黨一派的人也許有暫時的好處，但對整個國家說來，對真正的「天下為公」說來，一定有長遠的害處。
地理上，台灣是一個島，一個大陸邊上的小島。不管怎麼放大，先天上，「島國的褊狹之見」（insular prejudice）總有它的比例。這種褊狹，配上搞小圈圈搞到台灣來的「外省人」，自然也就你圈圈我也圈圈。這種演變，是三十多年來在朝在野的最大悲劇，三十年來，不管是壓迫人的，還是被人壓迫的，大家都變得鼠肚雀腸，缺乏大氣派。
一九六六年，在「文星」尾聲的時候，我就感到這種演變的悲劇性。那年六月十一深夜，我回信給北一女的讀者，寫道：「你說你『出生在台灣的文盲的小鎮裏（台南縣內）』，『大志勃勃的「北征」，才於去年考上了北一女』，這是很不錯的事。窮鄉僻壤最能埋沒人才，你看看古文那篇『傷仲永』，就可體會出這種埋沒的情況。你在台北讀書，當然比較起來，可開了不少眼界，但你若『喜歡看課外書』愈多（當然是像樣的『課外書』），你就會愈來愈發現：這個中華民國的『首善之區』，也不過是文明世界的『窮鄉僻壤』，你若要真想在文明世界中眼觀四面耳聽八方，你必須練習拓展眼界與聲幅，練習放棄『小島的氣派』『小島的度量衡』，去矚目這個新世界、傾聽這個新世界。最能走向這條路的人，才是最有助於未來中國的人。現在大家在這島上住久了，多少都被感染上一種『島氣』，愛耍小把戲、愛計較小斤小兩，這種現象，真是不該不該。我希望你今後讀課外書，多朝開拓的方向著力，身處陸舟，心在江湖，努力去做一個大氣派的人。」
從一九四九到一九八Ｏ，在這島上，我住了三十年，沒離開一步，我個人感染了多少「島氣」，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定有。我保持警覺，經常告訴自己「放棄『小島的氣派』『小島的度量衡』，去矚目這個新世界、傾聽這個新世界」。從在「文星」興風作浪起，我努力在這島上，用我的力量，「做砥柱於中流」「挽狂瀾於既倒」，使遠在天邊的，近在眼前。雖然我被允許活動的範圍極窄、時間極短，但我究竟做到了特立獨行。我敢說：三十年來，又能發揮打擊力、又能獨來獨往的唯一一個真人，不是別人，就是我。狄阿傑尼斯在白天打燈籠尋找大丈夫、男子漢，兩千三百年後，他如找到台灣來，必然驚真人於異代！三十年的歲月，在這島上要發揮打擊力又要獨來獨往，這是最值得自負的事。亞歷山大大帝見到狄阿傑尼斯，自負的說：「如果我不是亞歷山大，我願我是狄阿傑尼斯。」三十年的堅苦卓絕，我的自負是：「如果我不是李敖，我願我是李敖第二。」
可是李敖沒有第二，就好像沒有第二個英雄－－一邊「難以見容於政府」，一邊「他的看法仍然和我們有出入」－－一樣。做為一個來自白山黑水的人、做為一個午夜神馳於人類憂患的人、做為一個思想才情獨邁千古的人，我實在「生不逢時」。嚴格的說，我根本不屬於這個時代，就好像耶穌不屬於他那個時代一樣。我本該是五十年後才降世的人，因為我的境界，在這個島上，至少超出五十年。我同許多敵友，不是「相見恨晚」，而是「相見恨早」。今天的窘局，只是他們媽媽小產和我媽媽早產的誤差。這一誤差，湊合了許多根本不該碰面的人碰在一起。也許，只有從這個謔畫的角度來看我難以見容於這個島，大家才舒服一點、開展一點，而做為「人民公敵」的我，也能茍活一點。
羅素在回憶中，特別提到蕭伯納「易卜生主義精華」（The Guintessence of Ibsenism）給他的印象。蕭伯納這本書，出版在一八九一年，是論易卜生最精采的一本。書中他論易卜生「人民公敵」一節，尤其引人。易卜生「人民公敵」劇本，寫於一八八二，寫斯鐸曼為了宣傳真理，遭遇到愚昧勢力對他的全面迫害－－從報紙拒登到印刷廠拒印，到演講會被趕下台、被撕破衣服、被丟石塊，寫盡了一個特立獨行先知的孤立與悲哀。
「人民公敵」作者本人，在三十六歲時自我流放，直到晚年，才得到自己同胞和全世界的肯定。在他五十五歲時候，他留下一封信給朋友，說：「十年以後，斯鐸曼的見解，社會上一般人大概也跟上了。但這十年中，斯鐸曼自己也不斷在進步。所以十年以後，他的見解仍然比一般人超出十年。就我個人來說，我感到我不斷在進步。以前我每個劇本裏的主張，如今都漸漸變成一般人的主張。但等他們跟到那一境界的時候，我早就不在那兒了，我又更進一步了。我希望我總是朝前走了。」
近二十年來，在這的島上，我李敖的處境，一如易卜生筆下的「人民公敵」，遭遇到上上下下愚昧勢力的全面誤解與夾擊，同樣在三十六歲之年，因義受難。等我去年復出時候，我已行年四十四了。
今年四月二十五日，是我四十五歲生日。最近見報，慶祝九十大壽的名流大有人在，我想：我也活個九十吧。但我又想：一般名流有了名，一輩子是老套－－只坐享聲名利息，不想超越別人，更不想超越自己。這種人的九十歲，跟他四十五歲完全一樣。這可真沒意思，我可不想這樣。
我要繼續超越別人，更超越自己。
拒絕了諾貝爾獎的蕭伯納，在九十四歲的生命的中途，推開已得到的大名，改行搞劇作，下半生變成文學家；捐出了諾貝爾獎的史懷哲，在九十歲生命的中途，推開已得到的大名，改行做醫生，下半生變成人道主義者。
今年四十五歲的我，做為一個救世家、戰士、鬥士、思想家、批評家、歷史家、文章家、••••••所得到的大名，早已超出一時一地的評價。「紐約時報」說我是這個地區的「火首」和「野人」，倫敦「中國季刊」說我是「英雄」。……我都不以此自滿，我要在四十五歲起，多搞世界性、永恆性的大手筆。
海外的雜誌說我是「先知」，我認為這是我真正的評價。對世界、對中國的指向，將是我下半生生命的主力。「李敖全集」的出版，可算是四十五歲前的李敖的一次總結，不是祝壽，而是誌哀，－－哀悼四十五年的生命離我而去，而我的大成績，卻那麼小！
一九八Ｏ年蒙難九周年之日，在中國台灣島
－－選自蔡漢勳編著，文化頑童李敖－－李敖被忽視的另一面，大村文化出版
圖片說明：
1.李敖噴噴噴噴噴噴噴噴
2.亞歷山大見狄阿傑尼斯
3.我希望我總是朝前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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