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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145萬美元和解有條件

〔記者羅添斌／台北報導〕我國在一九九○年支付一百四十五萬美金的和解金，以「人道恩賜金」名義給江南案劉宜良遺孀崔蓉芝，但雙方和解後協議高度保密，和解金機密檔案在十九年後正式解密，赫然發現我方要求的和解條件之一，竟然是對方必須承諾「今後不利用江南案拍攝電影、寫小說」。

檔案還顯示，監委在調查和解金給付過程時，還拜訪外交部長錢復，並詢問究竟有無收據？錢復當時對監委表示，和解書中列明我方已付予一筆款項的撫慰金，因此和解書本身就構成收據。

政院以國際事務為名 專案支付

至於和解金以何名義支付？檔案顯示，政府對外宣稱此案與我國政府無關，但一百四十五萬美金的和解金是由行政院專案列支，以「國際事務活動」經費支付；另在美國聘請律師的一百三十萬美金，則由外交部以「國際事務活動」支付。

包括總統府、國安局、軍情局等單位列管的重大政治案件檔案，已陸續移交給檔案管理局保管，包括大量的江南案相關檔案，其中，監察院調查政府與江南案遺孀和解金案的檔案，經相關單位檢討後認定已無保密必要，因此正式註銷機密等級。

解密檔案顯示，自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一日，崔蓉芝因丈夫劉宜良（筆名江南）遭到國民黨政府槍殺身亡為由，在美提起訴訟，經多年訴訟後，政府決定於一九九○年九月與崔蓉芝和解，除支付一百四十五萬美金外，律師費用也付出一百三十萬美金。

我政府原本態度強硬 不願和解

檔案顯示，我政府原本態度強硬不願和解，但在一九九○年態度大幅轉變，同年的一月及三月二日，外交部兩度邀集國安局、主計處及法務部等單位會商，並達成「繼續應訴，等待對方主動要求和解，而我亦應把握和解機會與對方達成和解，和解所需款項，由政府以專案列支」的決議。

監察院調查檔案指出，經雙方律師協商後，對方律師提出三項和解條件，即「賠償三百萬美金，台灣政府道歉，和解條件對外保密」；到了八月二十二日，對方律師表明同意我方條件，我政府也接受其要求保密的原則，但對於「道歉」一事，雙方都未再提。

同年九月十三日，雙方達成最後協議，崔蓉芝透過律師表明願以一百四十五萬美金與我方達成和解。根據解密檔案顯示，和解協議明示我國政府是以「撫慰金（或善意給付）」名義給付一百四十五萬美金，並非賠償，也不代表我政府在劉案中有法律責任。

此外，和解協議明確記載，「雙方同意就內容保密，惟我方得在保密的基礎上僅向有合法需要知悉之政府官員透露，崔氏同意今後不利用劉宜良案作拍攝電影、寫小說或其他各種方式之宣揚，放棄就本案對任何被告再提出追訴或求償」。

〔記者羅添斌／台北報導〕監察院調查政府當年與江南案劉宜良遺孀和解談判檔案已經解密，江南案案發時擔任駐美代表的前監察院長錢復，曾在其回憶錄中提到政府處理江南案善後過程，並指他在晉見蔣經國總統時，蔣經國還曾表示「這個案子若是和解就是『私了』，會動搖國本的！」

最後和解 錢研判與李登輝繼任有關

錢復在回憶錄中指出，江南遭槍擊身亡全案爆發後，江南遺孀崔蓉芝在美國控告我政府，要求民事賠償及懲罰性賠償共計三億五百萬美金，政府透過駐美代表處多次與對方律師談判，外交部於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一日還曾電示代表處，表明我方最高賠償金額，包括律師費在內以三百萬美金為度，再次接洽對方律師。

回憶錄指出，但是外交部突然又於十二月十三日再次去電代表處，電文為「本案貴處奉政府指示停止和解，仲裁亦無須進行」；當代表處將這項立場向對方律師表達時，對方表示十分詫異、不能理解，更認為我方的通知等於「宣戰」。

錢復指出，在隨後返國述職時，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一日，故總統蔣經國召見他，錢復乘機報告江南案處理過程，並認為和解是唯一對我國最有利的做法，而且可以順利將此案結束，不再危害我國與美國關係；他在回憶錄中指出，蔣經國很用心聽，但蔣說「這個案子若是和解就是『私了』，會動搖國本的！」

錢復說，他一聽到「動搖國本」四字，就知道是某大老在他面前進言了，因此繼續向蔣經國報告，指和解並非私了，就是進行訴訟，法官也可能要求兩造和解，而且案子能和解對我國家形象絕對有正面效益。根據回憶錄記載，蔣經國聽完之後對錢復說，「你可否回華府後寫個詳細報告給我，讓我思考」。

錢復書中指出，他在回到華府後即與同仁會商，共同寫了一份長達六十頁的說帖，分析訴訟及和解兩種方式的利弊得失，但當時外交部簽給行政院長俞國華的公文建議，仍是不宜與對方和解而應採取積極應訴方式，而俞國華也在一九八六年的三月三日批示「如擬」。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七日美國法官裁決駁回原告之訴，外交部當時認為，江南案有高度的政治性與敏感性，我方不宜主動表示和解之意，而應注意對方的任何可能舉措；若對方率先主動表示有和解之意，我方可以致贈慰問金方式達成和解。

錢復在回憶錄中指出，崔蓉芝在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七日提起上訴，但在此之前，我國政府態度有了重大轉變，外交部在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二日去電代表處，指示「本案究竟宜否和解，請貴處從各方面研議密電部供參」，錢復認為，這和當時國內堅持應訴不和解的態度有相當變化，他還研判，這可能是和李登輝繼任總統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