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研敖李 最後會回到一個奇點（p.361） 2004，「李敖有話說」在鳳凰衛視（3.8）；吊車尾當選（12.11） 2005，百萬支援「台灣原住民赴聯合國控訴日本代表團」（9.14）；「李敖神州文化之旅」（9.19-30） 2006，為軍購案告布什（3.16）；扮Ｖ怪客（10.24） 2007，「中國智慧黨」（9.30）；《李敖議壇哀思錄》（11.22） 2008，《虛擬的十七歲》（4.25） 2009，「李敖語妙天下」（1.1）；「皇牌大放送-笑傲六十年」（8.8） 2010，作石齊平「中國大趨勢」序（2.26）《陽痿美國》（9.11） 2011，《李敖秘密談話錄－－大江大海騙了你》（2.1）《第73烈士》（4.27） 2015《雖千萬人，李敖往矣》《李敖風流自傳》（4.23） 你在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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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故宫

■文/张惠菁

    那些放在台北故宫柜子里，被光束装点着光辉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是我们对永恒、或者对无限的一种追索吗？我们能辨清自己对它们的着迷，是来自于何处吗？

■讲述人

    张 惠菁：台大历史系毕业，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历史系硕博班二年级时决定放弃成为历史学家的梦想，改以创作为主要的活动。初试啼声的作品《蒙田笔记》拿下《中央 日报》文学奖首奖，接下来的 《恶寒》也获得联合报文学奖。随后又获得时报文学奖和台北文学奖。另著有散文集《流浪在海绵的城市》，以及短篇小说集《末日 早晨》等。2002年到2006年期间，她在台北故宫工作。

    不巧的是张小姐由于私人原因无法回复我们的信件，但她提供了一篇关于台北故宫博物馆的文字给我们。

    一 九三二年，日本侵华的迹象已经显露，战争的预感无处不在。紫禁城里，北平故宫博物院的馆员们开始进行文物装箱南运的准备工作。物品一件件从库房里取出，包 裹得严实，最终被装进一万三千四百九十一个箱子，于战争期间辗转由北而南，而西南，最后到了台湾，成为今天台北外双溪故宫博物院的馆藏。

    这批文物太耀眼了。而它们的命运也太传奇了。它吸引着许多人的赞叹与关注，有时也成为争议的焦点。它们像是一个巨大的重力场，许多人一生笼罩在它们的磁力之下，被牵动，被扭曲，被塑造。如果没有这批东西，他们的生活会是完全不同的。

    二○○二年到二○○六年之间，我在台北故宫工作了三年半的时间。那段时间接触到、听到的许多人与物的故事，或许我也还没完全解开其中的涵义。总是每隔一段时间猛然想起来，才仿佛又懂得了什么。

    不如就从一个最寻常的早晨说起吧。二○○二年，我刚到故宫工作不久，在行政大楼的北门遇见一位老人。

    老人很瘦，驼背得厉害，拄着拐杖，缓慢地爬着楼梯。

    我过去跟他说：“伯伯你是不是走错了？”因为展览厅在另一栋楼，而行政大楼是不对外开放的。老伯咧开嘴笑，开口对我说了些什么，但那是一连串模糊无法辨认的音节，我听不懂。

    后 来我才知道，老人是书画处退休的工友牛性群，故宫里年长些的人叫他老牛，年轻的叫他牛伯伯。他住在山边的宿舍，退休后还常到院里，大家都认得他，也并不拦 他。我见过他好几次，在办公楼里扶着墙慢慢地走。通往地下办公室的铁门比较重，他拉不开，也不急，就站在门边等下一个人路过，让他进去。进去了也只是到处 坐坐，或到工友休息室，躺进柜子的底层打个盹。

    牛性群四分之三以上的人生和故宫分不开。他是从大陆押运故宫文物到台湾的人员之一。关于他的故事，我也是听说的。

    传 闻之一说他是逃兵。押运故宫文物的队伍，一路上需要扛箱子的劳动力，他便是在中途加入这个队伍，他名叫老牛，据说年轻时也真的相当有力。文物在外双溪安顿 下来后，不再需要长途搬运。老牛仍然留在故宫工作，帮忙展画，挂画。书画处新进人员展挂画的基本动作，基本上是跟老牛学的。

    关 于老牛有一个著名的传说。故宫的前副院长李霖灿，在范宽的名画《溪山行旅图》右下角树丛中发现范宽的署名，确立了这幅巨幅山水的作者是范宽无误。传说中首 先看到范宽署名的，其实是老牛。老牛不识字，但他有可能把树丛中的字指给李霖灿看。书画处的陈阶晋先生说他曾当面问过老牛，这个传闻是真是假，而牛伯伯“ 一笑置之”。

    听说他记性也是一绝，办公室里什么东西放在哪儿，一清二楚。故宫常有中外学者到库房提件参观，来过的学者老 牛一一都记得。许多学者也和这位帮助他们提件、展画的工友产生一种友谊，每次来访会特别带点小礼物给他——他们的人生并没有什么共通点，但在看画室的空间 里，那些卷轴册页毕竟连结了他们。

    他的人生整个和故宫是联系在一起的，即使退休后仍然如此。身体还行的时候，每天还到院 里帮忙，或是在餐厅帮忙打菜，坐在树荫下抽烟，晒太阳。虽说他是随文物到台湾硕果仅存的一位老人，故宫的活历史，他对新进的研究人员，也必定以先生、小姐 称呼。后来动手术割除了胃，身体渐渐差了。有段时间他经济情况不大好，故宫同仁发动募捐医药费，他坚辞不受。

    二○○五年故宫八十院庆，当时《文物月刊》的主编蔡玫芬小姐问我要不要做点采访，把老牛的故事写出来。我那时忙于工作，还来不及去和牛伯伯本人谈谈，他便在这一年的十二月去世了。

    现在我回想起第一次在行政大楼的楼梯上见到牛伯伯，还问他是不是走错路了，那时他笑得非常可爱。会不会他心里是觉得我这个小菜鸟很好笑，对故宫陌生的人是我，而不是他。他的一生都在那里了。

    像这样一生与故宫连结在一起的人很多。我还听说过另一位老人，同样是库房工友退休的张德恒，他会忘了已经退休，一早起床喊着要找库房的钥匙。这时邻居就会赶来安慰说：“碧凉已经去拿了。”张碧凉是老人的女儿，也在故宫工作。

    张伯伯也已经在今年去世了。

    我还想起另一个寻常的清晨。在故宫行政大楼西侧，遇到书画处的研究员何传馨。因为大楼内禁烟，何先生和其他吸烟的员工经常是在大楼的西门外抽烟。西门面向山坡，正好在抽烟的同时休息眼睛。

    何先生微笑对我说：“今天早上有个大发现。”

    何先生是个温文从容的人。那天早上他用平淡得像是谈论天气的口吻告诉我的，是他比对出了怀素《自叙帖》卷首的一方残印。

    台 北故宫藏的《怀素自叙帖》的完成年代，是摹本还是写本，一直都是有争议的。故宫与日本东京文物研究所合作，进行非破坏性的检测。同时研究人员也持续以传统 方式进行研究，以和检测成果参照。何先生把卷首的残印放大影印，贴在办公桌前，天天看着。那个早晨，他翻阅辽宁省博物馆出版的图录时注意到欧阳询《千字 文》上有个印章，很像那个半边的残印。叠合比对下，果然是同一个印章，印文为“南昌县印”。这是个早有著录的印，辨认出这个残印可以将《自叙帖》的年代上 推到北宋。

    但也许不是所有人都甘心于遗忘。在《自叙帖》的研讨会上发生了一件插曲，有位不属于任何学术机构、独立进行研究的年轻学者王裕民，到会场拉布条抗议。

    二○○四年底故宫将《自叙帖》展出四天。同时展出的还有红外线摄影和科学检测报告。由于《自 叙帖》年代久远，为了保护脆弱的纸质不受光线伤害，被列为限展品，展出的机会可遇不可求，因此许多学者与书法爱好者是专程前去观赏的。在光线调得极暗的展 厅内，参观者排成一列，紧挨着玻璃，缓慢沿着滚动条前进，低声交谈。有些人认出了彼此，点着头交换“你也来了”的眼神。

    这是中国书画文物特殊的观看经验。不同于西方名画长年挂在敞亮的展厅里，中国的书画因为纸质脆弱，光线要暗，展期要短，曾经被提过件的，会有一定时间不能再提。这便使得观看的经验成为一种难逢的机缘。像是一朵开了就谢的花。

    也许正是这种难逢之感，增添了物的魔魅。

    大闹研讨会场的王裕民也去了。不同意见的人，毕竟都来到同一个展厅，在这同样的对象之前，用各自的眼睛去看，去和那卷轴上的一勾一划产生关联。这又是物的力量。它使人们在它面前暂时沉默。

    那年年底，报上报道王裕民自杀的消息。他在高雄一家小旅馆里烧炭自杀。以email传遗言予家人，说如果变成植物人不要救他。死时三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