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電腦集團董事長簡明仁的歷史復仇
－－「二林蔗農事件紀念碑立樁典禮」暨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台灣農民組合運動」常設展覽揭幕記
東年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7月12日下午三時半，為「殖民地上的一陣春雷：1920－30年代台灣農民組合運動」常設展，辦理揭幕儀式。劉峰松館長表示，台灣文獻館展過「二二八事件」文獻，就差「台灣農民組合運動」以及「台中州事件」，台灣歷史重要事件的展出就算完整了。他又表示「台灣農民組合運動」的文獻，在台灣文獻館展出，是禁忌消失的意思。
《歷史月刊》第196期（2004年五月號）曾經做過〈簡吉與台灣農民運動〉專輯，探討台灣農民組合運動的歷史和意義。日據時代台灣農民運動領袖簡吉先生，是大眾電腦集團簡明仁董事長的父親。由於這個專輯的作業，我和簡明仁先生，在二二八紀念公園的戶外咖啡有過一次長談；那天下午(2004/2/26)，二二八紀念館剛為「簡吉與台灣農民組合運動：漫漫牛車路」紀念特展，辦完揭幕式。所以，除了簡明仁先生對於他尊翁的歷史定位非常耿耿於懷，關於「簡吉與台灣農民組合運動：漫漫牛車路」紀念特展，我也略知一二。這項紀念特展，由台灣歷史學者莊永明先生策劃、遠流出版公司製作、大眾教育基金會贊助，於2004年二月起，已先後在台北市、高雄市、彰化縣、台中縣、南投縣、台中市及桃園縣巡迴展出。
「殖民地上的一陣春雷：1920－30年代台灣農民組合運動」常設展，看似「簡吉與台灣農民組合運動：漫漫牛車路」紀念特展的精縮版；這因為台灣文獻館史蹟大樓三樓第三○二展示室，是常設展出日據至戰後時期，臺灣歷史重要人物及事件的場地，空間和展出的篇幅都會有限制。
莊永明先生在致詞時表示，自己出生及成長在大稻埕，這是日據時代台灣文化運動搖籃區域；此外，他自己父親的名字曾經出現在〈台灣民報〉上。所以，他對於當代相關的歷史極有興趣，也長期蒐集第一手史料（致詞中，他曾經揚了揚手上一份油印的，台灣農民運動兩萬餘名會員的手寫通訊；可見他努力蒐集史料和成就的一斑）。2003年七月，他曾經策畫二二八紀念館「自覺的年代：台灣民眾黨」特展；簡明仁先生就是看了這項展出有所感動，希望他能策畫「簡吉與台灣農民組合運動：漫漫牛車路」紀念特展。莊永明說自己同意這項邀請，因為覺得簡明仁先生是要為自己的父親簡吉復仇。
1906年8月15日，日本一位年輕的神學院學生：井上伊之助，接到一張台灣寄去的明信片，說他父親（日本駐台樟腦會社的職員）已於7月31日在太魯閣，被台灣原住民族砍頭。那時，井上伊之助正在一個冰川公園參加宗教聚會。看了父親橫死的訊息，他胸口悸動雙手發抖，眼淚\\\流個不停嘴巴卻發不出任何聲音。後來，他立志進入台灣山區傳教；為了要更有效服務台灣原住民族，他完成神學教育又讀醫學院。他於1911年來台灣從事傳道和醫療工作，前後在新竹、霧社和羅東設立山地醫療工作站。井上伊之助先生，希望人人成為有淚有血、有愛的人；他以基督的愛為父親復仇。
莊永明先生說，簡明仁先生和井上伊之助一樣，以教育為父親復仇。
台灣文獻館「殖民地上的一陣春雷：1920－30年代台灣農民組合運動」常設展揭幕這一天的上午十一時，在彰化縣二林鎮廣興里火燒厝，也有相關台灣農民組合運動的活動：「二林蔗農事件」紀念碑定樁。參加來賓有二林蔗農事件前輩的後人、鄉親、簡明仁董事長、法國、日本、韓國以及國內的歷史學者、翁金珠縣長、農委會戴振耀副主任委員等等。定樁儀式前，會場上有社區文史工作者、社運工作者以短劇和〈甘蔗歌〉，有青少和稚齡學生以詩歌朗誦，緬懷先烈先輩；當這些學生在依然貧困的火燒埔，朗誦起〈寄二林的同志－－覺悟下的犧牲〉，實在令人感慨。
自從2002年底開始，「1123與農共生－－12萬農漁民大遊行」、「全省農會自救會」走上街頭，高喊「我要活下去」；同時，「白米炸彈客」也讓二林鎮農會總幹事蔡詩傑（二林蔗農組合發起人之一蔡淵騰之孫），感到衝擊和沉痛。他疑問八十年前的二林蔗農事件，到底能否啟發後人？為何今天農民仍然處於必須抗爭的境地?這樣，他就想為台灣第一場農民運動：二林蔗農事件，設置全台第一座農民運動紀念碑；以提醒當權者與後人，能夠體恤農民的辛苦和貢獻，銘記人間應有的公平和正義之道。這想法獲得鎮長、社區大學校長、文史工作者和地方耆老的響應，歷經幾個月來的田野調查和鑑定，終於在火燒厝庄舊蔗埕，認定出廢棄台糖小火車鐵道旁的半圓腹地，就是當年蔗農與日本警方發生衝突的地方。
1925年10月22日，林本源製糖會社原料股島矢股長，率六名督導和三十多名臨時工，由七位警官坐鎮，前往二林庄竹圍仔的的蔗園，要強行採收。由於不滿製糖株式會社收購蔗糖價格偏低、磅秤也有問題，當地蔗農在6月28日已組成「二林蔗農組合」要求提高收購價格。這一天，製糖會社和警察如此合力豪取強奪，現場百餘位農民就極力抗爭，爆發衝突。第二天警察到庄裡大肆搜捕，抓了九十三人，這就是震驚全台的「二林蔗農事件」。
台灣在荷據及清領時期，都是砂糖製造和外銷的重要產地。當時，日本國內的砂糖80%需要進口，而砂糖也是重要的國際貿易商品。日人據台，當然不會放過這項重要的經濟資源。起先，在殖民地政府的扶植下，日本的資本家、大企業能夠獲得資金、原料而壟斷市場。隨後，更以不公平的法令和手段，搶奪農民的耕地和收成，使台灣農民淪為農奴。以糖產獲得豐厚利潤，這些資本家和大企業家得以同時發展相關的土地開發、水利灌溉、鐵路、海上運輸、酒精、紙漿製造、食品加工、製鹽、乳業、化學工業等，擴大壟斷的經濟範圍。
日本學者矢內原忠雄說，世界上各殖民地遭受欺侮、迫害的程度，從來沒有像台灣這樣，被侵略得如此系統化且徹底。
在「殖民地上的一陣春雷：1920－30年代台灣農民組合運動」常設展揭幕致詞中，劉峰松館長還表示，農人沒有能力表示自己可憐無助的處境，只能仰賴知識份子，諸如教師、醫生及律師等等，加以文字聲援及行動領導。原職教師的簡吉先生，遺有一張拉小提琴的照片；前內政部長張博雅女士，在揭幕致詞中表示，她的公公是簡吉先生師範學校低一年班的學弟，她的婆婆曾說簡吉先生這張照片不是裝模作樣的，是確實有音樂修養的寫照。日據時代的中學教師，如果願意做天皇的順民，當然可能過著養尊處優的生活。但是，簡吉先生眼見自己的學生放學後還需下田工作，因為過度勞苦學習效果大打折扣，因此，苛責自己（教師）像是月俸盜賊；再看自己週遭的台灣同胞都是赤貧如洗的，對會社有貸款的的佃農更是窮困，每日的生計都難以維持，生活經常陷在悲慘之中。因此，他決定加入農民組合，為農民奮鬥，先後入獄兩次。
1950年4月，國民政府以簡吉先生「參與策動二二八事變」（1947）之名，加以逮捕，並在隔年3月7日，未通知家屬即予以槍決。簡明仁董事長，在「殖民地上的一陣春雷：1920－30年代台灣農民組合運動」常設展揭幕致詞中表示，他們的家庭生活為此長期蒙上陰影。『關於父親的一切，都是禁忌，母親從不提父親的種種….寡母的養育已讓我門兄弟較一般孩子辛苦，背負著自己完全沒有記憶的父親的黑名，更使我們多了一份遺憾』；這是，簡明仁董事長在〈為受難者寫史〉中，所寫的這種陰影下的感受。
簡吉先生，是日本帝國和國民政府的「禁忌」。「台灣農民組合的文獻，能夠在台灣文獻館常設展出，表示禁忌已消失」，按劉峰松館長這樣無論是個人或官方的說法，似是表示已經執政多年的民進黨政府，這一天才要開始接受這位台灣的先列前輩。身具歷史學者身分的教育部長杜正勝，在這項常設展的揭幕致詞中，對於什麼能算是「歷史」表示，有一種歷史的詮釋具有特定的意識形態，這會曲解歷史；有史料做基礎的才是歷史。這項常設展的揭幕致詞者還有一位政府官員：農委會副主委戴振耀。這位世代務農的農村子弟，表示自己曾經致力於台灣農民運動；表示台灣農民運動的前輩追求的是自由、民主、人權、快樂和幸福，他希望台灣農民能夠生活得自由、民主、人權、快樂和幸福。這位農委會的官員，這一天上午也曾參加「二林蔗農事件」紀念碑定樁儀式；而，這紀念活動的由來，正是表示台灣農民現在還是多麼的不快樂、不幸福。至於教育部長的什麼樣才能算是歷史的詮釋，參加這項常設展揭幕式現場中多有的相關台灣農民組合運動，或台灣文化協會，或1920-30年代各種運動的前輩的後代，一定深感困惑。「殖民地上的一陣春雷：1920－30年代台灣農民組合運動」常設展揭幕儀式的講台後方，懸有直式大型彩印帆布海報三幅，底欄皆有農民的身影，右幅書寫有「殖民地上的一陣春雷」大字的這面帆布海報上，畫有天地間的一閃雷電。我們必須肯定1920－30年代各種先覺先烈，無論他是民主主義、民族主義或是共產主義的信徒，他們愛台灣、愛同胞，為弱勢流淚\\\、流汗、流血甚至於犧牲生命，以向強權、特權抗爭，是殖民地上的一陣陣春雷和閃電；這種在反抗日本統治，在風起雲湧中奮起的各路人馬，正是民進黨以及其前身「黨外」的歷史基礎和思想源頭。
由於身為一位成功\的大企業家，簡明仁董事長在這些受難者的遺屬中得天獨厚，得以展現「基督山伯爵」式的歷史復仇。但是，我聽他的致詞，總覺得他對於自己尊翁後來具有的台共身分，似還是難以歷史定位之困惑。當知名作家楊逵（曾參加台灣農民組合），以反幹部派身分向幹部派簡吉做鬥爭時，他們各自遵循的思想綱領，正好可以檢視他們對於台灣前途的不同認同。楊逵一派的指導思想，按山川主義的綱領(山川均為日共創始人之一)，未來各殖民地只能取得自治；簡吉一派所相關的共產國際綱領，未來各殖民地都應該獨立。但是即使這樣寫，我也不認為這兩位社會運動者有需被評比誰比較愛台灣的問題。在1920－30年代的第三世界中或殖民地中，要為一位反抗強權的社會運動者的思想內容命名，是非常困難的。
台灣現行的《中國圖書分類法》從1876年初版以來，已贈訂再版多次，其中「社會學」大類中的「社會改革論」小類，洋名為Social Reform Movements（社會改革運動），這類目的定義寫為「此目收各項改革現在社會制度之學說及運動。廣義之社會主義也。或可稱為社會改革運動。派別甚多，包括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
更進一層來看這「社會改革論」名下的全部細目，有「社會政策」、「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各國共產主義」、「中國共產主義」、「共產國際」、「國際反共運動」、「國家．民主社會主義」、「共利主義」、「基督教社會主義」、「烏扥邦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這種圖書的分類法，正是知識的分類法。沒有誰能說這樣的知識分類法不是一種歷史史料，而這種史料似乎在在說明，只有這些主義中的思想及精神，才能促進社會改革。無論如何，在1920-30年代的第三世界和殖民地，現實確實如此。此外，台共也不曾執政；我們因此也就不能以特定的意識形態，去想像、詮釋、推論或扭曲這些台灣歷史上的社會運動者的歷史定位。
在1920-30年代的台灣，農民就是社會大眾；這樣的認識下，我們必須說「台灣農民組合」的前輩，是當代最具良知和良心的社會改革運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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